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官阳
3M交通安全系统部首席交通安全教育与政策联络官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如果采用不停车收费，技术抉择和升级换代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就现在的ETC技术而言，既然推广速度缓慢，而且存在使用寿命和不断更新问题，市场尚未普及，也许应该考虑使用成本更低的技术和设备，加速推动收费技术的升级换代。否则，解决拥堵收费、取消收费站、减少收费延误等问题，都无法真正实现。而在建立高效率的道路交通路网、减少浪费和排放、打造交通强国的进程中，这些都是无法忽视的障碍。
田飞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
中国以文明厚度、悲情历史与道德责任进行着“一带一路”建设及相关的制度创新，美国以“修昔底德陷阱”及新帝国冲动看待中国的进取行为。美国看到的不是中国的“帮忙”，而是中国的“威胁”。中国看到的不是美国的“善意”，而是美国对中国文化的蔑视以及对中国发展利益的不正当阻断。美国的政治孤立、技术封锁与经济压制，可能反向制造一个更为自主、强大及更有全球治理立法能力的“新中国”。
陈雳
川财证券研究所所长、董事总经理
对标创业板，科创板的设立长期有利于丰富新兴企业融资途径和推动企业的科技创新。从长期来看，科创板的推出有利于推动科技创新，部分缓解实体经济融资难的问题，并且有利于提升A股市场环境，加速市场优胜劣汰。科创板以试点注册制的方式进行，这将有利于促进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
宋玮
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城市金融研究所国际市场与问题研究处副处长,经济学博士
在刚刚结束的第116次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中，民主党从共和党手中夺取众议院的控制权，而共和党则依旧控制参议院，参众两院分庭抗争的格局正式形成。中期选举后特朗普领导的共和党可能会更倾向于缓和中美贸易摩擦，而民主党则倾向于推动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此外，特朗普任内剩余时间内，在经贸摩擦对中美两国经济均造成一定下行压力的前提下，特朗普政府与中国进行贸易战的工具或将发生“从简单关税措施到复杂金融工具”的演变
冯兴元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学术委员
在市场经济中，私人产权和竞争应该同时发挥主导作用。这个时候，市场扭曲最少。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就体现了“竞争中性”。还可以进一步推导：如果国有企业主导，而且行政垄断严重，那么民营企业处于被歧视地位，容易被挤出，其产权也容易被侵犯。对于民企而言，应该适用“法无禁止即可为”；对于国企而言，应该适用“法无授权即禁止”。政府需要严格保护私人产权，同时政府与其企业（包括国有银行）应严格依照辅助性原则行事，即在市场上不与民争利，只对市场的运行提供辅助性的支持。
黄奇帆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重庆市原市长、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
当今世界出口大国不一定是经济强国，出口大国可能是原料加工的出口大国，是一般意义上的贸易大国。但当今世界进口大国一定是经济强国，进口大国将极大提升贸易的话语权和定价权。从曾经的着力努力进口出口，到现在积极增加进口，体现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思维和意识在不断提升。
程实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
钱智俊
工银国际高级经济学家
2019年，以经济金融风险为主线，“灰犀牛”将进一步迫近，并集中于贸易摩擦、全球风险偏好逆转和新兴市场货币风险。另一方面，以地缘政治为风险主线，“黑天鹅”将持续锐化，爆发概率和冲击强度上升。美国政策异变、欧洲一体化倒退和区域冲突失控，将是最危险的导火索。总体而言，2019年，“灰犀牛”与“黑天鹅”将大概率交叠共振，构建更为复杂严峻的全球风险格局。
何玉芳
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改革开放进程相伴而生，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始终围绕着经济建设的主题，稳步推进改革，满足经济社会对政治上层建筑提出的要求，经济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政治体制改革的促进作用。笔者按照时间节点的前趋后继关系，梳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脉络，为新时代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借鉴和参照。
陈文
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张彭强
中共深圳市委党校龙岗分校
史滢滢
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
