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中国当前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房地产等传统行业难以作为经济支柱持续支撑经济发展，唯有科技创新才能承载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民族复兴的重任。然而多年来，不少科技创新企业受制于国内资本市场对盈利和股权结构等方面要求，在关键时期失去了境内资本市场的支持，有些则选择绕道和借助香港市场和美国纳斯达克市场融资。中国资本市场遗憾地错过了整整一代互联网创新企业的红利。也正因此，科创板的推出被寄予厚望。但实际落实效果能否如愿，尚未可知。
高培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
刘尚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庆祝改革开放40年，有多种线索。若在诸多线索当中加以选择的话，首选财税体制改革这条线索。一个重要的考虑是，在4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财税体制改革和改革开放之间的关系可说是如影随形，亦步亦趋。它是40年改革开放进程中一个最根本、最全面、最直接、最深刻的观察线索，没有之一。
张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著有《转型、治理与中国私人企业的演进》《读懂中国经济》等
范子英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中国过去40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中，保持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这就意味着改革是为了在收权和放权之间做到恰当的平衡。之前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过度的放权带来了混乱，但是反过来，过度的权力集中又会给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任何改革所形成的机制，都会随着一些新情况的出现和约束条件的改变而慢慢开始变异。理想的情况当然是进一步的改革。由于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是中国经济体制的核心，因此它依然是中国未来结构性改革的核心。
尹继武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特朗普展现出双重的矛盾性，即负面的形象与政治的成功，消极与积极特质并存，此外还兼具任性而为与理性算计。完全并客观理解特朗普及其政策偏好，需要摆脱认知偏见和情感立场，更要认识到他的某些负面特质所可能具有的积极政治效果。与外在形象的不确定性不同，特朗普自身具有长期稳定的政策偏好，同时也对美国外交传统进行了有机融合。综合而平衡看待特朗普的微观心理及其与政策的关系，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应对特朗普的对华政策。
苏培科
对外经贸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员;CCTV财经评论员
要想提高国企央企的公司治理和完善现代企业治理，最好的办法应该是将竞争性国企的国有股全部转换成长期优先股，让官员企业家退出企业经营决策层，用市场化的激励、约束机制来聘请最好、最懂行的优秀职业经理人来打理企业，让国企和国有资产脱胎换骨，实现国企管理从管企业走向管资本，从而避免现在盛行的“外行管内行”的局面，这才是国企改革的正道。
李昌庚
法学博士,南京晓庄学院教授,南京师范大学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
虽然“党政分开”是政党政治的应然要求，但对于当下中国而言，基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不是“党政不分”的问题，而是中国共产党如何从传统革命政党向现代执政党转型以及相应的改革路径问题。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为了构建适应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小政府、大社会”，为了进一步推动改革，避免党政机构职能重复、交叉、冲突，以及相应的推诿、扯皮与内耗等现象，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主导的主动改革阶段推动的部分党政机构合署合并改革则是科学明智之举，也是必然要求。
秦前红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人大代表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公职人员；对于人大代表的违法违纪问题应该建立特殊的惩戒制度来予以处理；监察改革必须尊重人民代表大会的宪制地位，并对监察人大代表采取特别慎重的态度；在对人大代表涉嫌职务犯罪采取监察留置措施时，必须恪守宪法、组织法规定的对人大代表的特殊保护法律程序；在法律未作修改时，监察机关不能以便宜执法为由，轻率地创制性执法，从而违反“公权机关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
聂辉华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现在民营企业家最大的担忧是政策的不确定性，总是变。要想保持政策的稳定，就应该把基本原则切切实实的确定下来，这些基本原则是不能动的。民营企业家最在乎的无外乎两个权利，一是人权，二是产权。所谓人权就是不能随便处置人，产权就是不能随便处罚甚至关闭一家企业。这两点，是基石，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有一些举措实际上是动摇了这两点。
冯静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对政府部门而言， 投资基金这种政府投融资模式的改革不仅意味着投资与行政管理方式的变化，更是政府治理思路与行为模式的调整。投资基金激励约束机制设计是否合理，相关市场化改革是否配套跟进，各级政府学习调整是否及时都影响这一模式的实施效果，也关系着财政资金配置由纯行政向市场化的转型进程以及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实践。
吴敬琏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可以看到市场经济和统制经济两种不同的模式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长期存在的矛盾和冲突，以及市场化和法治化改革停顿会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重大风险。十八大以来的经济指导思想和重大政策举措为进一步市场化改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但各种阻力和障碍依然不可忽视，能否坚定不移地执行已有改革规划，是中国能否顺利地实现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
魏杰
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中国经济没有进入衰退期，而是进入了调整期。我们估计调整期需要三年左右的时间，调整期如果能度过的话，中国将可能进入到我们理想的高质量增长阶段。调整期中国要做好的第一件事是稳金融，第二件事是稳增长，第三件事是稳开放。
张茉楠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
USMCA其中一项条款规定，若三国中有一国与某个“非市场经济国家”签署自贸协定，则其他协议伙伴有权在6个月内退出USMCA协议。这意味着美国试图将这一当前覆盖内容最广泛的贸易协定作为未来双边贸易谈判的模板，“非市场经济国家”限制性条款可能被美国塞入美欧贸易协定、美日贸易协定以及其他自贸谈判，这将巩固以美国范式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并可能形成国际贸易规则新壁垒。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黄彦杰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研究生
译者:陆芃樵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
自中国开始经济改革以来，西方社会科学发展出的概念和理论已经被广泛而深入地应用于当代中国这一案例。尽管学者们了解中国崛起的早期中国经济改革的特定政治和制度背景，但他们倾向于认为中国正在从计划经济向西方式的市场经济转型。一直到最近为止，越来越多的有关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文献都将中国视为正处于“转型”中，明确暗示中国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为一种西方式的市场经济体。
陈功
安邦咨询创始合伙人、首席研究员、博士后导师、著名智库学者、信息分析权威专家。“新丝绸之路”的最早研究者,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提倡者,中国陆权理论的最早研究者。研究方向主要是基于信息分析的地缘政治战略和城市发展战略
贺军
安邦咨询高级研究员
简报，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纸媒。在历史上，很多国家的大政方针也是由简报决定的。比如美国，就有总统情报这样的一个简报，无论你是哪一任总统都要看，这种简报带来的影响力绝对不容低估。千禧一代和未来的年轻人并不会是因为有了互联网，就不需要这样的东西了，我觉得正相反，他们更加需要，因为信息更加碎片化，他们更需要得到一些专业性帮助，严肃的、认真的、可信赖的帮助。就此而言，我觉得这一定会导致简报业务迅速膨胀。
毕瑞峰
珠海市委党校
段龙飞
中山市委党校
当前，由于事权下放过多、过快和过频，而相关的配套改革并没有随之推进，导致基层政府在事权承接能力上明显不足，下放事权的整体承接效果还不够理想。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要进一步“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因此，在推进“放管服”改革过程中，有必要对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所承接的事权进行清理和规范，以促进其全面、有效地履行所承接的事权。
李超民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
我国自身需加强财税体制改革，以应对欧美税改影响。西方发达国家税制以直接税为主，而我国则以间接税为主，西方发达国家税制改革可能加大间接税比重，而我国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需要在直接税制改革方面做文章，应研究借鉴先进国家房产税、资本利得税、遗产税等领域的具体政策。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