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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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建淼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教授
我国1997年刑法的最大变化，就是取消了“反革命罪”，另设“危害国家安全罪”，反映出我国刑罚观念的变化与调整。“反革命罪”以惩治反革命罪犯为目的，重在以思想与政治倾向等主观因素归罪。“反革命罪”的取消，不仅是法律条文的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法治理念问题。标志着中国刑法实现了从“政治刑罚”到“法律刑罚”的转变，中国的法律开始向“泛政治化”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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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显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哲学博士,历任吉林大学法学院院长,吉林大学副校长、党委书记,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也是中国厉行法治40年。回顾40年法治历程、分析40年法治轨迹、总结40年法治经验并进行理论概括，对于保持法治定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实现法治强国的伟大目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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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
中央党校政法部经济法室主任,教授
当前，实现黑名单制度的高度法治化，既是党和国家的政治倡导和政治要求，也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因此，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部门在制定黑名单时，都必须要遵循党和国家政策的基本要求，遵循现代法治原则，注重将相关政策转化为具体立法，确定相应的立法规范。制定黑名单过程中的违法失范行为，既是对党和国家政策的违背，更是对法治秩序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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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公义
中国行为法学会研究部主任、司法部研究室原主任
建议建立“再再审”制度，凡有关组织或公民个人认为有关判决仍然存在司法不公，或其判决将严重影响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稳定，造成很大社会经济负面效应，任何组织或者公民个人都可以向当地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申请，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决定，启动人大监督程序，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再再审”此案，寻求最后的司法救济。最高人民法院接到全国人大再再审的通知后，应当启动再再审程序，并且一审终局，不得再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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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育川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世行前驻华大使
译:武守哲
我对中美贸易战的思考并不是基于什么技术层面的投资、贸易等等，这些都可以相对轻易地被解决掉，而是二者的经济模式朝着不同的方向在发展，并无趋同的可能。中国决策者们可以从改变普通美国人对中国的固有印象层面上发力，同时中国必须要认识到，解决中美贸易战需要转换思路，把重点从美国移到欧洲，如何在中欧之间达成更多共识破掉中美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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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志攀
北京大学教授、原常务副校长
互联网的思维前身就是工业时代的思维，已经延续了300年。工业时代的思维核心是流水线，它的环节、指令、传递、执行、效果、反馈、改进都有非常完善的思维模式。互联网思维会颠覆工业时代思维，它关注的并非流水线，而是消费背后的人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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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实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
钱智俊
工银国际高级经济学家
2019年，受制于全球复苏的踟蹰和危机回潮的冲击，发达市场的复苏动力有望盛极而衰，渐次劣化。以美、欧、日为主导， 2019年发达市场有望呈现出经济增速降档、通胀步伐渐缓、风险中枢上升和政策趋于谨慎的鲜明特征。受此影响，发达市场的资产表现有望转向。欧洲股市恐将延续低迷，美股则有望告别长牛，进入一段反复振荡的调整期。美元指数预计将渐次转入下行通道，日元、黄金等非美元避险资产有望具备较大的升值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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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明高
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从现在到明年的政策走向，取决于两方面的平衡：一是周期性政策与结构性政策的平衡，二是政策执行难易程度之间的权衡。从政策方向来看，我们预期结构性政策优先，以结构性改革措施解决结构性问题；以周期性政策为辅，周期性政策的出台是为结构性政策赢得时间、打开空间。从政策执行的难易程度看，周期性政策不涉及结构性调整，相对容易推出，而结构性政策牵涉利益调整，难度不低。因此，走困难的路，经济短期下行，但长期向好。走容易的路，短期有利于稳增长，但经济增长质量难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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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庆昊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信息技术部
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的经济新常态下，虽然经济增速有所下滑，但总的来看，增速背后的经济质量、效益和结构有了明显提升和改善，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结构继续优化，新兴动能加快成长，质量效益提高，保持稳中向好的态势，具备了向高质量发展转向的基本条件。在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时仍需要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这个合理速度，符合经济和市场规律，也符合自然和社会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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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思斌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是在市场化、城市化、国际化过程中也衍生出农村的“弱生态位”现象。要实现乡村振兴，除了经济的转型升级，还需要进行社会基础建设。这包括形成适应农村“可行能力”的产业结构，以加强集体经济、合作经济为基础的“再组织化”，以及农村居民现代国民素质的提高。农村居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理念整合、协同运作地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体系，对改变农村“弱生态位”状况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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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帅华
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执行董事、中国及亚洲事务董事总经理
不管他们是否真的是好朋友还是危险的敌人，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确认在本月底的G20峰会上举行双边会晤和晚宴。如果中美不想浪费这次机会，两位领导人就不应当聚焦在（中国）要作出哪些双边的让步和妥协，而是共同领导WTO改革建立新的多边规则。世界贸易组织（WTO）可以为美国和中国提供一个空间，以“非政治化的”方式解决他们的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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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光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苏世民书院特聘教授
历史的、跨国的和当代的研究都表明，政治经济体制转型（改革开放）比较顺利、现代经济增长出现比较早的国家都是国家能力增强在先，经济发展随后。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很可能不仅仅是改革开放的结果；除了改革开放的方向与举措正确以外，还需要一个有效政府作为前提条件。换句话说，仅有改革开放，没有国家能力的铺垫是不行的。当然，有效政府只是经济繁荣的一个必要条件，改革开放是经济繁荣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改革开放和国家能力的建设与维护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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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红岩
农业部管理干部学院博士后、副教授
农业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不仅要遵循公共政策过程的基本规律和基本原则，更要以农业生产特性为逻辑出发点和终点。要在确定某问题是政府职责范围内的前提下，在需求调研和预评估的基础上设计政策方案；着眼于政策目标和公共目标的实现以确定政策执行方式，同时辅以执行监督，确保政策执行行为的规范；以长期性、结果型评估指标为考核标准，引入多元主体和多元方式评估，形成评估的纠偏和提升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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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家喜
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教授、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政绩出干部”揭示了政绩表现与官员晋升之间的密切关系，展现了地方官员在政绩激励下的行动逻辑。党管干部、分层考核和绩效晋升共同构成激励地方官员施政的制度要素，形成政绩激励的触动机制，决定地方官员升迁的基本规则。政绩评价指标体系本身可以区分为“正向和逆向”“强与弱”两个维度，并且随着政治情境的变化中央进行适应性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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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陀
批评家、作家、文化研究者
我们过去老有一个觉得知识会帮助我们认识世界，但是在“手机社会”里人们不是靠知识来认识世界的，是靠信息来接触世界的，系统的知识在零散的信息面前毫无优势。这个“手机社会”改造我们所有的文化，尤其是在改造我们知识分子，也改造我们知识分子本人，这事非常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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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滨
同济大学同济特聘教授,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西方国家在战后已经在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多边主义的协调传统，目的是维护其对世界的制度主导和实力支配。但特朗普意外上台后采取的对华政策虽有“规锁”中国的功效，但其一系列不分青红皂白的民族主义手段有悖于自由主义基础，搅乱了多边协调传统，伤害了盟国的利益。而且，特朗普的个性也加剧了西方国家之间的裂痕。但由于西方国家长期培育起来的共同利益以及内部的协调机制,目前特朗普也在进行调整，西方国家之间开始出现回归合作与协调的动向。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