在新加坡“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中，人民行动党为保持政党廉洁性和巩固长期执政地位，非常重视从党内制度、国家立法、政治制度设计和政党管理实践等层面加强监督体系建设，形成了较为严密的党内监督、法律监督、行政监督、政党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制度框架和运行机制，使得该党党员和干部时刻处于全景式监督状态之中，这为约束党员行为、保持良好的政党形象提供了较为坚实的制度基础和机制保障。
卢西奥·布兰科·皮特洛三世
菲律宾亚太协进会研究员
随着“一带一路”满五周年，中国决策者有可能进一步提高他们的能力，来应对“一带一路”倡议所面临的不断演变的挑战。如果“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推动其改革开放进程的一种方式，那么中国就必须允许灵活性，而不是对合作伙伴国使用事先准备好的发展配方。从这个角度说，对共同协商的承诺和合作互利都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最后，“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也许就取决于渴望开辟新道路并改革全球治理结构的中国平衡国内需要和参与国利益的能力。
乔里奥·普格列瑟
伦敦国王学院讲师
随着美国对华政策日益充满对抗性，习近平开始利用其新近巩固的权力基盘来化解一场可能由美国领导的经济和军事围剿。中国展开魅力攻势的一个明显例子就是试图修复与印度和日本的关系。此次安倍之行被赋予重要的外交意义就显示出中日两国政府正在为让双边关系达到一个“新维度”而努力。
徐忠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
邹传伟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研究员
目前真正落地并产生社会效益的区块链项目很少，除了区块链物理性能不高以外，区块链经济功能的短板也是重要原因。应在持续研究和试验的基础上，理性客观评估区块链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区块链应用要立足实际情况，不要拘泥于一些过于理想化的宗旨。比如，用科技来替代制度和信任是非常困难的，在很多场景甚至就是乌托邦。目前区块链投融资领域泡沫明显，投机炒作、市场操纵甚至违规违法等行为普遍，特别是涉及公开发行交易的 Token 的项目。
范建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在经济存在下行压力的情况下，盲目紧缩金融条件和收缩货币政策，将会导致经济产能利用率的下降和企业盈利能力的弱化，最终可能使企业和家庭杠杆率进一步上升；实施松弛有度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家庭的收入水平，增厚企业资本金，提升家庭还贷能力，才是经济日常“去杠杆”的金石之策。
许小年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曾任职美林证券亚太高级经济学家,世界银行顾问。曾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中国的经济发展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到现在处于一个很关键的转折期。这个转折期能否顺利过渡，决定了中国未来十年、二十年经济发展的态势。这几年可以说是非常关键的时间段。转折是从资本积累到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在政策层面上，首先要保护私有产权。保护产权的意义在于，给企业家建立起对于未来收益的稳定预期，只有稳定预期的支配下，他才能够做长期投资，才能做创新研发。
沈建光
经济学博士,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种种迹象表明，决策层正在进行一次主动调整，中国已从过去单纯强调出口，演变为进出口并重、主动扩大进口。中国加大进口的意图是什么？未来加大进口有哪些方向与政策支持？一是进口量相对不足，低于同期中国出口量，面临开放不足的外界质疑，仍有提升空间。二是消费品进口处于较低水平，尚不能满足居民的消费需求。三是服务进口多样性亟待改善。扩大进口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未来政策层面需要通盘考虑，提升进口尚需政策组合拳。
贾康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对于“去杠杆”这个概念来说，它显然是要特别使我们注意防范风险。防范风险实际上在金融这个角度来说，落到服务于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质量能够尽可能合意，而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我们所追求的增长质量的提高，在现在这个阶段，特别要抓住的就是要超越需求管理的局限性而把供给管理这方面的机制提升起来，在市场发挥总体决定性作用的旁边，我们政府怎么样更好地发挥它有为和有限的作用？非完全竞争中的结构优化、升级发展机制，这是一个总体的系统工程。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