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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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奇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世界经济室副主任、教授
晓敏
尽管WTO面临着多重挑战，但如果没有出现比WTO更好的平台，那么WTO不仅不能可有可无，而且将会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在推动WTO改革方面需要清晰定位，促使自身在WTO改革过程中能够切实发挥更加积极的建设性作用。要深入研究全球经贸发展规律及演变趋势，进一步明确推动WTO改革创新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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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顺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谈到儒学未来发展的愿景，必须反复强调：中国社会所面对的远不是所谓“后现代状况”，而是“走向现代性”的问题。“走向现代性”是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决定的，所谓“社会转型”不外乎由前现代社会转向现代性社会。因此，儒学要避免被时代所抛弃的命运，就必须接受现代文明价值；为此，儒学自身首先需要现代转型，即实现儒学现代化，成为某种“世界儒学”[14]、或者“人类儒学”，而非某某主义的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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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耀
全球化智库主任
当前中美经贸争端进入了一个僵局，但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全球经济的福祉角度出发，中美两国都应该也有机会找到一个理性办法来处理当前的问题。通过回到谈判沟通中来，守信用，尊重彼此好几轮谈判的成果和共识，不反复无常，对彼此原则进行确认尽快开展交流，以期在G20峰会中美领导人会晤前能达成一个不再升级关税，利用更多的接触来共同降低和解决目前中美贸易摩擦安排是一个比较可行的解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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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帆
北大汇丰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熵一资本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并未出现根本的改变，下行压力依然存在。如果政府希望将经济增速继续保持在6.5%的较高目标，那么，一种选择就是再次启动传统的“强刺激”政策，但这一“强刺激”政策的副作用已经多次显现。另一种选择则是及时推出“强改革”措施：启动国有企业改革；开放能够切实改善民生、提升人民“获得感”的服务业，如医疗、教育、养老、通信等；以更为市场化的方式推进城市化和环境保护；实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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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
甘源
恒大研究院
2018年10月7日央行宣布年内第四次降准。本次降准的宣告时间在国庆长假最后一天，提振市场预期的意图明显；宣告与实施间隔与4月定向降准相同，均为8天，低于1月的117天和7月的11天，说明货币当局对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担忧，提前做好预调微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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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金融学教授、上海财经大学青岛财富管理研究院院长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总体稳定，但是由于存在较多外部不确定性因素，也给我国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工作造成一定的难度。可能引起我国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我国现有的金融结构容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二是我国的金融监管部门经验不足容易导致出现监管缺位或监管过度。三是由于在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和法制建设方面的工作存在差距，我国金融消费者的预期不确定性较大，容易导致心理恐慌型的金融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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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曙松
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朱元倩
亚洲金融合作协会智库部副研究员
货币政策的目标及其与金融监管的协调问题始终是货币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也始终困扰着央行和金融监管部门的边界划分和政策制定。在中国当前分业监管模式下，央行和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更是影响到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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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程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当前的移民搬迁扶贫政策应致力于自然灾害地区农村，不宜让普通村庄的个别贫困户享受这一政策，这不但会引起村民心理失衡，也可能诱发贫困户集聚的负面效应。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应更多投向村庄的道路、饮水、公共空间、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以使乡村居民的生活得到切实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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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中速增长阶段，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高速到中速，是从速度角度看的。在增长阶段转变的过程中，不仅速度在改变，结构、动力、制度、政策等也都在相应改变，系统性地进入一种新的状态。我们当下只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还不能说已经进入这个阶段。转变本身就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挑战。中国能否成功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并持续推进，最重要的是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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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实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
钱智俊
工银国际高级经济学家
本次定向降准的时机与方式，清晰确证了当前中国经济政策的三重核心逻辑。第一，“货币匹配经济”是货币政策的根本思路。第二，经济基本面是汇率稳定的关键基础。第三，“稳预期”是应对内外部压力的政策重心，央行的“稳杠杆+严监管”组合仍会延续，但是有望在执行范围、力度、节奏上适时适度地放松。有鉴于此，下一次定向降准将大概率发生在2019年第一季度。随着“稳预期”措施渐次生效，中国经济增长底线和金融系统稳定性有望得到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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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罗奇
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
美中贸易冲突将以和平解决的方式收场，还是双方最终会惨烈地分手？人类行为的教训也许能为我们提供答案。两国都必须集中精力，从内部重建本国经济实力，而不是用责备、蔑视和不信任来回应对方。这就要求双方不仅在贸易方面，而且要在两国所采取的核心经济战略方面作出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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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本次降准的宏观背景，是实体经济增速的进一步放缓。金融背景，是中小企业融资难度依然较大。本次央行降准反映的另一个问题，是央行并不认为短期内通胀会成为重大威胁。本次央行能够降准的另一个背景，是房地产市场已经得到基本控制。预计央行在今年年内继续降准的概率较小，下一次降准可能会放到明年年初春节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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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俊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改革3.0应满足如下三个层次的要求：一是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二是建立好的市场经济，即法制完备、规范透明、竞争有序、运转高效的市场经济，能够有效引导资源优化配置、不断提高经济效益；三是有效发挥政府职能，实现“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合力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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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法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现行殡葬管理条例的诸多乱象，病根在于误把公序良俗当陋俗，这是一种不幸的我执，也是对于民族文明传统的严重误读。此种误读使得这样一部关系到每个人终身大事的法规，不但毫无人文关怀可言，而且走到了人道价值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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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唐皇凤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访者:樊盛涛
虽然城市新失业群体的政治心态相较于社会一般水平稍显激进，但并没有呈现出对现有体制高度不信任的状态。他们尽管对社会有很高的公平正义期望，但仍然认为经过自己的主观努力，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自身的命运，这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稳定坚实的心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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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明昊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过去两年来，特朗普的施政已展现出一定程度的连贯性，在美国国内民粹主义社会思潮的加持下，努力突破“建制派”力量的束缚，积极打造能够落实“美国优先”理念的执政团队，在推进大规模税改、加大移民限制、减少贸易逆差、增强军力建设等方面逐步实现其竞选承诺。未来数年，即便特朗普可能遭遇某些政治突变而下台，但他的政策也将给美国和世界带来深刻影响。即便人们多对言语偏激、行事乖张的特朗普嗤之以鼻，但“特朗普主义”却值得认真对待。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