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
甘源
恒大研究院
2018年10月7日央行宣布年内第四次降准。本次降准的宣告时间在国庆长假最后一天，提振市场预期的意图明显；宣告与实施间隔与4月定向降准相同，均为8天，低于1月的117天和7月的11天，说明货币当局对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担忧，提前做好预调微调。
戴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金融学教授、上海财经大学青岛财富管理研究院院长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总体稳定，但是由于存在较多外部不确定性因素，也给我国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工作造成一定的难度。可能引起我国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我国现有的金融结构容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二是我国的金融监管部门经验不足容易导致出现监管缺位或监管过度。三是由于在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和法制建设方面的工作存在差距，我国金融消费者的预期不确定性较大，容易导致心理恐慌型的金融事件发生。
巴曙松
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朱元倩
亚洲金融合作协会智库部副研究员
货币政策的目标及其与金融监管的协调问题始终是货币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也始终困扰着央行和金融监管部门的边界划分和政策制定。在中国当前分业监管模式下，央行和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更是影响到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重大问题。
魏程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当前的移民搬迁扶贫政策应致力于自然灾害地区农村，不宜让普通村庄的个别贫困户享受这一政策，这不但会引起村民心理失衡，也可能诱发贫困户集聚的负面效应。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应更多投向村庄的道路、饮水、公共空间、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以使乡村居民的生活得到切实改善。
刘世锦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中速增长阶段，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高速到中速，是从速度角度看的。在增长阶段转变的过程中，不仅速度在改变，结构、动力、制度、政策等也都在相应改变，系统性地进入一种新的状态。我们当下只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还不能说已经进入这个阶段。转变本身就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挑战。中国能否成功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并持续推进，最重要的是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政策环境。
程实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
钱智俊
工银国际高级经济学家
本次定向降准的时机与方式，清晰确证了当前中国经济政策的三重核心逻辑。第一，“货币匹配经济”是货币政策的根本思路。第二，经济基本面是汇率稳定的关键基础。第三，“稳预期”是应对内外部压力的政策重心，央行的“稳杠杆+严监管”组合仍会延续，但是有望在执行范围、力度、节奏上适时适度地放松。有鉴于此，下一次定向降准将大概率发生在2019年第一季度。随着“稳预期”措施渐次生效，中国经济增长底线和金融系统稳定性有望得到巩固。
斯蒂芬•罗奇
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
美中贸易冲突将以和平解决的方式收场，还是双方最终会惨烈地分手？人类行为的教训也许能为我们提供答案。两国都必须集中精力，从内部重建本国经济实力，而不是用责备、蔑视和不信任来回应对方。这就要求双方不仅在贸易方面，而且要在两国所采取的核心经济战略方面作出妥协。
张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本次降准的宏观背景，是实体经济增速的进一步放缓。金融背景，是中小企业融资难度依然较大。本次央行降准反映的另一个问题，是央行并不认为短期内通胀会成为重大威胁。本次央行能够降准的另一个背景，是房地产市场已经得到基本控制。预计央行在今年年内继续降准的概率较小，下一次降准可能会放到明年年初春节之前。
张俊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改革3.0应满足如下三个层次的要求：一是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二是建立好的市场经济，即法制完备、规范透明、竞争有序、运转高效的市场经济，能够有效引导资源优化配置、不断提高经济效益；三是有效发挥政府职能，实现“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合力的最大化。
赵法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现行殡葬管理条例的诸多乱象，病根在于误把公序良俗当陋俗，这是一种不幸的我执，也是对于民族文明传统的严重误读。此种误读使得这样一部关系到每个人终身大事的法规，不但毫无人文关怀可言，而且走到了人道价值的反面。
受访者:唐皇凤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访者:樊盛涛
虽然城市新失业群体的政治心态相较于社会一般水平稍显激进，但并没有呈现出对现有体制高度不信任的状态。他们尽管对社会有很高的公平正义期望，但仍然认为经过自己的主观努力，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自身的命运，这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稳定坚实的心理基础。
赵明昊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过去两年来，特朗普的施政已展现出一定程度的连贯性，在美国国内民粹主义社会思潮的加持下，努力突破“建制派”力量的束缚，积极打造能够落实“美国优先”理念的执政团队，在推进大规模税改、加大移民限制、减少贸易逆差、增强军力建设等方面逐步实现其竞选承诺。未来数年，即便特朗普可能遭遇某些政治突变而下台，但他的政策也将给美国和世界带来深刻影响。即便人们多对言语偏激、行事乖张的特朗普嗤之以鼻，但“特朗普主义”却值得认真对待。
陈忠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城市哲学、发展伦理学、发展哲学等方面的研究。出版专著《规则论》《发展伦理研究》《在历史与解释之间》
人文底蕴化、深层机理化、普惠大众化，是生态城市营建的总体趋势。紧凑的生态多样性、开放的生态公共性、感性的生态亲密性，是人地关系紧张语境下生态城市的重要形态选择。营建生态城市需要确立以敬畏为底蕴的城市生命观、以约束为底蕴的城市主体观、以风险共担为底蕴的城市正义观、以区域自觉为特点的城市地理观。
马亮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行动的总体影响不大，仅对居民的食品安全感有微幅改善，这可能同政策趋同和扩散有关。开展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之类示范行动，的确可以一定程度上宣示政策意图，优化资源配置，改进社会动员，并带来“运动式治理”的短期影响。但是，不应对示范抱有太大的期望，特别是在食品安全治理这样的老大难问题上。与此同时，对公共政策进行第三方评估，有利于促进政策学习和创新，进而提升政策绩效。
郑永年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杨丽君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代理院长、教授
中美贸易战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中国应该如何理性应对中美之间的这场贸易战？这是一个影响中国未来的大问题，不仅关乎中国外部关系的未来，而且关乎中国内部发展的未来，没有任何理由不加以重视。无论是继续发展，还是维持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都离不开美国，都需要继续跟美国打交道。一旦和美国交恶，陷入冷战状态，中国和整个西方的关系就会全面倒退。如果那样，这些年我们一直关切的需要避免的两个陷阱，即“中等收入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就会变成现实。
冯兴元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学术委员
在“公地的悲剧”故事中，个体理性行为与“集体非理性”（这里的集体，更准确的是指“群体”）形成了鲜明对照：在个体层面，每个牧羊人作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人，都增加羊只，希望自己的收益最大化；在群体层面，过度放牧和草地退化使得草地的羊只可承载总量下降和全体牧羊人的收益总体下降。有关公共牧场或类似公共牧场的“公地的悲剧”问题，真正比较妥善的解决方法是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解决方案。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