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丁志杰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院长,主要研究发展金融与国际金融
改革基本实现了市场化目标，人民币汇率完成了从记账核算工具到宏观经济调节工具的转变，正在实现从宏观经济金融管理自变量到因变量的转变；改革在成功解决汇率高估问题的基础上实现人民币稳中有升，避免了汇率贬值惯性难题；改革的成功在于坚持市场化取向、采取渐进式、积极管理稳定汇率等。让汇率主要由市场决定，协调好政府与市场作用，实行真正的有管理浮动，是适合我国近中期的汇率制度选择，也是未来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方向。
郝红梅
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主任
2018年7月28日施行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向外资进一步敞开。外商投资负面清单越来越短，允许外商投资领域越来越多，贸易便利措施越来越多，贸易通关速度越来越快，正是近年来我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一个缩影。
许小年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曾任职美林证券亚太高级经济学家,世界银行顾问。曾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十年前，一个只有6千多亿美元资产的投资银行倒闭，竟然触发一场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几乎摧毁了总资产2千多万亿美元的美国金融体系。国际金融危机十周年之际，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凯恩斯经济学的局限，认识到滥用货币、财政政策的后果，那场危机中所付出的天价“学费”就算没有白交。
王江雨
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亚洲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海外优秀学者讲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与投资法、国际金融法、国际商法、中国法律传统,以及中国公司证券法
中美正常关系的实现，归根结底要靠中国自身综合实力的提升。如果内政不修，再宏大的野心也是水月镜花，中国也很难在这一场大国博弈中胜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作为拥有绝无仅有的五千年历史和文化的智慧勤劳的民族，中国人民有资格也有能力把自己的国家建设为一个世界强国。具备这样潜力和目标的中国人，应该摒弃弱者心理和受害者情结。中国和美国在21世纪进行的是全方位和系统性的竞争与合作，对中美关系的认知，必须回归理性的现实主义思路。
周天勇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最近一段时期，稳就业、稳收入、稳消费、稳增长已迫在眉睫。面对当前的一些压力，要通过体制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其中关键的逻辑举措和行动在于：将政府所有收入占GDP的比例限定在不超过28%的水平上；促进劳动力和资本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还原农村土地的价值表达，恢复其资产、收入、财富和GDP功能和效应；形成国有企业经济与民营经济间资金分配的价格和市场调节和配置机制。
李晨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中国必须把其合作哲学塑造成为区域的主流话语，重新把经贸话语拉回并且成为主流话语，而不能任美国主导的防务和安全话语继续主导亚洲。目前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防务和安全话语，在深刻制约着这个区域的经贸合作；一旦社会经济出现问题，这个区域就会出现真正的安全问题。如果类似中东和欧洲难民潮那样的局面出现在亚洲，那会是亚洲的悲剧。
仇叶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
贺雪峰
华中科技大学特聘教授、长江学者
社会保障资源的合理配置是国家再分配能力的重要体现。当前，农村低保制度的实践，出现国家不断增加公共资源投入而农民的福利状态、基层的社会秩序并未同步改善的悖论。低保制度的泛福利化是理解这一制度悖论的关键。以福利扩散和福利捆绑为特征的泛福利化，使低保制度背离底线救助的制度定位，造成低保指标在基层分配的困境，影响社会保障体系的良性运转，更使社会公平的价值目标遭受巨大冲击。
“马云乡村教育计划”在实施时就坚持独立性与专业性。从乡村学校办学的实际看，虽然传统的以升学为导向的评价依然对乡村学校办学有巨大影响，但实施三年的“马云乡村教育计划”也让乡村校长、教师看到，做有根的乡村教育的评价体系正在破土。这也和国家振兴乡村教育的规划相契合，因此，如果这一计划能在倡导乡村教育形成新的价值理念和评价体系方面做出持续探索，那将是对我国乡村教育最重大、最宝贵的贡献。
刘世锦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由高速增长转入高质量发展并非自然而然，而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看，中国仍处在追赶期。到21世纪中叶前，与发达国家相比，即使我们在某些领域能够赶上或领先，但总体上还是处在追赶期。这个定位非常重要，对此一定要有清醒认识。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自满自傲，仍然需要谦虚谨慎，需要认真学习，需要继续开放，需要实质性地深化改革，这样才能与时俱进地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洪磊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会长
金融体系的现代性主要体现为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资源组织、配置能力。对于我国而言，来自土地、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潜能基本得到充分开发，生产要素的增长潜力面临资源、环境、社会约束，已经无法支撑高投入、数量型经济增长，必须转向优化经济结构、加强科技创新的发展之路，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可持续增长。因此，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内涵就是适应结构优化和创新发展要求，发展出有利于创新资本形成的金融资源配置体系。
张俊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以处置存量债务风险为突破口，把化解债务风险工作与中长期机制建设有机结合起来，通过积极的财政介入快速构建起改革—发展—稳定的良性循环，持续激发改革热情和改革动力，最终建立地方债管理新制度。第一，依托积极的财政介入，稳妥化解政府存量债务风险。第二，抓住时机推进机制建设，保障债务管理新规落到实处。
邵宇
金融学博士,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陈达飞
东方证券
大国之兴替，是理解贸易政策选择的永恒逻辑。多边自由贸易，而非歧视性的特惠贸易协议，才是实现“真正的自由贸易”的正确道路。历史上，发端于贸易保护主义，并升级到军事冲突的案例不胜枚举。所以，实现自由贸易的“特朗普方案”行不通，它会使全球的贸易网络越来越复杂，而且还会增加政治风险。中美双反的当务之急并不是去讨论“公平”的细节，而是划定一条底线，即不应将贸易领域的纠纷扩大到地缘政治、军事，甚至是意识形态领域。
洪源远
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著有《中国如何摆脱贫困陷阱》
尽管发展中的中国不吝地慷慨解囊，以数十亿美元的规模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发放贷款、给予援助、进行投资，中国的发展经验却尚未能影响国际发展的理念范式。相反，在中国以外，许多人认定中国模式代表的是威权，与民主价值观完全对立。这不仅导致中国在国外饱受批评，更严重的是加剧了中美之间的对峙。这种情形有望扭转吗？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究竟可以带给世界什么启示和智慧？
黄仁伟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大国的和平崛起必须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为基础；应避免与现存的霸权国家和国际体系发生正面对抗和冲突；需要良好的周边环境，与主要邻国形成稳定的互利合作机制，而不是通过组成军事集团建立势力范围和安全地带；需要全面、系统的制度建设和能力建设，借鉴他国制度的先进性，防止国内的制度弊端成为国际冲突的根源；需要国民素质的全面提高，尤其应防止崛起过程引发狂热的民族主义思潮。
田成有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地方立法如何立出管用之法？立出高质量之法？立出良法？是个值得探讨的大问题。今后的发展，不能局限于纯粹的为了立法而立法，而要坚持精细化、专业化、实效化的路径，既要站在全局的高度，又应当具备区域发展的视野，综合考量各种立法因素。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