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高尚全
圣约翰大学北京校友会的会长,曾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多次参加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紧紧依靠人民推进改革开放，让人民成为改革进程的推动主体、改革成果的分享主体、改革成效的评价主体。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就能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增强，就能激发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就能使各项决策最大程度地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人民意愿。
任琳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2018年，美国逆全球化潮流而动的行动冲击着全球治理秩序的稳定与有效。从整体看，美欧等主要发达国家开始质疑全球化，参与治理的意愿下降。特别是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政府开始怀疑全球治理的规则体系，认为是该体系下的部分规则之“不公平”导致了美国的衰落，至少使美国处于相对不利的国际贸易地位。人们开始担心二战后逐步建立、完善和成型的全球治理机制以及在其治下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正慢慢褪去光芒，取而代之的将是一片黯淡图景。
彭文生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在微观层面要面对金融的顺周期性带来的信用紧缩包括债务违约和重组。由此在宏观层面理想的金融环境是“紧信用、松货币、宽财政”。我们现在虽然利率是下降了，但是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都在缩表，财政也是紧的。同时，美联储紧缩货币政策导致全球信用紧缩，贸易摩擦加大了国际收支的约束，也起到一个紧信用的作用。在这样的内外大环境之下，宏观政策需要超常规的思维。
唐晓菁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根据复旦大学团队前几年的不完全统计，绝大多数的中国城市夫妇需要依靠父母帮助照料幼儿，而将近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家庭更是由祖辈作为主要照顾者。而纵观西方与其他一些现代化国家的家庭变迁史，“个人成长”都与国家设定的相关家庭制度有关。但是，在我国当前的福利制度与劳动制度中，家庭生活权利的概念、核心家庭抚育儿童的问题并没有被考虑入内。
刘正山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城市研究所副所长,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北京]副主任
十八大以来，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稳步推进，从“三权分置”到“农村土地制度三项改革试点”，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问题。新时代的农地改革，应当按照十九大精神，全面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在保持集体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物权，真正实现地权平等，建成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充分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最大程度激发发展动力。
罗杰·劳弗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南京校区能源、资源与环境教授
尼古拉斯·曼泰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南京校区二年级研究生
安娜丽丝·盖根海默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华盛顿校区二年级研究生
虽然人们对美中贸易战的担忧逐步加深，美国对自身技术和知识产权的保护也日渐增强，但在区块链领域两国已经实现一些跨境合作，尤其在全球治理与技术专业分享方面。中美两国无数的类似组织正致力于发展这一新型技术，而其中又有很多着重关注开发利用分布式账本技术的“绿色”应用。虽然眼下围绕碳信用额度和电力交易的应用似乎风头最劲，但这些应用将很快发现自己被一个包罗万象、拥有无限可能的分布式账本技术应用网络包围，尤其是在智能型城市。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前任院长,著名经济学家
中国的经济走势脉络总体是很清楚的，我们从贫穷的现状出发，最成功的就是利用了全球化，利用了开放，引进资本、引进技术，结合我们又能干、收入又低的人口，完成了一场中国经济的革命。现在新的问题是成本曲线调头向上了，国内有国内的问题，体制成本重新上升，市场成本急剧上升。特朗普这么一闹，中国将来的进出口成本也会上升。下一步的出路就是两件事：改革突围、创新突围。
曹远征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经济要发展，必须金融开放。如果我们说人民币国际化已经意味着资本项目开放先迈出一步，那么下一步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必须跟上。同时，要把理解防范风险，尤其防范金融风险，在未来三年之中的这种安排，视为是在锻炼中国金融的风险管理能力。这个风险管理能力不仅仅包括机构的管理，也包括宏观的监管。
李佩珈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造成当前我国稳健略宽货币政策难以根本显效的原因既与货币政策传导存在时滞效应有关，也与实体经济信贷需求回落和贸易摩擦背景下金融市场波动加大有关，但根本原因还在于市场主体悲观预期不时发酵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未来需要坚持稳健货币政策主基调不变，切实把握好监管政策实施的力度和节奏，促进资金流向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促进实体经济融资可得性提高。
冯俏彬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
过去三年的减税降费是数量型的，其基本做法是：每年“两会”提出当年减税降费一万亿元的总体目标，然后由有关部门在当年陆续推出各类政策。下一阶段，减税降费应当更加侧重于质量型，即短期出台大规模减税方案，长期整并税种、通过永久性或半永久性地稳定税法条款，显著增进税收制度的普适、中性、公平“三性”，营造优质营商环境，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创造稳定的环境。
柳经纬
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比较法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学术委员会委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法的变革无疑是显著的，无论是制度构建上还是法律观念上，都发生了堪称“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也应该看到我国民法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其一是权利救济的制度构建不足。长期以来，我国民事立法存在重“责任”而轻“救济”的问题。其二是意思自治原则的法律表述不当。这些不足，不应视为仅仅是立法或法律表达的问题，或许还有更为复杂的政治与历史背景。
俞可平
北京大学讲席教授 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
纵观近40年的发展历程，谁也不会否认中国政治学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知识传承、理论创新、决策咨询和学术交流等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就，但同样没有人会否认这门学科所存在的严峻挑战。知识体系相对陈旧，基础理论研究相当薄弱，研究方法比较落后，研究课题重复雷同，原创性成果严重稀缺，应用研究明显压倒基础研究，意识形态任意取代社会科学，中国特色经常被用于抵制普遍价值，本土化往往成为拒斥外来先进文明的借口，凡此种种，都与中国政治学的繁荣进步背道而驰。
段德敏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理解美国特朗普时代的权力与政治，不能仅仅从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之争或左右之争中寻找线索。特朗普明确地标榜反体制、反精英，他的权力基础是对传统的两党之争感到极大不满的那部分美国选民。正是因为这种“超越性”，特朗普才感到自己可以和体制对抗，甚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挑战美国政治体制中根深蒂固的权力分立和制衡机制——包括来自媒体的监督。
陈积敏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
自2017年提出关于印太地区的战略愿景以来，特朗普政府逐步推进这一愿景转向政策实践，并初步形成了美国印太战略的基本框架。该战略具有明显的指向性，在军事安全、经济发展、地区影响力以及政治安全等领域给中国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程亚文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在全球局势的消极因素加重之际，亚洲国家共同管控亚洲的前行方向，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亚洲国家理应为自身的未来寻找一种新的保障，也为全球治理提供一种新的动力，其必要途径是通过内生机制的培育，合力推动亚洲共同治理。亚洲需要以良性的共同治理来管控各种热点问题，保障亚洲局势的稳定,维护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这些年来，亚洲已积累起越来越强的内生能量，为推进共同治理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徐忠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
近期，受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等因素影响，部分民营企业出现经营和融资困难，民营企业债务违约也有所增加，部分市场主体对民营企业风险规避情绪较重，对民企融资存在非理性行为。而且，在经济去杠杆的大背景下，过去部分依赖“影子银行”融资的民营企业，必然面临表外融资转表内融资的阵痛。央行有必要采取精准有效措施，大力支持中小微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