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傅梦孜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陈子楠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海洋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拜登政府在南海问题上对华战略竞争总基调不变，但具体手段上将转为构建"竞争为主调+合作"并存的双边关系、调整美军地区部署战略和战术、避免单打独斗、突出借力欧洲盟友实现对华"再平衡"。囿于错综复杂关系，美国南海政策的实施与结果将受到南海域内国家、域外大国和美国自身能力等因素制约。但作为一张牌，美国利用南海问题牵制中国的作用会进一步上升。
施展
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教授、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国际政治学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政治学是研究一群人如何能够自我组织起来共同地过一种正义的生活，这就分内外两个向度要研究。内部向度是，这群人内部究竟是什么样的结构，该如何组织才是更好的，这是通常的狭义政治学关注的内容；外部向度是，这群人究竟处在怎样的一种外部环境当中，这种环境是由哪些要素构成的，它们可能会怎样演化，外部环境和内部秩序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这是国际政治学要关注的内容。内外两个向度加起来，研究的才是完整的大政治学，这是非常严肃重大的问题。
罗必良
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教授
农业的经济增长，被视为既表达了农业产出水平的高低，也代表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水平。从人的生物天性及农业的生命逻辑来说，在人类生存问题解决之后，继续谋求农业的工业化及其经济效率，应该是与人性本质背道而驰的。为此，新的发展经济学应该构建起关于福祉与幸福的分析框架，农业的发展必须从经济功能转型为生态与社会功能导向。鉴于农业“生态品”的公共性与外部性，促进农业功能的市场化交易，交易的制度结构及其市场设计是需要予以关注的重要研究领域。
陈卫东
中国银行研究院院长
王有鑫
中国银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2020年，在全球经济受到疫情冲击的情况下，我国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2021年继续维持良好复苏势头。上述成绩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国制造业在全球具有的较强竞争力和较大韧性。目前，影响我国制造业基础和竞争力的比较优势在发生动态变化，一些国家提出产业布局的“中国+1”方案和西方主导的舆论导向可能推动产业链无序转移。为了维护和培育我国在产业链供应链方面的优势和竞争力，需要更加有利的政策环境。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东亚文化圈国家青年群体出现“躺平”的现象或趋势，实际上是所处社会环境压力下的必然结果，从长久来看，也可能将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对于中国来说，该充分吸取相关教训，尤其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塑造积极向上的群体文化仍必不可少，不应该放任青年人“躺平”。与此同时，如何让其看到“站起来”的希望，这是当前躺平思潮对于社会最大的启示。
张路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讲师
2008至2017年间，当城市隐性债务增加10%时，当地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平均下降8%，下一年企业专利申请总数平均下降7.6%。这说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同时“挤出”了企业的研发投入和产出。因为地方隐性债务的偿还压力会减少地方政府对企业研发的补贴，从而抑制企业的研发动机。同时，地方隐性债务通过挤出企业融资，尤其是长期负债，而对企业研发产生抑制作用。因此，如果城市短期内完全无法摆脱对隐性债务的依赖，则可能会持续“伤害”当地企业的创新能力。
徐奇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当前，我国工业企业经营状况不断改善，但仍面临两大挑战。现实挑战：原材料成本上涨引发工业企业的行业分化加剧，这影响到了工业部门复苏的平衡和可持续性。潜在挑战：随着欧美等国家的疫苗普及取得进展，全球市场的供求缺口将得到有效缓解，我国出口，以及疫情期间国内暂时活跃的进口替代生产，都将面临回调压力。当前我国出口占全球份额显著超出过去的历史最高水平，今年下半年或明年出口份额出现回落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我们需要稳住内需，从而对出口增速的回落提供缓冲，避免因为出口的波动而影响到国内经济稳定。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在中央配置建设用地指标时，需要充分利用市场信息。本质上来讲，现在出现的地价和房价的问题是空间错配问题，在配置建设用地指标时就需要盯住两个信息，一是人口流动的数量，二是房价。当一个地方是人口大量流入，并且房价相对于这个地方的收入水平比较高的时候，就应该加大建设用地指标的投放，加大土地供应和住房建设。而在地方层面，在既有体制框架内，如果不是彻底地放弃对于地方政府的考核，就只能修改地方政府考核目标，最为重要的是要形成一个对地方政府的综合考评体系。
