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张克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讲师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标志着全面深化改革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改革将进一步触及深层次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制度体系的变革，改革任务的复杂性、敏感性、艰巨性更加突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迫切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中国特色改革方法论，建立起更为科学有效的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互动机制，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决心将各项改革任务部署进行到底。
刘尚希
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兼书记
四十年财政改革的逻辑本质是风险逻辑，也就是公共风险逻辑。改革开放四十年不同的阶段以公共风险为导向的财政改革经历了放权、分权、治权三个阶段，也是财政改革的三种形态，成为计划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国家治理改革的突破口和先行军，牵引整个改革，又为整个改革提供支撑。财政改革与对外开放相互推动，参与全球治理的大国财政职能凸显，防范全球公共风险，成为新时代财政改革的主题。
王佳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脱实向虚”是近年来降低我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提高金融风险的主要成因，主要表现在资金过度流入资产价格部门（如房地产）且实体部门所获资金占比减少，企业家投资实体经济的意愿下降，资产泡沫愈演愈烈，部分货币资金在银行金融体系内部空转。“脱实向虚”是近年来降低我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提高金融风险的主要成因，应通过相关政策切实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提高实体经济的投资需求、降低实体经济获取资金难度以及提高生产率等方面推动经济“脱虚向实”。
连平
CF40资深研究员,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美国《2015年贸易便捷与贸易促进法》对“不正当操作汇率”确定了三个标准：该经济体至少要对美国有每年2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该经济体经常账户盈余占GDP比重至少3%；持续单边干预汇率，通过汇率干预买入的外汇超过GDP的2%。如果一个国家（地区）符合上述3项指标，就可被认定为“不正当操纵汇率”。如果满足2项指标，或者在美国的总体贸易逆差中占比过大，则被列入汇率操纵国观察名单。中国目前只满足第一条所谓的标准，美国目前只将中国列入观察名单。
伍戈
CF40成员,华融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宋陕珊
华融证券宏观研究员
徐剑
华融证券宏观研究员
过去两年，在总需求具有韧性的背景下，供给侧改革得以大力推进，成为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主线。然而，近期该领域正发生微妙变化：去产能方面，已明令禁止“一刀切”；去库存方面，棚改货币化正在减弱；去杠杆方面，杠杆率增速已触底反弹。种种迹象表明，经历两年多的调整，供给侧改革似乎从大力推进的“上半场”步入节奏放缓的“下半场”，这势必对未来经济动能产生重大影响。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和博雅特聘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执行院长
在去杠杆与贸易战的内外因素交织作用下，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正在加大。从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央行缩表、财政严监管、金融监管收紧“三管齐下”，全面的紧缩，完全改变2017年经济好转的态势，经济开始下行。从2017年12月到2018年4月，央行资产下降了9706亿，主要是公开市场上回笼货币8383亿元。我国的货币乘数大概是5，如果货币流转的足够快，这意味着从经济里抽掉流动性将近5万亿。
熊洁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
万容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
美墨加三国协定协定是特朗普上台后真正重启的第一个贸易谈判，很多国家都密切关注其谈判进程，美国外交学会高级研究员奥尔登认为NAFTA重谈将成为特朗普政府贸易谈判设定的样板，并推动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谈判。作为一份多边协定，USMCA经历了多边—双边—多边的谈判过程，实质性的议题磋商都是通过双边展开的且过程中美国占有明显优势。当加拿大拒绝屈从于关税高压要求争取公平权益时，美国毫不犹豫地选择与墨西哥先行谈判，并对加拿大继续大棒施压。
刘学军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博士
