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王丹
恒生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最近，针对外企和外籍人士的优惠政策有所减弱，使得外资对中国的开放前景产生担忧。而且中国对新冠疫情的防控一直没有放松，入境隔离政策不变，增加了外籍员工难与家人团聚的难度。另外，这两年密集出台的监管措施也加重了外资的担忧，如何解读政策成了最大的挑战，从而影响到外资如何看待中国市场和计划长期投资。但是，我们认为近期的外籍员工流失是暂时的，未来国际人才流入仍将高速增长，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决定的。数据显示，疫情后外资没有离开中国。中国开放国内市场的政策也没有转向。
凌胜利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外交学院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雒景瑜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国际关系专业 2019 级硕士研究生
为了加强美国在 5G 通信、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半导体产业、空间技术、清洁能源与生物技术等新兴技术领域的优势，拜登政府试图通过联合盟国与伙伴构建“技术联盟”。该举措的目的在于谋求保持领先的技术优势以维持其霸权地位、通过高科技封锁来遏制中国发展和通过“技术联盟”修复并强化联盟关系。拜登政府的“技术联盟”以技术遏制为核心、以传统盟友关系为基础，在新兴技术领域的贸易、研发和规则制定等方面形成不同程度的合作。为此美国不仅在国内加大了对新兴技术领域的资金、立法和技术支持，还联合盟国与伙伴加强新兴技术协调，试图编织对华技术遏制的网络。
宋伟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
对于“修昔底德陷阱”的具体解释，艾利森认为，这与主导国或崛起国的动机无关，而是来自对于国际秩序领导地位的竞争所产生的结构性压力，“这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和斯巴达之间，也发生在一个世纪前的德国和英国之间，更是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美国和苏联之间，几乎导致了二者之间的战争”。主导国和崛起国出现利益冲突和战略竞争并不少见，但容易引起争议的概念是“陷阱”：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真的是由于某个“陷阱”吗？
受访者：刘尚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采访者：腾讯财经
共同富裕既有“做大蛋糕”，也有分蛋糕“；既有效率问题，也有公平问题。分蛋糕不能影响“分配预期”，不能淡化努力、贡献与分配预期之间的关联性。破除长期城乡分治带来的二元结构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本途径，首要的是破除农民与市民、编制内与编制外、工人与干部等阻碍纵向流动的社会身份体制。把共同富裕片面地理解为就是三次分配是不对的，包括了三次分配，但不限于三次分配，关键是社会道德水准的提升和社会自组织能力的增强，社会的内在动力是首位的，相关的法律、政策要为此提供空间和条件。
刘世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进入共同富裕的第二阶段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战略和政策的核心是促进机会均等，着力提升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人力资本差距，以增效带动增长的方式缩小收入差距。如果能够创造一个人力资本公平发展的社会环境，人们的积极性、创造力普遍而充分地发挥出来，公平和效率就可以互为因果，在提升社会公平的同时促进经济增长。依照这种思路，下一步实施中等收入群体倍增战略，应以提升进城农民工人力资本为重点，采取多方面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政策措施，力争在不长时间内取得明显成效。
彭錞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引发舆情的天价政府信息公开收费并不只是一个舆情问题，更是一个法律问题。政府信息公开既不是“免费午餐”，也不是“鸿门宴”，关键看如何精细分类、准确适法。公权部门做事无愧于民，当然不怕舆情；但要做到无愧于民，首先就要无愧于法——于法有亏当及早纠正，而不是靠应对舆情问题来解决法律问题。
王灿
孙若水
张九天
碳中和的实现需要深刻的技术体系和社会经济系统变革，主要涉及零碳电力系统、低碳甚至零碳终端用能技术和负排放技术。碳中和目标的达成也依赖于各个部门的路径选择，特别是碳排放量大且脱碳难度高的电力、工业、交通、建筑四大部门。同时，碳中和目标将对中国的经济产业体系、资源产业布局、技术创新体系、整体生态环境等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未来面向碳中和的政策体系需要充分考虑环境、技术、经济和社会影响，明确碳达峰与碳中和的关系，识别真正气候友好的清洁技术创新，将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布局之中。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中国下一步货币政策调整将处于矛盾之中。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加大，部分机构预期，明年中国经济增速有可能全年“破5”——明年四个季度的经济增速都在4%-5%之间。经济下行压力要求货币政策不要收紧，“跨周期调节”要求政策上保证经济增长平滑过渡。与此同时，中国逐渐增加的通胀压力，以及美国实行紧缩政策（Taper或者加息）吸引资金外流的压力，又要求中国的货币政策不能放松。这两种压力可能会加大中国宏观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调节难度。
王敬波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副校长
