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黄益平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如果我们真的认为民营企业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很重要，要让民营企业实现公平竞争，我们就不能简单地说，一方面要支持国有企业，一方面要支持民营企业，而应该大张旗鼓地说，政策要向民营企业倾斜。因为它的起点就低，给其提供一些倾斜、特定的支持才能让民企公平竞争。关键不是明天能不能真正实现公平竞争，而是明天对民营企业的歧视能不能比今天稍微少一点。
赵修义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上海市哲学学会顾问
经验证明，出错不可免，问题是纠错能力强不强。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个优点，但前提是决策要对。决策错，又集中，那错误也大，且纠错比较困难。所以，我们不仅要承认认识是可错的，而且需要在构建纠错机制上多下功夫，才能使我们的认识和实践少走弯路。
陈志文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长期从事教育治理,教育+互联网研究
中国教育在近几十年的前进与改革中，存在一个明显的误区：对学生过度强调了所谓的尊重、自由，过度讲了天性、个性等，缺了基本规矩，多了娇纵。在中国，体罚已经被我们描绘为最野蛮落后的教育方式被完全禁止。但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实际上是与其社会发展水平以及文化、社会制度关联的，不是独立存在的，同时，也是有着复杂的体系共同维系的，更是有前提条件的。
孙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世界经济》编辑部主任
尽管反对和质疑之声始终伴随着这一轮全球化浪潮，英国脱欧，特别是特朗普执政后的一系列政策使得人们不能再无视逆全球化的动向。它不仅是两个世界主要国家投票的结果，而且正在变成越来越具体的政府行为。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逆全球化可能是对过去20多年来全球化高速扩张后向常态回归的一个过程，至少经济全球化水平不会发生大的逆转。实现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要通过全球化来治理全球化。
傅莹
中国社科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首席专家、清华大学兼职教授、外交部前副部长
任何战略的成败都不能脱离战略演进所处的时代背景，成功的战略构建更是要基于对时代潮流的准确判断。冷战的终结打破了世界被集团隔绝的状况，给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更大空间，而各国希冀和平、追求发展构成后冷战时期的基本潮流。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顺应了和平与发展的潮流。当前，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符合时代潮流和人类发展方向，是对我们的国际言论和行为的根本指导。
张斌
经济学博士,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从长期来看，去杠杆是个左右摇摆的两难问题，不值得过度的关注。只有有效地改善服务业供给，才能最终解决结构不平衡的问题，才能真正解决杠杆率和经济增长的两难选择问题。改善服务业供给需要改革，改革的重点内容是开放服务业和要素市场，涉及到对现有政府职能、各种管制政策以及事业单位的重大调整。考虑到对服务业的改革异常艰难，需要突出重点改革领域，一届政府做好一到两个重点领域的服务业改革就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徐高
光大证资管首席经济学家、北大国发院兼职研究员
在恰逢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候，过去非常清晰的发展目标正在变得模糊，基层试错空间也在减小，对未来的信心以及破除困难的斗志都在减弱。这些因素正在侵蚀改革的基础。此时理应重拾“发展是硬道理”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成功精髓，重新强调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实事求是精神。只有这样才是对改革开放40年的最好纪念，从而开启未来40年的辉煌。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房地产问题并非房地产本身所引起，而是中国的城市化模式所致。因此，通过管控房地产（例如限购）已经不足以实现房地产和实体经济的平衡，更不足以促成社会均衡的进步。现在解决问题的思路仍然是房地产本身，而没有把房地产置于城市化模式中来考量，因此所出台的举措远远不够。
余智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
中国国企改革，最终还是要走产权改革的道路。但基于意识形态的限制，现阶段对“关系国计民生与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的存量国企实行直接民营化的可能性较小。应着眼于扩大增量改革的范围，让民企自由进入这些行业，与国企自由竞争，不人为设立各种限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竞争中性”原则。
李晨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一战的军事经验与教训对二十一世纪初期的国际战略格局仍有启示。一是一战使世界意识到在经济、社会和科技变革影响下，大国战争的风险和代价难以承受，二战的经验和核时代的来临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认知。二是战略规划与实施在和平与战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时有着巨大的差别。军事竞争和军备竞赛难以解决安全问题，在决策过程中必须得到有效管控。三是军事体系需要保持不同层级的适应和创新能力，应对战略环境和技术变革的挑战。
王健
国家行政学院政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王立鹏
中国电建国际中东北非区域总部综合处副处长
改革开放40年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理论，持续地演进和发展，大体经历了六个阶段：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每个阶段的理论都源于中国的发展实际。这些不断升华的理论，不仅引领和推进了经济体制改革，而且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陶文钊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研究员,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会长
特朗普政府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挑起的贸易摩擦表明美国对华政策正在经历中美建交四十年来最深刻的调整，但如果说中美关系已经发生质变则为时尚早。中美关系涉及范围非常广泛，各种交流仍在继续进行。中美经济在全球化进程中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关系，脱钩是不现实的。冷战的两大特点是意识形态对立和集团对抗，中美关系没有表现出这两个鲜明特点，冷战不是中美关系的选项。在中美之间博弈和竞争常态化的情况下，缓和摩擦，管控竞争，争取中美关系的大体稳定仍然是有可能的。
刘昕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国发院研究员
当前一些群众的不满意或批评，与一些政府部门工作确实存在问题有关。但也要客观分析群众对政府工作或政府部门的不满意是否合理，有些群众不满意的事情未必都应该归咎于政府或政府工作人员。与此同时，作为公共服务提供方代表的各级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也在叫苦叫累。基层干部“忙断腿”、群众却不领情的困境亟待破解。
陆芃樵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
2018年11月11日，来自60个国家的领导人和30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巴黎，参加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起的第一届巴黎和平论坛。论坛力求“为当今跨国界挑战寻求解决方案”，将集中展示和讨论从全球范围内近900份申请中遴选出的119个国际治理方案或倡议。但在中美最高领导人都缺席的情况下，这次雄心勃勃的论坛背后实质上充满了世界权力格局改变后力有不逮的欧洲的无奈。
陈相秒
中国南海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对越南而言，面对中国的挑战，除了通过东盟渠道联合南海地区其他小国之外，采取依靠地区另一大国——美国的“联盟策略”来抵消与中国的实力不对称劣势便成为重要选项。而对于美国而言，中国在南海的一系列举措已经对现有地区权力格局构成挑战。美国恰巧可以利用越南作为消耗中国战略资源、分散中国精力、堵截中国向南海之外地区延伸力量的“马前卒”。
林重庚
英国籍,曾任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首任首席代表、中国首家中外合资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任总裁
在中国过去40年的改革过程中，国外新的经济思想、发展理念、国际经验和教训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为了全面建成经济更加发展、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乘势而上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国正在继续深化改革。在这一过程中，依然有很多国际经验和教训值得中国学习和汲取。同样，也有许多国家能从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中学到经验。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及其经验教训已经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思想的重要元素。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