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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查道炯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大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教授

不论是中国疫苗进入世卫紧急使用清单,还是COVAX与两家中国疫苗企业达成供应实施安排,都是中国疫苗产业走向世界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对国家的外交而言,将疫苗等抗疫产品作为全球公共品的倡议逐步得到了落实。同时也要看到,在全球疫苗供应和实施方面,国际化程度较低的厂商和成熟厂商之间存在差距,中国的疫苗企业需要继续提高专业技术和售后服务能力。此外,国家医药和外交机制对接种的后续风险需要有充足认识并有效管理。

张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朱鹤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研究部

张佳佳

钟益

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原因与其他赶超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一致。一是中国在农业、工业和建筑业跨过了投资高峰期,中国相对前沿经济体的学习空间收窄且学习难度上升,劳动生产率提升放缓,这解释了中国劳动生产率减速的七成。二是经济活动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放缓,再加上经济活动从工业向服务业的转移,这解释了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速下行的三成。从日、韩、中国台湾和部分欧洲经济体的经验来看,中国经济的赶超进程没有脱轨。尽管中国经历了持续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目前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与日、韩、中国台湾和部分欧洲经济体在相似绝对收入/相对收入水平时期相比,仍处于类似水平。

滕建群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美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拜登政府重拾旧有思维模式,奉行大国战略竞争政策,难以获得成功。国际政治多极化使大国或者几个国家主宰世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经济全球化让世界产业链条紧密相接,断链等于阻绝发展;社会信息化让人类的交流随时进行,技术更新换代加快把世界变成地球村,美国修建“小院高墙”的技术垄断难以成行。放在这个大背景下看,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目标和能力是相互脱节的。

陈多旺

辽宁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重大改革特别授权由《立法法》第 13 条所设定,旨在为突破法律规定之改革试验提供正当性基础。但此权力在立法上欠缺专门的程序规制,实际行权中又超出实体规定所涵摄的范围。程序的交涉性特质能够约束重大改革特别授权的行权恣意,从而正当化其运作;程序内蕴反思机制,能够实现对改革试行规则的调适,从而优化其选择。只是程序功用的发挥以其具备相应的价值要素为前提,因此应围绕多元参与、多方合意、协商对等、主导中立、理性自治、反馈及时、适时终结、说明理由等价值要素对重大改革特别授权的行权程序进行设计。

孟庆国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数字政府建设是基于数据整合共享基础上的政府业务协同、组织运作、制度规则等治理体系的整体化和政府管理与服务范式创新实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数据的整合共享是关键,政务数据应用和治理模式创新进一步融合,从而推进政府的全面数字化转型。数据汇聚和平台建设,要强调集中统一;推进部门数据共享,要强调对于业务部门进行确权定责;在数据管理机构的建立上,要强调管运分离的体系建设;在支撑数据运营上,要建立市场和社会机制许可参与的机制。另外,还要进一步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规则,这样才能有序、规范地推进数字政府建设。

郭凯明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教授

余靖雯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

龚六堂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退休年龄较低时,延迟退休年龄将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增加人口和经济增长率。原因在于,此时隔代抚养程度较高,生育率也就较高,孩子数量高、质量低,此时教育投入就相对较低,于是教育投入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边际效应影响就很大,此时延迟退休年龄促进下一代人力资本的正向影响就会起到主导作用,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在退休年龄较高时,延迟退休年龄将阻碍人力资本积累,降低人口和经济增长率。

张鑫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副研究员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预测,未来15年,全球经济增长将呈现出以下三个趋势:一是全球经济增长稳中趋降;二是发达国家增速相对低迷,发展中国家有望保持较高增速;三是中国经济总量有望赶超美国。从理论推演和经验数据来看,经济增长与研发投入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随着全球增长格局的变化,全球研发投入的版图也会出现一定调整,进而会对全球创新分布产生重要影响。

谢恩·格林斯坦

哈佛商学院管理学教授

翻译:余江

互联网基础设施包含多个不同类型的设备:根服务器、光纤、宽带、网络交换机与路由器、内容分发网络、通信塔及其他。而互联网的“主干网”由庞大的数据线构成,尤其是连接各种网络与核心路由器以传输数据包的部分。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其他组成要件包括云设备以及谷歌或亚马逊等大企业内部安置的网络。深入了解互联网架构机制,可以帮助我们解答如下类型的问题:数据交换的定价与条件由哪些因素决定?改进基础设施的激励来自哪里?先进的数据基础设施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普及是否平衡?