赵运兴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美国通过页岩油气革命已基本实现了能源自给，对世界能源格局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中国随之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进口国。中国的非常规能源储量非常丰富，因此，中国大力开发非常规能源是解决能源对外依存度高的有效途径。但由于起步较晚，还有许多挑战横亘在中国非常规能源产业面前，限制中国非常规能源发展的主要有技术、成本、国际政治、资金、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因素，中国的能源独立之路任重道远。
欧阳辉
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
古今中外几乎所有的降杠杆案例，都是危机已经发生，炸弹已然爆炸，私人部门大面积破产违约，经济被迫自下而上去杠杆。而我国是在尚未发生危机的情况下提前预警，主动推进有序降杠杆。如果用药过猛，副作用可能伤及健康肌体，导致本来有偿付能力的主体破产违约，经济失控下行；如果药力太轻，又可能令债务继续快速累积，加剧经济金融风险。要把握中间的平衡，其困难和复杂程度前所未有。
倪鹏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
住房与房地产是国计民生的支柱和枢纽部门，它的发展、繁荣与安全决定13亿人大国的前途。虽然目前国家楼市、金融、经济与社会风险总体可控，但是房地产“灰犀牛”正在步步紧逼。虽然房地产税具体制度需要因地制宜。但是作为一项基础制度总体框架在全国范围内应具有一致性，相关标准应在规定的区间内。与此同时，鉴于房地产税收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在开征房地产税的同时，应对整个房地产税收结构进行改革，以构建科学合理的房地产税收体系。
吴建雄
湘潭大学教授,中国反腐败司法研究中心主任
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全面实施的背景下，司法反腐功能随着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剥离发生重大变化。我国反腐败职权活动呈现出以党纪反腐为先导、以监察反腐为主力、以司法反腐为保障的鲜明特征。检察机关要充分发挥司法反腐的保障功能，就要坚持检察机关的政治性、人民性和法律性，把握刑事诉讼中反腐败刑事司法的特殊性和《监察法》关于监察机关移送案件的相关规定，构建符合反腐败与司法规律的职务犯罪专责机构，实现司法反腐职能变迁后的机制再造，形成监察机关与司法执法机关相互配合、相互制衡的工作机制。
王丰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美国加州大学尔湾校区社会学系教授
随着2015年底独生子女政策的终止，一项施行了近半个世纪、以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为宗旨的人口政策终于拉上了帷幕。 这项政策的诞生秉承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理念，但并未随计划经济制度的解体而消亡。它对于过去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和更长时间中国未来的影响，是其它政策所难以比拟的。
贾康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我们经济运行今年规划性、引导性的目标是经济增长速度6.5%左右，这个目标的实现，仍然有相当大的把握。到2020年，达到全面小康这样一个实现现代化三步走第三步中的节点目标，我认为完成也仍然有相当大的把握。因为从总量的概念来看，未来两年，使2010-2020年中国人均GDP翻一番，我们年度平均增长的保证速度是6%左右，在应对贸易摩擦升级的冲击之后，如果不犯什么大的错误，实现未来两年6%以上增长，仍然是大概率事件。
卢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李双双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
从应对中国宏观经济当下困难看，借鉴竞争中性推进改革有助于提振民营企业信心，更好激活市场内生力量走出下行调整阶段；通过改革落实企业平等竞争理念仍是我国体制转型面临的现实任务，竞争中性原则对突破改革僵局具有现实意义。
张沱生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任、盘古智库高级顾问
在经历了较长期的严重困扰之后，中日关系终于在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之际回到了正常发展的轨道，再次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是一个来之不易、充满希望的新起点。对于中日关系的基本定位不应是战略竞争者，而应是战略互惠的合作伙伴，两国应全力朝着这一方向努力奋斗。
王伟男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研究员,台湾研究中心副主任
周文星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从逻辑上看，台湾问题依附于中美关系，美国对台政策服务并服从于其对华政策。从事实上看，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其重要性一直未变，但其紧迫性时高时低。特朗普时代的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但并未改变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的定位。相反，由于中美关系的竞争性日益增强，台湾问题作为美国制衡中国大陆的战略筹码，在特定情况下仍将被美国拿出来使用。在可预见的未来，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不可能被边缘化。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