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孔小惠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韩文超
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2017年日本政府提出对接"一带一路"的"印太战略"，开展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构想。但拜登政府执政后美日矛盾缩小，根本上动摇了日本与中国开展"高政治领域"合作的意愿，对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推进极为不利。为克服这一难题，中日两国应加强第三方市场合作话语权建设；着力缓解海洋矛盾；依托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打造均衡、普惠的区域发展框架，与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相互促进；主动保障"经济优先"以及"东盟中心"地区秩序架构；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经济与政策保障。唯有如此，才能持续深入推进合作。
赵骏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国伟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小国与大国在国际法历史沿革和现实运转中的角色差异以及小国所面临的外生压力、内生需求和大国干预，驱动小国不断以国际法为杠杆挑战大国。国际法是小国所依赖的博弈资源，国际立法和国际司法是小国据以挑战大国的具体路径。无论是发生缘起还是博弈手段，小国挑战大国这类实力非对称主体之间的博弈都与实力对称主体之间的博弈方式存在区别。面对小国的挑战，大国需要在是否遵守国际法规则、是否平衡国际法权利义务、是否促进国际法治等层面予以识别和度量，并采取应对措施。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在抗疫的特殊时期，疫苗接种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公共卫生问题或者科学问题，而是充满了地缘政治摩擦加剧的时代投影。围绕中国疫苗的有效性、中国在搞“疫苗外交”等问题，国际上仍然充满各种“暗战”。在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看来，围绕中国疫苗的各种博弈，实际上是“疫苗战争”的一种延续。因此，中国在抗疫的同时，还要应对另一场“战争”——带有地缘政治色彩的“疫苗战争”。
金嬴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10年来，核污水处置问题始终是日本政府处理事故善后工作面临的首要挑战。2021年4月13日，日本政府单方面作出核污水排海决定。这种做法基于短视思维和功利主义，未正视核污水排海的潜在风险、未穷尽安全处置手段、未全面准确公开相关信息、未与国内外公众充分沟通，受到广泛的质疑和反对。日本应与周边国家及国际社会加强协调、密切协作，秉持科学严谨、审慎负责的态度，有效应对这一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林毅夫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中国未来还能不能维持快速发展？从新结构经济学来看，要把潜力变成现实，需要有好的政策思路。新结构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思路：只要把中国未来的比较优势继续利用好，并不断解决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和对外开放，继续建设好有效的市场，同时发挥政府的有为作用，把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完善跟上，中国一定会实现民族复兴。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思路，不仅中国有希望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任何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取得和中国一样的成功，这用传统的话来讲是实现“大同世界”，用现在的话来讲是构建“共享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尹继武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在中美间冲突及其升级过程中，中美围绕私有信息的外交沟通呈现出不同于理性主义和错误知觉理论的特性，即中国并非有意隐藏或歪曲自身的能力和决心，而是试图通过沟通、信号和冲突等方式向美国证明其可信性，但美国仍然低估中国的冲突能力和决心。既有研究并未系统剖析外交沟通中由低估认知偏差所引发的中美两国走向危机及危机升级的机制。系统分析和总结中美在走向危机的过程中所存在的对能力与决心的低估认知偏差及其冲突效应，改进理性主义和错误知觉理论关于私有信息引发冲突的逻辑，这对于避免中美双方的战略误判可带来一定的政策启发。
钱乘旦
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自地理大发现开始，世界逐渐连为一体，全球化成为趋势。20世纪末苏联解体终结了“二分世界”，特别是原先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之外的国家也开放市场，使美国主导下的全球经济结构一体化最终实现。然而，全球化带来生产效率提高的同时也酝酿了更大不公平，反全球化浪潮以各种形式涌现。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全球化可能会走向“区块化”。因此，全球化在新形势下会有新的变化，其本身不会消失，但形式会发生改变，以适应新的形势。
姚洋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当前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张力。从儒家学说出发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我们理应充分认识中国传统中的务实主义、个人与秩序相平衡、贤能主义以及德治等优秀成分，并与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文化的其他优秀成分对接，最终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和哲学理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以儒家政治为体，重构党的理论体系，是党完成中国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华文明吸收西方文明的关键一步。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回头看中国过去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历史，可以认为，改革开放就是当代中国发展所依赖的“初心”，是实现“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这一终极目标的正确道路。从改革和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谈不忘初心，就是不能忘记改革开放。过去四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显示，中国得以从一个贫穷落后的计划经济国家，发展为全球经济规模第二的经济大国，正是得益于坚持改革开放。在我们看来，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在追求“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路上前进了一大步，也使中国共产党创造出了新的成绩。
