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很多人担心，以基建为核心的美国预算扩张，将增加数万亿美元的债务，这将使美国继续债台高筑。不过，安邦智库（ANBOUND）的创始人陈功认为，债务上涨对美国并非紧迫问题，真正有问题的是通胀。现在美国的通胀水平已经较高，美国劳工部8月1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5.4%，为2008年以来最大的单月同比升幅。美国1.2万亿美元基建计划加上3.5万亿美元的财政预算计划，如果一旦投入实施，将成为刺激美国经济的一项重大方案，不仅会推动美国经济恢复，而且还会加剧美国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
高奇琦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教授
张鹏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算法民粹与算法民主是数字时代下民主进程的一体两面。当技术使用失衡的时候，就会出现算法民粹事件，而对技术的正确应用则有助于推动算法民主。在数字时代下，我们需要运用技术的手段达到从算法民粹到算法民主的目的。对此，区块链恰好具备这样的潜能。区块链构建的是一种多中心架构的政治形态。区块链技术的相关特性可以使其能够很好地应对算法民粹主义给西方社会带来的新挑战，但作为一种治理技术与治理工具，区块链也不能替代政治本身。因此，我们应该时刻以审慎的态度对待技术的发展，进而让技术的使用达到“善智”的目的。
赵明昊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当拜登政府不断宣扬“美国回来了”的时候，美国却从阿富汗离开了。回来的是2001年12月被美国军队赶下台的塔利班政权，这一回，他们把美国扶持的政权一并赶出了首都喀布尔。塔利班是谁？塔利班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说是“恩恩怨怨”？不可一世的美国军队为什么难以打败和消灭塔利班？当阿富汗这个经瓦罕走廊与中国接壤的国家，再次迎来“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政治节点，这些问题值得做一些梳理。
卡梅伦·赫本
牛津大学史密斯企业与环境学院
尼古拉斯·斯特恩
伦敦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
谢春萍
伦敦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
迪米特里·曾格利斯
剑桥大学班尼特公共政策研究所
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持续放缓，中国当下强调新增长模式下的结构性改革，并将重点放在除物质资本以外的各类资本，以及创新和技术发展。因此，未来30~40 年里中国将再次转型，向高收入国家迈进，但转型的维度将不再集中于产出和收入，人民福祉、社会和环境质量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指标将成为焦点。一直以来，中国的关键转型和各项改革措施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巨大变动，下一阶段的改革措施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世界而言，都尤为重要。
戴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近年来，全球数字贸易快速发展，成为推动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构成部分。同时，为了应对数字经济对税收的挑战，经合组织（OECD）提出数字税双支柱方案， 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率先开征数字服务税。分析研究数字税对跨境数字贸易有何影响，不仅对我国参与相关国际税制改革有借鉴意义，而且对当前促进外贸新业态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为了避免因数字服务税单边行动而诱发较大贸易摩擦，我国应积极参与数字税方面的国际治理。
杜大伟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 • 桑顿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
黄益平
北大国发院金光讲席教授、副院长
姚洋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院长
中国正处于对外经济关系的拐点上。继续全面开放本国经济，开展贸易和投资协定磋商，这些都对中国具有深远意义。但成败主要取决于中国如何应对国内挑战。人口老龄化和城乡差距互为关联：加深融合有助于中国满足不断增长的老年人口的需求，防范本可以避免的城市劳动力人口急剧下降这一问题。金融改革与创新政策也互为关联。从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转向广泛扶持的创新产业，需要中国政府建立起一套更加多元化、更加富有竞争力的金融体系，不再一味给予国有企业政策倾斜。想要减少碳排放，同时又不影响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关键在于创新。
吴国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RCEP可以通过三条路径助推中国双循环发展格局。一是外贸和投资路径。RCEP的签署，将通过关税减让以及区域内经贸规则的统一，促进中国与RCEP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往来，进而提高国内的生产和社会福利水平。二是产业转型升级路径。RCEP的签署，能够促进中国相关产业更好地参与全球范围内的市场竞争和资源配置，巩固中国在区域和全球范围内产业链中的地位，推动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三是国内改革路径。RCEP的签署，将通过扩大开放倒逼国内深化改革。通过深化市场准入制度、营商环境、国有企业等相关方面的改革，更好地形成有利于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国内环境。