封帅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

从人工智能技术参与政治活动开始,世界大体上将经历四个阶段的政治形态演变。经过低度智能化社会的过渡之后,世界政治体系将在中度智能化社会阶段逐步超越人类对于政治概念的认知。理性的人类社会在选择政治形态时需要以至高的人类精神为底线,因此,以无政府状态与人工智能技术深度结合为特征的技术极权主义模式将是系统演进中具有重大风险的歧路。在人工智能技术水平与人类社会的思想认知较为成熟之后,在算法封建主义与智能化世界政府两种情境之间能够形成较为稳定的世界政治形态。人工智能技术跃迁将会重新定义世界政治的范畴与内涵,推动我们所处的世界走向新的全球秩序。

喻国明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杨雅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陈雪娇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调查发现,目前还有相当大比例的居民接种意愿不够明确,种种“疑虑”影响着他们对于疫苗接种的行为决策。公众的认知偏差在很大程度上受国外疫苗负面报道影响,适度报道新冠疫情的负面信息有助于唤醒公众的风险感知,促进公众接种行为。而大部分网民对疫苗接种持正面态度,但行动意愿不够明确,“关键人”的行为示范、人们的心理预期以及参照群体形成的“第三人效果”的感知定势成为疫苗接种的社会动员中最为关键的“临门一脚”。

杨涛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从互联网金融到金融科技,“支付”是各方创新的共同着眼点,并成为新商业模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可称之为驱动金融功能变革的金融“新基建”。我国零售支付体系伴随着BigTech的成长而创新发展,建立在“旧支付+”之上的BigTech模式已经落幕,依托于我国的“巨国模型”特征、数字化转型驱动力、对外开放大势,仍然可以打造持续、健康、具有吸引力的升级版“新支付+”,使得BigTech在服务实体经济和遵从审慎监管的前提下守正创新,推动包括支付科技在内的金融科技要素,成为助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力量。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面对新冠疫情蔓延,世界大部分国家现在主要采取的措施是接种疫苗,而不是以强有力的行政措施来应对疫情,因此,疫苗的有效性对于全球抗疫成效以及经济社会生活的恢复尤为关键。由于新冠病毒很大可能将如同流感病毒一样与人类长期共存,新冠疫苗的长期有效性以及疫苗研发的应变能力,对未来的防疫至关重要。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冠病毒的变异,疫苗的有效性开始出现变化,这可能使得全球抗疫的努力和形势发生变化。

王绍增

华南农业大学教授

象伟宁

同济大学教授,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夏洛特分校教授

刘之欣

华南理工大学风景园林学博士研究生

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我国的强降雨强度及其连续时间均表现出了增加的特征,而且空间分布也发生了变化。因此,迫切需要在规划城市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和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时,考虑气候变化背景下我国不同区域城市强降雨强度及其持续时间的变化特征,以确保城市具有足够的排水能力,有效减少城市内涝灾害的发生。除了自然因素,城市建设中,忽视城市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也是造成城市在暴雨洪涝面前异常脆弱的重要原因。反思城市内涝问题,不能仅就城市谈城市,要把它放在区域(流域)尺度进行整体上思考:水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范剑勇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

叶菁文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不同区域与城市群在国内贸易大循环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研究发现,三大区域发挥的功能具有差异性,东部区域是国内贸易中心,中部区域对东部、西部区域的经济发展提供基础原材料支持,西部区域则更多肩负着国家战略使命(保障重要原材料供应)。城市群对于国内贸易总量、所处区域贸易总量贡献较大,是区域贸易背后的主要推手。同时,区域之间、城市群之间的贸易联系较弱。为此,应将城市群作为政策发力对象,着力提高城市群发展质量,优化贸易结构,提升国内大循环畅通水平。

郑秉文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

从中国目前退休制度的现状来看,延退主要涉及三个群体:50岁退休的女工人、55岁退休的女干部、60岁退休的男职工。其中,难度最大、提高年龄最长的是女工人这个群体。延迟退休年龄是社保制度改革的百年大计和社会稳定的百年大计,改革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应确保万无一失,否则,其负面影响将十分大。为此,结合发达国家实施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经验教训和具体做法,从策略上讲,按照“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等原则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魏尚进

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学术访问教授、哥伦比亚大学终身讲席教授

由于中国是一个高储蓄国家和资本净出口国,并不需要通过在美国上市来吸引更多的外资。不在美国上市,虽然在某些情况下,IPO公司的创始人和初始投资者的估值可能会有缩水,但这对整个国家来说并不是一个大的挑战。如果港交所继续改革上市制度,原则上可以让上市门槛与纽约完全持平。中国企业的股票从美国退市对美国的整体影响也不大。大多数美国的对冲基金、共同基金和富有的个人投资者仍然可以投资在中国香港地区甚至通过QFII或互联互通投资中国内地上市的公司。所以,如果两国政府都不认为中国企业在美上市对本国有那么重要,那么它们退市的可能性将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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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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