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张家栋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南亚研究中心主任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尤其是生产链条的国际化，各国都失去了对生产链条的全过程控制权，也因此失去了对战争资源的垄断权。这使得在科技、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的全面对抗式的冷战变得日益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战争，尤其是大国间战争，从冷战加代理人 战争模式，向多边疆战争的方向发展。多边疆战争具有多领域、多主体、多形态和多结果等特征。 大国间战争不再局限于一时、一地、一领域的得失，而是变成复杂互动、结果不一的多重、多样的战争型博弈。这要求各国在总体战略设计的前提下，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应对方式，对很多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战略体系都构成了挑战。
徐高
中银国际证券总裁助理兼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兼职教授
单从货币政策的逻辑来找此次降准的理由有些困难。但如果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配合的角度来看，降准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在今年上半年财政政策明显收紧，而经济增长动能又有所减弱的背景下，决策者有必要通过更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相比放松财政政策和限产政策，放松货币政策更加容易。货币政策虽然灵活，但它能解决的问题也有限。不宜将这次全面降准解读为货币全面宽松的开始，而更应该把它看成国内多项宏观政策系统调整的先导。这次降准显示，决策者更加重视经济增长的下行风险，并在采取措施加以控制。
黄国平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投融资研究中心主任
数字人民币发展的动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既有需求和供给方面的因素，也有金融监管和对冲私人货币无序发展方面的原因。数字人民币可以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和扩大金融普惠性，同时，有助于人民币突破物理和地域界限，提高人民币易获取性，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相较于美、欧等国央行数字货币，数字人民币具有政治和制度优势、先发与场景优势以及竞争与容错优势。但随着数字人民币影响力和穿透力不断扩大，其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国内外各种挑战和制约，需要妥善应对。
劳斯•施瓦布为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展望未来，我们应该记住，技术本身没有完全的好坏之分，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如何使用它。从政府到企业，再到整个社会，每一个利益相关者都负有各自的责任。事实上，即使企业家的出发点是好的，其公司的影响最终也有可能弊大于利。而且，尽管在自由市场上运营的创新型企业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但也离不开同样富有创新力且强大的政府这个最佳联盟——政府会始终把社会的最大利益放在首位。归根结底，对于创新及其推动者，我们除了拥抱和接受以外别无选择。但是，对于那些曾经名不见经传但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我们应当给予更多鼓励，使其保持初心，避免膨胀成为垄断者。
解楠楠
武汉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邢瑞磊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新冠病毒大流行以来，全球地缘政治竞争由双边贸易、区域安全向全球性、全领域方向发展，呈现出体系性特征。新冠肺炎疫情地缘政治化是“自上而下”结构路径和“自下而上”单元路径两类传导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后疫情时代，国际体系转型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增强，大国之间竞争与合作同步增长成为新常态，国家安全日益复杂化，区域经济和安全竞争加剧，国际安全治理重要性上升。为此，有必要探索开放性安全共同体理念和国际安全清单，以区域和国际组织为平台，构建国家、区域和国际三级联动全球治理体系。
钟正生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
张璐
平安证券资深宏观分析师
下半年中国货币政策仍应坚持“以我为主”，“抢跑”固然不必，是否跟随亦需再行观察。而聚焦中国经济的“短板”，维持足够程度的“托底”，应该成为“以我为主”的最主要考量之一。7月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适时运用降准等货币政策工具，进一步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支持，促进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此举可以说大超市场预期，但进一步彰显了我国货币政策出牌的稳定性和有效性。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在后疫情时期，在疫苗普及程度提高，发达国家开始大范围解除封锁之际，全球经济恢复的前景日益乐观。不过，与疫情期间克服经济下行有所不同，经济恢复的不平衡以及通胀压力的上升正在成为今年下半年，乃至明年或更长时期各国央行所要面对的新课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曾预期，通胀水平上升将是未来一个全球需要面对的长期现象。正是越来越显著的物价上涨，使得全球货币政策的转向趋势日益明显。
王念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国金融业开放水平总体不高，低于发达国家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经济体量和国际影响力不匹配。中国银行业和保险业开放的主要限制集中在外资准入和竞争壁垒方面，自然人流动、监管透明度和其他歧视性措施方面也存在一定程度的限制。同时，现有开放举措与国际制度标准还存在差距。主要表现是原则性、鼓励性的政策依然较多，政策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有待加强。这主要反映在各类开放平台的金融业开放上，大部分开放举措仍在国家政策法规体系范围内推动，一些举措仍停留在指导意见层面，对改革需求最迫切、最关键领域的创新突破不足。