陶文钊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在过去七十年中，中美关系有过两次重建。第一次是从1971年基辛格访华、1972年尼克松的破冰之旅到1979年中美建交。这次重建根本改变了 中美关系的性质，使之从敌对的关系变为正常国家关系。第二次重建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巨变，由于先前中美两国和解的战略基础消失，在两国关系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颠簸之后，两国重新认定了共同利益，成功地实现了 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和1998年6月克林顿总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重建了两国关系。现在要提出再次重建中美关系。
王辉
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一个世纪以来，中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中国人和美国人对彼此的态度和相互感知的影响。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之后，两国之间不再具备共同的战略纽带，相互之间缺乏了解并存在误解严重影响了中美关系的友好与稳定。”尽管认知总是因时、因人而异，从克林顿到小布什再到奥巴马，美国历任总统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各不相同，但也并非毫无规律可循。纵观冷战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判断与对华政策演变的轨迹，仍然可以发现其内在逻辑。
葛天任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邓海云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治理创新一直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情况下由地方财政支撑推动的。进入新发展阶段，经济增长趋缓导致旧的地方财政模式面临调整。因此，由地方财政支撑的社会治理创新面临可持续性挑战，社会治理需要寻找低成本、高收益的创新模式。基于对北京、上海、深圳社会治理创新的比较分析，深圳的社会治理创新内生动力最强，对政府财政资源的依赖程度最小，其经验在新发展格局下更值得其他城市借鉴。新发展阶段城市社会治理创新模式有其政治经济基础，探索持续创新之路应得到研究者和决策者重视。
曹锦清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自夏商以降，中国在东部季风区的基础上逐步扩展为一个完备的农业形态国家。而季风区与干旱区的交汇线，同时是民族融合、思想交流的碰撞线。同时，这条线也分割出两种不同的制度体系。在农耕区，自秦汉以来，我国逐渐建立起“郡县官僚”制度，它需要以农业生产剩余作为物质基础。在边疆地区，我国则以册立土司的分封制为主，由此便形成了“郡县”与“封建”并立的“一国两制”格局。历经秦、明、清三代的制度化努力，特别是清代“改土归流”的举措，“大一统”的格局持续深化，治理形式多元而统一。因此，“一国多制”是我国自古以来的治理经验。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后疫情时期，中国经济表现出了强劲的韧性，从去年开始有了强劲的复苏，给今年经济增长带来乐观的前景。不过，从目前国内外的变化来看，在下半年整体宏观经济将面临更为复杂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下半年金融防风险的压力和挑战将更为严重，对企业和政府部门而言，应避免盲目乐观的情绪，在战略上和发展布局上要有所调整，因为稳杠杆和调结构将是下半年政策调整和企业发展的主题。
杨良松
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副教授
姚姝姝
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曹明碧
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土地出让收入规模较大，地方财政对土地出让收入依赖度较高，且东中西部普遍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土地出让收入高度分权，市县级财政获得了绝大多数收入，市县级财政尤其是市级财政高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而中央和非直辖市的省级财政收入分成率与依赖度较低。土地出让收入的分布和分权意味着本次改革主要影响市县财政，一方面将有利于规范土地出让收入管理，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另一方面，改革对市县财政的可能冲击也不容忽视。
张晓晶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
新发展格局下，消费驱动将成为最重要的内容。由于短期内收入分配格局很难改变，以消费信贷支持消费驱动就是很自然的政策选项。但目前居民杠杆率上升的主要驱动因素是购房，任何增加消费信贷的努力大都会被购房所吸纳，凸显居民稳杠杆之难。特别要注意的是，在稳杠杆过程中，要看到居民、企业、政府杠杆之间的交叉和关联，因此要从系统观念、公平思维角度思考问题。这就需要政府更多承担起公共服务职能，通过提供更多住房保障和稳定房价来减轻居民加杠杆压力，以政府加杠杆来支持居民稳杠杆（甚至去杠杆）。
李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为适应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我们的金融改革与发展应当特别注重如下六大领域。第一，完善金融机构体系。第二，调整债务市场结构，提高债券融资的比重。第三，进一步完善股票市场，要特别强调注册制和有效的退出机制。第四，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要发展、积极推动非居民购买人民币定值的金融资产。第五，筑牢金融基础设施，它包括支付体系、法律环境、公司治理、会计准则、信用环境、反洗钱、金融监管、投资者保护制度等。第六，发展金融科技。金融科技作为创新，显然需要严格的产权保护，否则难以为继。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