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贺达水
国务院研究室
高强
随着城镇边界拓展与农村人口大量向外转移, 宅基地制度出现一系列问题。为应对这些问题, 我国在全国15个试点地区开展宅基地制度改革探索, 取得了一定成效。进入新时代, 农村改革将进入纵深推进的新阶段, 宅基地制度改革应坚持市场化、渐进式改革的总方向, 更应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统筹衔接关联改革, 为全面推开积累经验、创造条件。
潘文轩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近年来，我国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上取得了显著成效，为西部地区贫困人口脱贫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应看到，当前各地在产业、劳务、消费扶贫协作等方面仍存在一些较普遍的突出问题，需引起重视并研究解决。
李铁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
我国城镇化发展任务还存在较多问题需要解决的情况下，为什么要提出逆城镇化问题，这就需要对我国的国情进行具体分析。由于我国城镇化发展空间结构的不均衡，导致一部分城镇化发展较快的地区出现了逆城镇化现象。此外，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工业企业布局呈现远郊区化，这也是国际城镇化进程的普遍规律。同时，伴随着农业经营的规模化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深层次调整，城市的资本和要素也需要投向农业和农村，寻求新的发展机会。
朱锋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南海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
当前，亚太地区的地缘战略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一变化的突出标志之一，是中国、美国和东盟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出现转型。这种转型，一方面是连对欧洲盟友都口出恶语的特朗普却在强调要加强美国和东盟的关系，并称美国要向东盟提供更加具有可靠性的支持和承担安全责任；另一方面，对于美日等西方国家加强在东南亚影响力以抑制中国因素增长的行动，东盟国家也在思考和调整自己的对策。中国—美国—东盟三边关系，正在变得更加微妙和复杂。
张俊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改革3.0处在我国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发展阶段。改革能否顺利推进，直接关系到我国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国梦”能否全面实现。为了避免出现前进动力消失、改革陷于停滞的困难局面，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醒，始终以更大的自觉推动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走向深入。
胡敏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
没有民营企业的发展，就没有整个经济的稳定发展；没有高质量的民营企业体系，就没有现代产业体系，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就是支持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任何动摇民营经济发展的错误言论都是要不得的，都是政治取向上的重大偏差，必须坚决予以纠正和消除。
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博导,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
贸易战会引起投资的变动，外商投资可能减少，中国资本也有可能流入美国。投资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可能比贸易战还要大。未来几个月，如果贸易战继续逐步升级，同时进行投资战，下一步很快可能进行到汇率战，可能引发金融制裁和反制裁战。如果中美之间爆发金融制裁战，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特别是美国对伊朗和俄罗斯的制裁，如何把与伊朗存在贸易关系的中国公司踢出SWIFT和CIPS系统等，这可能为我们提供很重要的经验借鉴。
田志伟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
田晨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硕士生
个人所得税制改革的推进，税制的健全完善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我们认为，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今后可以在如下方面进一步完善：一是进一步完善扣除标准的制定，由统一定额标准向据实扣除、按一定比例据实扣除，以及最高扣除限额、最高收入扣除比例限制等不同标准相结合转变，采取灵活多样的扣除方式。二是进一步完善亲属纳税人之间的减税利益分配。
苏庆义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中日韩自贸协定或许是世界上最“难产”的自贸协定。自2002年中国提出中日韩自贸协定的设想，日韩予以积极回应，到2012年三国决定启动自贸协定谈判，就花费了十年时间。2013年中日韩自贸协定开始第一轮谈判后，也经历曲折发展，深受三国政治关系的影响。今年3月份，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在暂停一年后重新起航，进行了第13轮谈判。当前，中日关系正在重回正轨的基础上取得新的发展，无疑有助于中日韩自贸协定加快谈判进展。
胡健
清华大学法学博士,任职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研究室,著有《法治的底色》,译有《美国破产法》等
立法思路从“先改革，后立法”“边改革，边立法”转向“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立法主体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逐步扩大到所有设区的市；立法理念从“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 转向“以提高立法质量为中心”；立法重心从以经济立法为主转向注重各领域立法的均衡发展；立法内容从“宜粗不宜细”转向注重法律的“可执行性、可操作性”；立法形式从以制定法律为主转向立、改、废、释、编、授等多种立法手段并重；立法过程从有限开放转向公开透明。
周永生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博导、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
10月25至27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日本首相时隔七年以后对中国第一次的正式访问。因此，人们对这次访问有很多猜测，也有很多期待。此次访问最值得期待的是中日两国能否就维护多边贸易体系达成协议，并发表声明，在某种程度上将日本拉近一步，共同应对国际上单边主义的挑战。这不容易做到，但非常有意义。
高帆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从同质群体演变为传统农民、离乡农民、离土农民、内源式新型农民、外源式新型农民等多种类型。农民分化体现了市场化体制转型背景下农民选择空间的扩大，而不同类型农民之间也可能存在动态转换问题。就此而言，我国不仅要持续深化劳动力、土地、资本的市场化改革，而且要加快推进城乡在基本教育、基本医疗、基本养老等社会保障领域的均等化进程，为农民分化背景下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程实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
连续下挫后，美股2018年以来的整体表现“由正转负”，标志着“覆巢”格局的最终形成。格局之变是短期风险和长期威胁共同作用的结果。短期来看，“危机回潮”归因于三重预期修正，即对长期利率通道、中美贸易博弈和实体经济复苏的预期朝着更趋严峻的方向全面修正；长期来看，“危机回潮”的根本诱因则是全球保护主义的反噬，特朗普政府在贸易摩擦、地缘单边主义、退出全球治理多元模式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全球经济复苏的路径也由此系统性偏离原有的惯性轨道。
裴敏欣
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
中美两国的紧张关系已经促使经济脱钩，并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如果说，1991年冷战结束开启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黄金时代，那么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新冷战必然会造成分化和破裂。如果美国和中国真的下决心进行一场长期冷战，那么经济后果不管有多么可怕，与另一个后果相比也只是小巫见大巫，这个后果就是，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将缺乏足够的强有力行动。
楚树龙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际战略与发展研究所所长,中美友协理事、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中国委员会理事
周兰君
唐纳德·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极具个人独特经历、极端思维和风格的总统，执政一年多来从美国参与的多个多边协议中“多方退出”，同时外交“四面出击”，与其绝大多数贸易伙伴打贸易战；美国外交中个人极端特性、攻击性、对抗性、破坏性历史罕见。到目前为止，对世界及各国的影响绝大多数是负面的。对国际体系及世界秩序的破坏目前主要是对自由贸易体系和世界经济发展方面，同时导致美国与其他大国关系矛盾、对立加深，地区矛盾、冲突和不稳定、不确定性加剧。
黄奇帆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重庆市原市长、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
分析新世纪以来美国解决经济危机的过程，2001年互联网经济过热导致的股市危机，因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而对冲化解，却又引起了2008年更大级别的全球金融危机。那么，这10年靠财政举债、货币政策放水平衡化解了次贷危机、金融危机，会不会因美债危机、美元危机引发一场大级别的股市灾难、经济危机呢？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