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选择加入以美国和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体系，这是中国“和平崛起” 或者“和平发展” 的结构性保障。这个体系存在着很多缺陷, 但中国并不是要在体系之外挑战它, 而是力图通过加入这个体系, 在内部改变它。中国已经在这个体系内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进而, 中国的高速发展表明中国在体系内的地位上升, 形成今天所看到的“G2 结构”
黄群慧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中国已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转变为一个工业大国，但“大而不强”是中国的最基本经济国情；中国工业化进程从初期阶段快速地发展到工业化后期阶段，但产业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中国产业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历经市场经济方向探索、市场经济构建完善、市场经济建设新时代三个大的阶段；中国正确处理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产业政策总体上是成功的，在产业政策操作层面努力做到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干预资源配置但又要尽量避免直接介入资源配置，这个“度”总体把握相对合理。
沈建光
经济学博士,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今年以来，中国工业企业利润数据引发广泛争议。1-8月统计局公布的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速为16.2%,显示企业利润情况尚处于不错的水平。然而，如果通过工业企业数据名义额计算得出的同比增速，却是截然相反。1-8月全国工业企业利润名义值为4.4万亿，比去年同期的4.9万亿的水平同比回落10%。这一正一反，相差高达26%的差距，给理解当前企业运行的真实情况增加了难度。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刘守英教授,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主任,研究领域为制度变迁、土地制度与发展经济学
中国难以继续依靠土地低成本来保住世界制造工厂地位，难以继续依赖以地谋发展的模式，并要处理此前由这一模式推动的高增长所带来的大量问题及风险。下一阶段的土地制度变革，不仅要重新定位土地功能，还要着力解决土地配置、农地经营模式、宅基地制度这三个重点问题。
徐茂明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教授
随着近代社会的急剧转型，文化世族也在迅速转型蜕变，大多发展为新式的专业科技世家，也有少数人子承父业，世代书香，但就家族群体而言，传统的文化世族逐渐消逝。这种消逝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外在的家族组织衰落，二是内在的家族精神，即世族的社会担当意识逐渐淡化乃至消失。
周 立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李彦岩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生
已被纳入国家公共安全体系，连续多年实行“四个最严”之后，食品安全事件依然频发，餐桌安全依然最受百姓关注。近年来，构建企业自律、政府监管、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为破解食品安全治理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也明确了“社会共治”的制度安排。但如何才能有效调动各方力量，推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郭艳琴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外交学专业博士生,云南大学大外部讲师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定位经历了从对手到朋友再到对手的调整过程。这种调整并非转瞬之间，到特朗普执政才发生的，而是一个渐进的、漫长的政策演变过程。这一起伏演变的过程既非从特朗普而起，也不会随特朗普下台就戛然而止。在可预见的未来，中美关系将经历动荡和波折不足为奇。
封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若保持现有基金总收入不变，那么全国平均看，可以降低6个百分点的缴费率，这一水平甚至可以冲抵政府补贴和利息收入，是一个保守的估计。若将目前缴费率已经比较低四个省份排除在外，那么企业和个人缴费率合计为28%的省份，平均而言缴费率可下降5个百分点。鉴于目前全国养老保险基金总量上仍有结余，上述估算得到的仍是保守的结果。当然不同地区面临的基金平衡压力不同，可通过养老保险中央调剂基金制度在地区间再分配。
周天勇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与同一人均GDP水平的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城市化水平滞后22%，本应该城市化的，在农村中多淤积了3亿人；与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农业就业比率高了15%，在农业领域中多淤积了1.12亿劳动力；中国农业劳动力平均耕地只是日本和韩国的1／3到一半，不到美国的百分之一；中国农村居民与城镇户籍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大。无视这样巨大规模的农村和农业，以及农民工和农业劳动力的财产、收入、公共服务、创业、就业要求，何来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何来拉动经济增长速度呢？
林采宜
华安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税改年内减税约1400亿元，2018全年个税总额约1.3万亿，同比增速由上半年20.3%回落至全年8.5%；2019年整体减税额约3200亿元，个税总额约1.26万亿，同比降幅3%。由于以股息、红利为代表的财产性收入差距，是导致我国贫富差距较高的主要因素，本轮税改对居民收入结构的调整有限。预计本轮减税年内消费释放约900亿规模（其中教育、医疗约200亿），拉动全年GDP约0.1个百分点。
董登新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成员
从2015年开始，国务院率先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三个项目启动社保降费行动。经过2015-2017年多轮社保降费，目前失业保险总费率已从3%降至1%，工伤保险平均费率已从1%降至0.75%，生育保险平均费率则从1%降至0.5%。其间，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费率则从20%下降至19%，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率则维持原状不变。国务院提出“抓紧研究适当降低社保费率”的表述，应该是有针对性的，可能是专门针对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而言的。
徐忠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
我国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是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保障。同时，在金融体系复杂化、货币政策转向价格型调控的背景下，市场基准利率的培育至关重要。还要重视货币政策在引导社会融资、兼顾稳定与效率中的作用，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不可分离
吴新叶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浦江学者,湖北工程学院楚天学者特聘教授
精准扶贫已经实施多年，当下攻坚冲刺阶段所遇到的问题既不是源于政府投入不足，也同扶贫政策靶向不精准无关，而是目标群体的响应不充分造成的。从治理主体的角度判断，精准扶贫多为自上而下的科层制推动与实施，由于缺少自下而上的配合，难免遭遇到政策成本高、变相抵制与低度社会认同等窘境。“上下互动”能够克服当下科层制治理线性逻辑带来的负效应，从而有助于提升精准扶贫的有效性。
许汉泽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生
李小云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前我国的扶贫工作已经进入到了全面攻坚阶段，虽然到目前为止整体上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效，不到三年时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从7017万人减至4335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0年的17.27%，下降至2016年底的4.5%。但是“精准扶贫”政策在地方实践过程之中确实也面临着诸多的问题与挑战。
黄琪轩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产权保护在一个收入分配更接近正态分布的社会会发挥更显著的效果，而当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处于哑铃形的状态，那么，加强产权的保护反而可能固化社会分化，影响激励机制。不仅如此，底层民众会持续冲击现有产权安排，让产权的保护无法真正地、持久地实施。问题的关键在于创造激励结构，而不是对西方制度的盲目模仿。“关键在于创造激励结构”，这指出了制度的又一项重要作用。
高旭军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院教授
除少数程序性问题外，美国和其主要西方盟友应该会在WTO关税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改革方面达成共识。美欧改革设想不仅符合其国家的利益，而且有利于提高WTO的效率和公正性。但那些改革设想是否能够顺利实现，依然是一个未知数，因为是WTO是根据“协商一致原则”进行决策的，中国和其他成员国的态度对美国及其西方盟友能否顺利实现它们的改革方案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