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从当前的新冠疫情形势来分析，北京冬奥会有极大的概率面临东京奥运会同样的处境——将在新冠疫情之下举办。毫无疑问，如何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顺利地举办这场特殊的冬奥会，将是中国和北京面临的挑战。尤其要注意的是，政治化的阴影仍然笼罩着北京冬奥会，以美国为首的一部分西方国家政治家仍在跃跃欲试，试图以所谓人权问题、新疆问题来杯葛北京冬奥会，这无疑在生物病毒之外又增加了政治病毒。中国如何在种种不利条件下，顺利将北京冬奥会举办成体现奥林匹克精神、全球化精神的运动会，是未来中国和北京将要面临的挑战。
王广涛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
俞佳儒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
对冲战略包含非极端性、相反性和避险性。"双层对冲模型"将对冲分为总体性对冲和议题内对冲，而对冲的具体选择则取决于体系层次的对抗性和单位层次的身份匹配。2017 年以后日本对华政策进行了调整，日本在政治安全领域与中国身份较不匹配，因此强化了对华政策的对抗性;而在经济领域内与中国身份较为匹配，因此加强了对华关系的合作性。总的来说，日本对华总体性对冲的对冲性质更加明显。
袁东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
中国从2018年开始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这是国际通行规则，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基础，为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创造了基础条件，有利于充分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但在实践中，存在着诸多妨碍市场主体进入的隐性壁垒，即一些不在负面清单禁入的行业、领域和业务，由于前置条件多、变相审批、“准入难盈”等原因，市场主体仍无法进入。各种隐性准入壁垒的存在减弱了负面清单制度的实施效果，也影响了市场主体间的公平竞争，必须着力予以破除。
聂日明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流动儿童的流向选择和义务教育均衡政策之间存在空间的错配。在这个错配的过程中，如何摆放这些受人口流动影响的儿童，就成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议题。儿童的城市化离不开跨省人口的迁移。所以儿童的流动方向不应该被扭转，需要改变的是对流动儿童的教育政策，如何激励地方政府愿意主动增加对流动儿童的投入。建议：第一，鼓励民办，允许公办收费。激励地方政府吸纳流动儿童。第二，最关键的是适度地向地方、向基层分权，只有分权才能增加地方竞争，才会让地方政府降低人口流动的成本，地方政府才会有积极性去向流动人口提供公共服务。
王立铭
浙江大学教授
考虑到新冠长期化、流感化的前景，我们也许需要对“清零”这一目标进行微调。特别是考虑到国外疫情的走向难以预测，输入性感染、以及输入性感染引起的二次社区传播，风险将是长期存在、无法消除的。短期消灭疫情，需要的是万众一心、不计代价的战时思维；而长期管控疫情，同时维护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则需要的是科学决策指导下的常态化管理思维。常态化管理思维，需要更精细化的思考和决策，争取在防控疫情、保障人民健康，和维持社会正常秩序之间，取得平衡。
阿瑟·林德贝克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教授
瑞典模式在最近十年成为高度流动的状态。瑞典经济和社会政策最近数十年已形成的“规则不稳定”特征，由此变得更为明显。不过基本趋势表明，瑞典已再次成为较为“正常”的西欧国家，回到了1960年代中期和1970年代早期的激进实验开始前的状态。瑞典在1995年成为欧盟成员国，看起来也加速了这个变化。如果近期以来的经济和社会体制变化持续下去，本文所定义的“瑞典模式”将成为一个短暂的历史插曲，从196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早期，其生命期不超过三十年。
李冬新
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国际政治与经济系副教授
杨延龙
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国际政治与经济系讲师
半个多世纪以来,东亚合作以构建区域内多边合作框架机制来促进本地区和平与发展,以构建区域一体化为目标,谋求建立东亚共同体。进入21世纪后,东亚合作驱动力减弱,制约了东亚合作进程。2008年以来,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给全球化带来巨大冲击。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了全球化进程。新形势下,疫情将成为促进东亚区域合作的新驱动力,区域合作力度将大大增强。同时,东亚供应链面临结构性调整,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将成为现实需求。
徐忠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副秘书长
发达国家提出的碳边境调节机制，其收益必须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碳减排，否则不符合“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实际上是变相贸易保护主义，中国要有前瞻性的应对。如果发达国家从贸易保护主义出发，坚持执行碳边境调节机制等举措，中国应尽快扩大国内碳市场和碳定价的覆盖范围，并对出口至发达国家的商品征收一定水平的碳税，从而将这部分税收留在国内，用于支持中国的低碳发展。
杜德斌
