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Alicia Garcia-Herrero
法国外贸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香港城市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科技 大学、中欧国际商学院兼职教授
去年，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晤。不久之后，李克强总理便宣布中国将放宽或取消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外资股比例限制。然而，市场对此却反应平平：没有股市（确切指积极的）波动，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金融机构股份也明显没有收购意向。但毋庸置疑的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这一对外资开放的举措本有机会成为全球金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琳赛·福特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研究员
最近几个月来，美国和韩国对于朝鲜的前途明显各怀心思。尽管双方努力建立统一战线，然而在第三次韩朝峰会之后的几个星期当中，特朗普政府和文在寅政府显然已经分道扬镳。特朗普政府宣布美国特别代表斯蒂芬·比根将领导一个新的美韩协调小组，这是它寻求弥合与首尔分歧的一个好的迹象，能否做到还有待观察，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如果特朗普继续坚持目前的极限施压立场，那么美国很可能发现当它的盟国唱整台大戏的时候，自己却成为了旁观者。
张琳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特朗普政府在对外经贸上的一系列“横冲直撞”，其后果已经显现。比如，严重扰乱了亚太区域一体化进程，凸显了当前区域自贸协定“碎片化”、区域合作被割裂的种种困境。分析区域内大国的政策立场，找到交集和“公约数”，探索区域一体化的可行路径，为亚太区域合作创造新的动能，才是化解困境的根本之道。
任琳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对于以中美两国为代表的核心经济体而言，回归多边国际规则谈判是当下塑造大国良性竞争的重要途径，动辄挥舞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棒无法真正解决问题。谈及目前的WTO改革及大国博弈的现状，有必要从国际规则的重要性、客观性和必要性等维度出发思考问题。
梁红
中金公司研究部负责人、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
中国防范奇高不下的储蓄率这只“灰犀牛”的政策努力应该聚焦在两个层面：一是如何减少部分低效的、或被迫的储蓄，从而结构性地提高消费在总需求中的比例，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划转国资充实社保从而大幅降低五险一金的缴费费率；二是如何改善储蓄转化为有效投资的体制机制，其中A股市场的制度缺陷已经成为多项改革的瓶颈，急需突破。
吴晓求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金融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中国要推动金融体系的现代化，要构造一个能够在全球配置资源同时在全球分散风险的金融体系，这个要靠资本市场来完成。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将会获得越来越多的金融资源，能够使中国经济保持长期的持续稳定增长。我们该如何理解资本市场的核心功能？从融资者出发，还是为投资者负责？
陆燕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4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对外开放符合历史前进的逻辑和时代发展的潮流，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它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而且深刻影响了世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需要我们放宽历史视野、保持定力，准确把握外部环境的“变”与“不变”，坚定不移扩大开放，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进一步拓展开放范围和层次，完善开放结构布局和体制机制，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翁一
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
市场竞争中，企业生生死死，符合万物法则。但在企业濒临危困的状态中，如何维系公平局面，避免落井下石，充分协调各方利益，着实考验地方政府的智慧。即便是死，也应该让企业死得有尊严，对中国民企来说，道阻且长。
吴理财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教授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农村社会治理变迁始终与农村经济发展相伴随，而且相互交织在一起，并围绕着“经济发展为中心”这根主线而展开，体现着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的思想。农村社会治理要么是主动因应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要么是被动应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冲击。而从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来看，改革开放40年来先后经历了从“社会分离”到“社会参与”“社会协同”的过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农村社会从国家的治理对象转变为治理伙伴
于莉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城郊农民的市民化成为必然趋势，而市民化的一个标志性转变就是户籍身份由农业转为非农业。然而事实上，大量城郊农民并不期望市民化，甚至对户籍身份的“农转非”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在失去土地之后，城郊农民表现出对农业户籍身份的强烈依恋，这种户籍依恋阻碍了其市民化的进程。因而，有必要探讨城郊农民户籍依恋背后的原因，以促进城郊农民顺利完成由农民到新市民的转型。
张强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张定安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
绩效目标是全过程绩效管理的生命线，是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起点和基础，也是绩效评估、绩效监控和结果应用的前提和依据。2018年9月25日，《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正式发布，其中明确提出要“强化绩效目标管理。”这标志着我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正式走上了快车道，提升绩效目标科学化水平、加强绩效目标管理刻不容缓。
周振超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李英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
预算资金作为政府活动的基础，其来龙去脉直接反映了政府履责的活动范围、行为偏好和政策取向。经过近二十年的预算改革，预算“硬约束力”逐渐彰显。但是，“瞪着眼睛要钱，闭着眼睛花钱”等资金低效甚至无效的问题依然存在，预算绩效呈现为一种“软约束”。预算绩效管理是要在更深层次上将理财与理政结合在一起，通过预算绩效评价及问责，促使政府提供有效、高效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从而强化政府责任意识，硬化责任约束。
梁红
中金公司研究部负责人、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
2018年伊始，全球经济仍在同步复苏的轨道，而目前这一进程已被“打断”。增长减速的主因是中国金融条件过快收紧，而中美经贸摩擦迅速升级加剧了下行压力。对2019年的展望围绕着一个问题，即此前的上行周期是暂时“中断”、还是已经结束？答案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美两国未来政策的调整。然而，如果中国能够尽快调整内需政策，并在市场化结构改革中真正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经济增长与资产价格的前景均有望更为乐观。
刘伟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十三五规划同时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其核心理念就是创新，这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没有创新，就不可能有发展方式的转变，也不可能有产业结构的升级，更不可能有经济增长动力的改变。创新的核心是制度创新，是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的创新，说到底，是政治制度的改革。
凌胜利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博士,兼任外交学院国际安全研究中心秘书长
郦莉
中国外交理论研究中心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近年来中国对中美关系主动进行战略塑造的重要尝试。美国官方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经历了观望期、试探期和冷淡期三个阶段，由“谨慎乐观”转变为“冷淡处理”，最后变为“置之不理”。中美战略关系的塑造经验在于要注重凝聚战略共识、承认战略能力、增进战略互信、协调战略利益和管控战略分歧。这对于特朗普执政后中美战略关系的再塑造具有重要启示，也有助于中美战略关系总体保持稳定。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主任,研究领域为制度变迁、土地制度与发展经济学
中国的国家乡村治理经历了传统乡土社会时期县政村治——土改到集体化时期的国家全面控制——改革时期的乡政村治——城乡统筹时期的国家治理的演变。国家乡村治理制度安排的改变都是为了矫正上一个时期的治理弊端和问题，但迄今为止尚未找到有效的国家乡村治理结构与秩序。国家必须在新的发展阶段找寻与乡村转型相适应的乡村治理安排，提高国家直接治理的绩效、进行适合乡村治理半径的委托代理设计与制度安排，进行村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力量平衡，以形成更有效的乡村治理秩序。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