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修远基金会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与工业化的步伐推动着中国的社会结构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巨变；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不断蔓延，中国自身的产业结构也面临转型升级的挑战，这必然会牵动社会结构的新一轮重组。面对新时代分化多元、复杂多变的社会格局，中国要努力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复杂平衡，就有必要深入地分析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趋势以及未来的可能挑战。
邢予青
日本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经济学教授
日本在应对日美贸易摩擦的一个基本策略，就是积极主动向美方提出各种解决方案。日本采取这样的策略，并非是慑于驻日美军的军事压力，而是日本政府明白：在日美双边贸易中，日本获益相对较多，美国的市场对日本经济举足轻重。为美国汽车业获得更好的贸易条件，是特朗普政府与贸易伙伴开战的一个主要诉求。中国把向美国全面开放汽车市场作为橄榄枝，可以打破中美贸易战的僵局，诱使美国重新回到谈判桌上。
水名岳
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王羽涵
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
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是指未经有关金融监管机构批准，擅自从事金融的活动，主要存在于非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中。随着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变革、金融产品的创新升级和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处置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尤其是非法互联网金融业务的相关法律法规明显滞后，已不能满足现实金融实践的需求。
张斌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
房价泡沫的说法很有号召力，但是这个说法未必正确，这个说法可能会误导房地产政策制定。现实生活当中贷款买房最终还不了房贷的是极少数，所以不能说房价是泡沫。房价高背后的主要原因并非透支买房，而在于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以及土地供应、公共管理和服务滞后等一系列扭曲。
茶洪旺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核心技术则是制造业的基础。坚持摒弃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保持战略定力不动摇；坚持创新驱动突破制造业核心技术的耐心、匠心、恒心和信心不动摇，这是我国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实现跻身制造强国目标的必然选择。
沈建光
经济学博士,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当下稳预期的重要意义被频频提及，决策层关于稳预期的表述也纷至沓来，如近日央行行长易纲表态“杠杆已经稳住，货币政策工具还有相当空间”，证监会主席刘士余提到“春天已经不远了”，财政部部长刘昆表示“更大规模的减税、更加明显的降费措施”均是代表。但若要稳定信心，稳定预期，不只是需要决策层的隔空喊话，更重要的是针对当前市场普遍担心与质疑的问题做出根本回应，才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辛翠玲
台湾中山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教授
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理念在本质上为修正主义霸权，各种外界看似不合理、认为是随兴所致的战略举措，非但不是躁进盲动，反而是极有效率、试图积极改造国际经贸秩序的新政。换言之，被解读为正在走向孤立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的特朗普政府，实则可能正在布局一个再次由美国霸权主导、符合美国战略定义、公共产品成本最低、自由度程度最高的新国际秩序。
徐高
光大证资管首席经济学家、北大国发院兼职研究员
民企目前正陷入经营困局。而这种困局又导致了金融风险的抬头。上游限产政策在改善上游国企利润同时，扭曲了市场，加大了民企负担。而社会融资的紧缩也让民企承受了更大融资压力。这使得民企更多依靠股票质押这种融资方式。但在股市下跌的背景下，股票质押风险明显上升，并在民企第一大股东处集聚。若任由风险爆发，除了会威胁股票市场稳定外，还会打击各方对民营经济的信心，不利于经济的平稳增长。
张洁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地区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
2017年以来，美日印澳“四边对话”重新活跃。“四边对话”以“印太”为合作地域，以推进海上安全合作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合作内容，旨在通过四国间的协调行动，应对地区形势的显著变化，构建与维护符合自身利益的地区秩序。“四边对话”的重新活跃反映了各国围绕地区秩序在外交、经济与安全领域展开合纵连横与力量博弈的新动向。中国既要警惕其战略意图，同时要寻求与拓展各地区机制间的对话、对接，共同维护本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李德顺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目前，对法治文化的理解和实践，尚未超越“群众性普法”“法治文宣”“法治文教”的层面，因此带有一定“形式化”“基层化”和“部门化”的特征；法治文化建设尚未达到一种与“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要求充分相适应的新型文化建设的高度。
韩凤芹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以“能放尽放”的原则赋予科研人员空前的人财物自主支配权，极大地减轻了科研人员在课题申报、预算编制、绩效考核等方面的负担。管理体制的“松绑”，对科研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管理思维与管理方式亟需改变。要合理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构建完善以“同行评议”为基础的绩效评价体系，让“松绑”政策真正结出硕果，“放”出科研强国。
格雷厄姆•阿利森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道格拉斯•狄龙政府学教授,著有《注定一战》
毫无疑问，中国的崛起正在侵蚀美国已经习惯的地位。但站在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待这些发展变化，容易产生重大误解。中国自然对这种危险动态中蕴含的系统性风险感到担忧。这使得两国都有可能经受不住来自第三方的刺激——就像1914年6月一位大公遇刺的事件。我们也应该感到担心。
李迅雷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随着经济增速下行及出口的减速，居民的就业、收入等指标不容乐观，且研发投入与高新技术产品进口之间又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因此，在面对贸易摩擦的压力下，我们也不能一味通过扩大进口来减少顺差。作为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拥有量很少的国家，与人均资源拥有量非常多的国家进行贸易往来，实质上就是用贸易顺差来弥补“资源逆差”，用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来替代移民，即用货物流动来替代人口流动。从这个角度看，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倒是实现了“均衡”。
丁志杰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院长,主要研究发展金融与国际金融
改革基本实现了市场化目标，人民币汇率完成了从记账核算工具到宏观经济调节工具的转变，正在实现从宏观经济金融管理自变量到因变量的转变；改革在成功解决汇率高估问题的基础上实现人民币稳中有升，避免了汇率贬值惯性难题；改革的成功在于坚持市场化取向、采取渐进式、积极管理稳定汇率等。让汇率主要由市场决定，协调好政府与市场作用，实行真正的有管理浮动，是适合我国近中期的汇率制度选择，也是未来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方向。
郝红梅
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主任
2018年7月28日施行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向外资进一步敞开。外商投资负面清单越来越短，允许外商投资领域越来越多，贸易便利措施越来越多，贸易通关速度越来越快，正是近年来我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一个缩影。
许小年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曾任职美林证券亚太高级经济学家,世界银行顾问。曾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十年前，一个只有6千多亿美元资产的投资银行倒闭，竟然触发一场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几乎摧毁了总资产2千多万亿美元的美国金融体系。国际金融危机十周年之际，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凯恩斯经济学的局限，认识到滥用货币、财政政策的后果，那场危机中所付出的天价“学费”就算没有白交。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