华东师范大学世界地理与地缘战略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全球创新与发展研究院教授
可以预料，无论未来世界局势如何演变，全球战略资源集中于东半球特别是欧亚大陆的基本格局不会改变，欧亚大陆将始终是世界政治经济的中心舞台，将始终是世界大国博弈的主战场。过去几十年来，美国战略和军力设计充分体现了以世界地理结构为基础的逻辑特征，即防止欧亚大陆出现区域性霸权。参与欧亚大陆上的大国博弈将是中国走向崛起与复兴过程中必须经受的考验，今天的中国需要在战略上对美国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政策保持足够的定力、自信和韧性。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近两年，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带给人们的压力似乎比过去更大。从这些异常天气来看，全球气候变化正在加剧。这些越来越频繁发生在人们身边的异常气候现象，已经造成了非常现实的冲击，造成了大量的生命财产、工农业生产的损失。面对异常气候变化不断加剧的现实，全人类恐怕都必须迅速采取措施来紧急应对。否则，就真的来不及了！
王缉慈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
理想的集群内存在协同效应和集体效率，促进知识学习和技术创新。培育地方集群是提高国家竞争力以应对全球化挑战的重要政策措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下，对于中国尚未充分发展集群的地方，所面临的任务是培育创新集群（包括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集群、制造业集群和其他产业的集群），而不是继续打造低端道路的集群。对于已经发展的集群，其创新和升级的任务依然很艰巨。通过产业集聚、知识外溢和集体行动的区域治理，促进相关企业和机构紧密互动而加速创新，维系持久的国家竞争力。
彭文生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负责人
一代人才见到一次的供给冲击，叠加几十年难遇的外生货币投放，意味美国的通胀中枢水平显著上升，美国通胀在中期超预期是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面临的最大变数。中国未来几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化解债务问题，有序重组意味信用利差上行空间可控；无序出清则容易导致信用利差过度上行。重组的宏观大势可以总结为“紧信用、松货币、宽财政”，中国特色的准财政行为比如银行体系的金融让利和央行的数字人民币发展尤其值得关注。
冯永晟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周亚敏
中国社会科学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电力行业减排对于实现“双碳”目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以电力行业起步，既体现了电力减排的重要性，也给碳排放政策带来新的挑战。准确把握“双碳”目标下碳市场与电力市场建设的关系，需要理解为什么电力行业减排更适宜采用碳排放权交易，碳市场与电力市场之间具有何种经济关系，碳市场和电力市场建设又面临哪些挑战。理解这三个层面的基本问题，有助于科学把握“十四五”时期及今后一段时期内电力体制改革和生态文明体制建设的方向。
吴冠军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定义这个时代的关键词之一。以马斯克、霍金、盖茨为代表的业界领军人物提出了人工智能威胁论，其中尤以马斯克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论引爆了公共媒体。对于如何对待这些当代“乐戴分子”提出的人工智能威胁论，本文从竞速学、药学与政治哲学三重学术视角出发，做出了层层递进的批判性分析，并提出：人工智能并非代表一种更智慧的文明从“外部”整体性地挑战人类文明，其根本性的挑战，恰恰是从人类文明——人类既有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建制——“内部”刺出。而人工智能时代真正能够改变世界的实践，只能是哲学性的实践，亦即，每个个体（爱智者/哲人）投入自身智慧、对抗系统性愚蠢的贡献性实践。
徐灏龙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系博士生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近年来中国粮食生产出现的“高产量、高库存、高进口”现象，是由于农均耕地面积过小引起的规模经营不足。这背后，是户籍制度造成的城市化滞后以及针对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不平等。同时，政府大力补贴农业和农村，提高了农民向城市转移的机会成本，导致土地流转率不足，进一步阻碍规模经营。通过国际比较，我们认为规模化农场有利于提高农业竞争力，而小农经济现代化的成本较高。研究还发现，在世界范围内，农业劳动力转移适应农业产出比重下降的国家拥有更大的农均在（可）耕地，它对农均粮食净出口存在显著正效应。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近年来的一系列政策变化，从蚂蚁金融暂停上市引发的对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整治，对互联网消费平台的一系列反垄断调查，到对教育领域资本无序扩张的阻断，加上近几年来对于房地产行业调控政策的不断加码，这一系列监管都表明，这些被资本市场看好的，获得丰厚盈利的行业都面临政策上的压制。因为这些行业的畸形发展，这些部门的获利越来越依赖垄断行为或行业不平等地位，不仅增加企业和居民负担，也限制了对于科技创新和新兴领域的投入，已经超过传统产业的产能过剩等结构性问题，成为迟滞经济长期增长和结构调整的阻力。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