郭亮
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
在传统社会，由于家国一体与家国同构，维系家族内部的伦理和结构就是维系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和社会秩序。然而，近代以来，面对巨大的民族危机，国家却必须打破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结构，以社会成员的国族意识代替其家族意识，进而汲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并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随着家国关系由统一走向对立，国家能力实现了增长，但传统乡村以自治与德治为内容的治理模式也被彻底改变。在这种历史发展的基础之上，新时代的乡村治理需要妥善处理好国家能力增长与基层治理活力保持之间的平衡关系，探索基层自治、德治与法治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的实现形式和有效融合机制。
张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王喆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博士后
2018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逐渐复苏回暖。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人民币国际化正在逐渐进入新的发展周期。只要中国经济能够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中国金融市场继续增强广度、深度与流动性，中国能够避免系统性金融危机的爆发，那么到2030年至2035年，人民币有望在支付货币、交易货币、储备货币等维度全面超越英镑与日元，成长为仅次于美元与欧元的第三大国际货币。
肖立晟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九方智投首席经济学家
尤众元
九方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叶慧超
九方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近期，不断攀升的通胀数字引发了各方担忧。美国5月CPI同比上涨5%，核心CPI同比增长3.8%，中国5月PPI同比上涨9.0%，这三项重要指标均高于市场预期。虽然美联储明确指出本次通胀高企是短期现象，大众没有必要过分担忧，货币政策也不需要因通胀的短期走高而过快收紧，但是我们认为下半年全球和中国的通胀可能会随着国际油价和粮价上升而出现超预期上涨的风险。另一方面，根据我们的经济周期模型，美国的通胀高点将会在2022年7月出现，届时全球通胀会随美国通胀走低而迅速下降，通货膨胀不会形成长期风险。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中国经济成功复苏的核心支撑力量有三个支柱：第一个支柱是“超常规的一揽子宏观刺激政策”，这个政策不仅仅包括超常规的“特别国债”、“财政直达车”，还包括我们在“六稳”“六保”中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第二支柱是超预期的外资外贸上扬；第三支柱是房地产的持续向好。从复苏的三大核心支柱来看，不仅面临不稳定、不均衡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存在导致系统性变异的两大“灰犀牛”冲击，第一个“灰犀牛”冲击是中国外部环境在今年年底明年初面临的系统性巨大变异，第二个“灰犀牛”是经济分化中的地区金融风险恶化。
孙晋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传统的政府规制易产生阻碍市场公平竞争、制度成本高等规制外部性问题。正确处理市场自治与政府规制的关系，是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建设中政府规制变革的肯綮。奠基于可竞争市场理论的“后规制”，强调政府规制与市场竞争均是增进社会福利的工具，不是非此即彼的价值目标。“后规制”要求政府遵循公平竞争原则、确立竞争政策基础地位，不仅需要将市场竞争主体和规制机构纳入到政府规制中，而且规制过程本身亦应受到竞争机制的评价和约束，从而切实优化规制。
赵金旭
博士后，清华大学政治学系
傅承哲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孟天广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
一方面，数字政府应用能够促进公众获取疫情专业信息并抵制谣言传播，但这仅限于传统数字政府应用，商业平台数字政府应用并未发挥该作用。另一方面，疫情专业信息获取能够提升公众的政府信任（包括政府能力信任和政府信息信任）。研究证明，形式多样的数字政府应用已经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同时，又不能简单地认为技术治理必然伴随着善治，因为技术、个体、社会处于高度复杂而相互影响的关系网络中，未来需要通过系统而扎实的实证研究认识和把握其内在规律，方能趋利避害地促进技术治理健康发展。
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在未来一二十年，对经济增长而言，既存在不利因素，也存在有利因素。尽管我们相信，同过去四十年相比，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会有比较明显的下降，但很难判断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速度会下降到怎样的水平。基于当前情况，我认为中国应该采取更为扩张性的、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使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6%左右的水平。中国应该关注通货膨胀和杠杆率上升等问题，但不应该放弃保持尽可能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努力。总而言之，我们应该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