张车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赵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目前，历史所积累的和市场固有的收入分配矛盾不断化解，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了起来，城乡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逐步扩大的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成为经济健康发展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负面因素，“先富带动后富”的机制还不健全，力度还不够大。其中，功能性分配格局失衡是收入分配不合理的重要原因和源头，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整体偏低。未来，需要在初次分配中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让各类要素取得相应回报，并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客观来看，我们必须接受一种现实——新冠病毒将如同流感病毒一样与人类长期共存，而人类社会也将越来越适应新冠疫情。这是人类常态化抗疫的一个基本背景。在常态化抗疫时期，抗疫工作则面临重心转移，我们需要在评估疫情形势的基础上，平衡抗疫工作与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抗疫工作的重心要逐步从防止感染转向药物治疗。因为任何疫苗接种都有一定的安全性比例，这意味着，即使所有人群都接种了疫苗，总有一定数量的人群无法得到确定的疫苗保护。所以，有效的药物治疗是实现人类与病毒长期共存的前提！
李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穆睿彤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在过去几年中美战略竞争日趋紧绷之际，双方在贸易、投资、科技、人文、政治、安全等领域的关系均遭遇严重挫折。唯独两国金融关系在风雨飘摇之际出乎意料地保持了相对稳定，成为中美关系最后的“稳压器”。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过去一年多，中美金融关系先后面临“瑞幸咖啡事件”、美国制裁香港以及央企摘牌退市等多起事件的严峻考验，最近，“滴滴事件”又给中美金融关系投下了长长的阴影。中美金融关系能否继续在大国政治风暴中行稳致远，一时成为巨大问号。
程实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高欣弘
工银国际宏观经济分析师
中国身为旧有体系的挑战者，选择全面禁止私人稳定币，率先自研自建数字人民币来适应数字经济大时代的到来；而美国更偏向于将私人稳定币纳入原有监管范围，借助数字货币的渗透性延续美元霸权。以货币为基础，中美数字经济的未来也将呈现出不同形态：中国强调公私的“分工分层”，一步到位明确创新方向，确保公有部门主导下一代互联网基础领域的有序管理，为私人部门专注于应用创新创造充足条件；美国则注重公私的“竞争协同”，自然演化孕育创新机会，不严格区分基础领域与应用创新的公私分工。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颜嘉楠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如何处理社会秩序转型过程中的工农关系与城乡关系，关系到国家现代化的成败。朝向权利开放的社会秩序首先需要逐步降低经济增长对土地的依赖性，改变经济发展动能。未来的重点将仍是促进“以地谋发展”模式的转型，实行土地结构改革，坚持市场在土地要素配置中的作用。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土地增值收益增加带来新的土地利益公平分配问题。需要打通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乡村的土地资源利用才会有回报，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发展才能平衡。
潘家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大力推进碳中和的目标进程，对于实现国家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是能源服务，碳并非是必需品。化石能源是额外于气候系统的碳源，碳中和所需要的，就是要将额外于气候系统的化石能源碳清零。实现碳中和，依靠改进型的技术创新是不够的，一方面需要颠覆性的硬技术革命，以彻底取代并告别高碳的化石能源生产和消费，这是碳中和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还需要社会性的软技术变革，从而加速并保障碳中和的实现进程。
朱云汉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郑永年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
面对新崛起的大国例如中国或者印度，美国很难再像从前那样将自身的价值观，或者基于这些价值观之上的规则，通过强权强加给其他大国。实际上，很多非西方国家也没有否定西方的一整套价值，很多价值对它们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但西方无论是以殖民地主义还是帝国主义等传统方式来推进和建设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都已经不可能。实际上，无论对美国还是中国，任何单方面强行推行自己价值观和模式的行为注定不会成功。大国之间，学会民主，学会相处，一个和平共存和共同发展的世界并非不可能。这可能也是一个多元世界秩序的本质。
程炼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大型互联网平台伴随着金融科技的兴起给市场监管部门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要实现对于大型互联网平台的有效监管，不仅要求监管工具的改革与完善，还有赖于经济理论，尤其是产业组织理论的进步。从目前的情况看，政策与理论两个领域的进展都还没有达到应对挑战的要求。不过当前热议的双边市场、长尾客户、网络效应等诸多现象，在历史上都曾经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通讯成本的下降而以各种形式出现过，并最终被接纳为市场的常态。因此，我们应该对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市场自我完善的能力抱有充分的信心，同时在不断探索中找到政府与市场的正确位置。
李自国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所所长、副研究员
从“上海五国”到上合组织成立，这一进程本身就是一次扩员和质变。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加入使上合组织在地域和性质上再次蜕变。随着国际形势急剧变化，上合组织面临新的内外发展环境，也再一次面临战略性转变，从聚焦内部合作转向“内外兼修”，加强参与全球治理的发言权，遏制不断膨胀的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目前上合组织还处在印巴加入后的消化吸收期，但应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及时调整自我定位，形成近期、中期和远期的扩员方向和目标，既为地区稳定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更多实践探索。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