我国“放管服”改革与法治政府建设都是在国家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在市场经济催动下形成的必然结果。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要和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紧密融合，同频共振。通过健全政府职能体系、依法行政制度体系、创新监管体系，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固化“放管服”改革成果，将优化营商环境的改革目标有机融入法律制度，加快政府诚信建设，在法治轨道上构建“亲清”的政商关系。
郑永年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在中美关系上，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当两国有对抗和冲突的时候，不要太悲观，不要认为我们可能会回到美苏那样的大国关系中，要记住中美之间还有合作的空间。当中美关系出现稳定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太乐观或者被迷惑。当前中美关系进入新常态，我们也要用符合新常态的眼光来认识这个问题。一方面，我们要保持和美国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反恐等方面的合作。另一方面，我们不要害怕和美国的竞争，要建立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加大对科技研发的投入。
王嫄
西泽研究院研究员
本轮国际税制改革的快速推进与以下三个方面密切相关：1、通过向市场国分配更多的征税权和剩余利润，解决经济数字化带来的税收挑战；2、打击跨国企业逃税（明确了15%的全球最低税率），为各国的税收竞争划定底线；3、丰富财政资源，缓解财政赤字压力。美国税收基金会研究表明，一套结构良好并兼具中立性和竞争性的税收体系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具备优势：1、更易于纳税人遵守；2、促进一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投资；3、利于政府优先事项的增收；4、成为国际税收改革下的受益方。
主持：钟伟
《中国外汇》副主编
嘉宾：管清友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
钟正生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全球通胀大落大起。自2020年下半年起，大宗商品价格开始攀升，进入2021年更是一发不可收。人们对通胀的成因议论纷纷，将其归咎于以美元为代表的全球流动性泛滥者有之；将其归咎于产能端未能同步跟随需求端复苏者有之；将其归咎于市场炒作甚至操纵者有之。目前，煤炭、天然气等传统能源价格居高不下，黑色有色金属仍坚挺，甚至农产品等也有加入涨价行列之势。一些经济体既遭遇通胀之苦，又可能叠加经济寒冬之苦。全球通胀怎么了？何时出现通胀拐点？
刘继同
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系教授
在开放、多元、高风险的现代社会处境和新发展阶段，原来传统、狭义、非专业、以少数孤残儿童和福利机构养育为主的民政型儿童福利服务体系，既不适应新发展阶段和新发展格局的国家目标，也难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尽快实现由传统儿童福利制度向中国现代儿童福利制度的战略转型与结构升级刻不容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福利制度，主体是中国现代儿童福利和家庭福利制度建设，已非传统的“内政问题和社会问题”，而是重大的“全球福利外交问题”，是最为重要和最为优先的“国家政治问题”。
方兴东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求是特聘教授
拜登政府上台后改弦更张，改变了特朗普政府的很多做法。然而，变动最小的可能就是对华科技政策。美国政府对华科技政策的本质就是不甘于在一些领域被中国超越，试图通过策动自上而下的政治力量，干预自下而上的技术与市场力量，扰乱既有的技术与市场进程。 中国应确定积极防御战略，立足自我，完善顶层设计，强化技术创新和开放战略，顺应技术演进逻辑和市场开放趋势，适应科技博弈的新常态，因势利导，解决中国科技发展长期存在的关键问题；更要立足长远，为全球科技产业基础性的公共物品作出重要贡献。
徐林
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年后，中国获得了成功，但成功后也面临新的挑战。当前国际经贸体系正在进行艰难的重构和改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需要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其中，更深入地融入其中，为我国企业的全球化经营和资源配置创造可预期和有制度保障的国际环境。但这要通过广泛深入的谈判磋商消除障碍和分歧，更需要通过国内的结构性改革达到相应标准并迈过门槛。这可能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更复杂、更艰难，因而需要用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战略魄力加以推动，以更专业精细的谈判策略和政策制度改革加以落实。
杨伟民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新发展阶段的奋斗目标是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其中的核心目标是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现这一目标，到2035年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应该比2020年翻一番。要翻一番，今后15年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年均就需要增长4.73%。我国市场空间广阔、产业门类齐全、劳动力充裕、储蓄率高、制度优势明显，有条件实现年均4.73%的增长，但要把潜在增长变成现实，需要做出一些改变，最主要的就是改变旧发展格局。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