张薇薇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次峰会是2019年后七国领导人首次面对面开会，亦是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的首次G7峰会。峰会前，拜登专门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称此访将展现新形势下“民主国家应对挑战和威胁的能力”，借G7峰会打造西方大联盟的意图昭然若揭。但拜登政府的如意算盘能否打响前景并不明朗。一方面，美国的盟友伙伴对“中国威胁”的认知与美国并不一致。另一方面，美国的盟友伙伴普遍对“美国能回来多久”这个问题抱有疑虑。
周金凯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决策与调整是一个复杂的博弈过程。中美经贸摩擦升级阶段，美国实施的“加征关税”“产业回归”和“WTO改革”等措施正是这一过程的具体体现。拜登执政后，受国内贸易政治氛围影响，中美经贸摩擦将向金融、科技、国际规则和制度层面延伸。为此，中国既要坚守经济安全底线,积极参与中美双边经贸谈判，又要优化投资环境，推动产业升级，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吸引力，并积极参与高水平的区域经贸合作，对标国际高标准规则进行制度改革创新，推动“后疫情时代”数字全球化的发展。
潘晓滨
天津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中国碳中和目标的提出，为碳捕获与封存技术（CCS）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前景。但当下中国针对CCS的专门立法仍然空白。与此同时，欧盟和美国对CCS技术纳入碳市场采取了不同的立法路径，在欧盟持谨慎态度并将CCS项目纳入碳市场配额补贴范围之时，美国则致力于通过直接立法建立CCS技术纳入碳市场的衔接规则，让其项目运营商直接参加碳市场交易获益。欧美国家的差异性立法启示中国在推进CCS项目纳入碳市场体系过程中应采取渐进性策略。
魏尚进
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访问教授，哥伦比亚大学终身讲席教授
美国通胀上升会对国际社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们需要关注的一大风险，就是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会有突然的动作：相比于目前美联储自己公布的相对温和的3.4%年通胀率预测，美国利率上升时间点可以更早、幅度可以更猛。目前比较温和的通胀率预测的前提是公众心里维持着一个“物价稳定锚”，也就是大多数美国家庭、企业和投资者依然相信，美联储既聪明又能干，总能够及时并适度地调整货币供应量，以防止通胀失控。但是，如果美联储总是未能将通胀保持在理想的2%目标附近，那么公众的“通胀锚”就是脆弱的。
程金华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中国法与社会研究院研究员
如何看待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的使用与保护，是当下法学研究与法律实践的最大热点与难点问题之一。近期，随着《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的公开发布，又形成了一股新的讨论热潮。随着讨论的日益深入，以及更多利益相关方的介入，不同的立场和观点日益浮现。虽然有些观点难免极端，但兼听则明，对于我国建设成熟、理性的个人信息法律制度，从长远上是有益的。《草案》说明中表明要确立一种“平衡的”法律制度框架。从字面意义上理解，估计大部分人都不会拒绝对个人信息进行平衡的法律治理。但是，何谓平衡的，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杨洁勉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
冷战结束以来，中俄美欧战略关系总体稳定，但又因内外环境变化而发生动态调整。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四方关系面临新的重要变化。中俄美欧战略互动位于历史的十字路口，四方在发展主题和命题、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时代思想意识等方面的互动具有重大而深刻的战略意义。中俄美欧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独主导当前和未来的国际关系和世界事务，但有可能在互动中实现更大的发展和获得更加主动的地位。国际社会不仅要反应式避免"新冷战"，更要主动地营造新的国际合作环境和建构新型国际关系。
阿维·戈德法布
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教授
凯瑟琳·塔克
MIT斯隆管理学院
翻译：谢一鸣
上海交大安泰经济经济管理学院
在多个领域，经济学家研究了数字技术是如何改变经济活动的。虽然这些论文往往有不同的观点，引用不同的文献，但一个核心主题是数字化降低了一些具体的经济成本。我们已经确定了五种这样的成本:搜寻、复制、运输、追踪和验证成本。这些主题帮助我们理解数字经济活动的本质，以及数字和非数字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仍然是关于每一种成本的突出变化。此外，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其他类别的成本也可能下降。
受访者：阎学通
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采访者：于潇清
现在大家越来越多地把中国目前的外交范式称为“平视外交”，我们提出了要平视世界。面对美国，我们想要在外交领域跟它平起平坐，这是非常明显的。所谓“平起平坐”带来的一个具体表现形式就是：你用什么样的政策对我，我就用什么样的政策对你。而说到中国外交范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或者说调整，我认为我们可能得根据中国政府的政策来理解当前中国外交官的个人发言。比如说此前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某个外交官的言论时说道“我们不评论外交官个人的言行”，这意思就是说中国外交官的个人言行并不代表国家政策。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