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倪世祺
哈佛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环境项目执行总监
何文胜
哈佛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环境项目经济学家
处理搁浅资产和实施挑战既得利益的电力行业改革，很可能是能源政策制定者的头等大事，这会分散他们实施二氧化碳ETS和电力行业减排的注意力。但是，如果中国向清洁电力的重大转型想获得真正的推动力（同时也是为了令ETS的碳定价如预期那样发挥作用），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必须正确实施电力行业改革。
邵宇
金融学博士,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陈达飞
东方证券高级研究员
在贸易问题上，莱特希泽是个实用主义者。他认为，使用保护主义措施——让政府通过威胁阻止出口来保护国内产业——不仅切实可行，而且完全符合保守主义的传统。他非常排斥WTO等多边协定对美国的掣肘，或者说，莱特希泽根本没把WTO放在眼里。他曾说，在我们美国人前面摆着的，无论是自由贸易协定还是WTO，这些条款都是我的权利，当我不需要这些权利，或者内容对我不利时，我就会选择结束契约关系。”
陈伟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
石颖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
陈伟伟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
2018年，中国内地的竞争力总排名是第28位。中国内地的首要竞争力优势表现在巨大的市场规模上，位列第1位。宏观经济稳定性也是中国的一大竞争优势，在债务规模可控范围内，中国通货膨胀率较低，位列第1位。当前，中国有待进一步改善的重点领域集中在促进国内外竞争（第55名）、优化制度框架（第65名）、解决劳动力市场的各种低效和僵化（第69名）、为企业提供更公平的竞争环境等方面。
黄文礼
博士后,研究员,浙江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
杨可桢
浙江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
在网络借贷领域，由于部分互联网公司缺乏金融从业经验，对金融风险的认识不足，不具备相应的风险管控手段和缓释能力，在标的项目出现问题时，往往出现大面积违约，产生的经营风险和信贷风险有可能成为区域性或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隐患，对地区金融稳定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如何缓释风险，高度警惕风险事件进一步出现，严防发生系统性风险成为了互金公司参与各方和监管者的重要任务。
张锋
中国南海研究院兼职教授
特朗普对华经贸策略的逐渐成形——不妨称之为“轴辐施压”策略。如果美国把世界主要经济体——除了北美，还需欧盟、日韩、印度等——通过双边贸易协定的方式与其捆绑，并通过不同类型的“毒丸”条款孤立中国，那美国的胜算将大增。孤立中国的策略重点将是亚太国家。这一“轴辐施压”的做法兼具策略性与战略性，是当前中国对外经贸关系的头号威胁。
张幼文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主要著作有《比较经济政策》《价值增值论》《体制竞争》等
中国开放型发展道路是通过一系列重要的战略节点来实现的，具有深刻的理论创新意义。四十年的实践证明，对外开放是通过一系列战略节点来推进和实现的。全球化经济规律证明了中国开放型发展机制的理论内涵，证明了推进自主创新的必然性。当前，中国对外开放面临新的课题，包括“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高质量发展对开放的要求，应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等，全球化经济理论为中国的开放型发展模式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刘守英教授,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主任,研究领域为制度变迁、土地制度与发展经济学
中国已经从以农为本、以土为生、以村而治、根植于土的“乡土中国”，进入乡土变故土、告别过密化农业、乡村变故乡、城乡互动的“城乡中国”。在城乡中国阶段，一方面是农民的高度异质化及其与乡村的经济社会关系发生分野，农二代引发代际革命，农业走向劳动集约和多功能化；另一方面是要素在城乡间配置活跃，城乡分工与融合增强，乡村在分化的同时也迈向业态、产业、功能多样化。
受访者:贾康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采访者:孙芙蓉
宏观调控两大政策，货币政策更多偏重于总量调节，财政政策在配合货币政策总量调节的旁边，要更多地发挥结构优化的功能——这就可以做一个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应的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多强调我们现在的矛盾主要方面是结构失衡，而结构失衡的解决需要在两大政策配合保持一个总量环境比较可接受的情况下，更多地考虑区别对待。
单文华
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院长,长江学才讲座教授
王朝恩
西安交通大学丝绸之路经济带法律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助理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各国现有投资条约体制以双边投资条约为主，在整体对外投资条约政策方面呈现出先热后冷的态势。在区域内部，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国之间已初步形成比较完整的投资条约网络，但存在有关条约条款相对略显陈旧、投资条约的"意大利面碗化”效应等问题。进一步完善丝绸之路经济带投资条约体制，应坚持在求同存异、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创新合作模式，探讨适当的形式和路径。
朱启超
国防科技大学国家安全与军事战略研究所所长
对于人工智能新的发展浪潮，既不能只看到其利而盲目追捧，也不能因为其潜在的安全威胁而踟蹰不前。必须客观认识人工智能的发展应用，如果人们能够在未来的实践中不断避免对人工智能相关安全问题的误解、误判和误用，人类仍然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
姜云飞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日前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WTO）联合发布的报告同样呼吁各经济体推动全球贸易一体化改革，重振多边贸易体系。WTO的改革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讨论。各方讨论中，目前只有欧盟在9月公布了较为具体的改革方案，即WTO现代化方案。该方案虽为欧盟单方面提出，并非WTO成员国共识层面的产物，但作为一个具体的蓝本，很有可能引领未来的WTO改革讨论方向。
郭良平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
当前中美之间的贸易大战关系着两国国运和世界秩序的走向，不能不认真对待。中国现在的对策很可能会奠定它在未来世界的地位。处理得好，中国的国运就会继续保持上升，处理不好，双方会大伤元气，导致全球秩序破裂，世界进入一个不安定、难预期的时代。
唐大杰
赛意企业研究所研究部主任、武汉大学财税和法律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财政部副部长刘伟在分析今年上半年经济情况时说，“2013年至2017年，实施‘营改增’改革已累计减税2.1万亿元，加上采取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清理各种收费等措施，共减轻市场主体负担3万多亿元。”然而，政府如此大规模的减税减费措施给企业的获得感却并不明显。
吴晓求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金融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中国的金融有很好的前途，所有的问题，只有通过改革开放来解决。这个改革开放不是口号，改革是具体的，比如金融改革是市场化改革、国际化方向、金融科技的推进，包括金融资产结构、向证券化方向演变，这属于改革的内涵，改革不是个筐，不要什么都往里面装。金融改革有特别具体的内容，金融的开放那就是国际化。
黄志龙
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
可以预见，在宏观税负总体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减间接税、加直接税和减企业税、加个人税可能是未来税制改革的方向。在此背景下，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等间接税仍有一定的下调空间，这几大税种也都在国务院的权责范围内，操作起来相对简单。直接税中的房产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税等税种将是新增或加税的重点，这些税种也是个人和家庭纳税的重点，但是，在家庭纳税占比总体上升的趋势下，不同群体也将出现有增有减的趋势。
陈功
安邦咨询创始合伙人、首席研究员、博士后导师、著名智库学者、信息分析权威专家。“新丝绸之路”的最早研究者,中国陆权理论的最早研究者。研究方向主要是基于信息分析的地缘政治战略和城市发展战略
当前，在反全球化浪潮之下，作为全球化重要成就的多边主义受到沉重打击。WTO可能被架空，全球气候合作协定被美国拆台，多边自贸协议出现“退群”或被迫重谈现象。多边协议时代和双边协议时代的更替，从世界贸易和金融历史来看，是一种周期性的轮回。如果在几个关键点上出现重大的转折，世界将有可能迎来新的时代；而如果没有变化，当前的贸易冲突时代将会长期化。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