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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邓伟志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上海市社会学会会长。著有《中国家族的演变》、《生活的觉醒》

改革要深化迫切需要用改革的理论来指导。新时代需要新作为,新作为需要新学科。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丰富实践,完全有条件、有可能从实践中提升出改革的理论。改革学是以改革为研究对象、探讨改革规律的科学。具体地说,是研究改革的目的意义、战略战术、经验教训、演化历程、评估标准以及中国特点的学科。

朴光海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研究员

韩国文在寅政府主政以来,非常关注和重视中国的“一带一路”发展和建设,并一直在谋划和设计能够与“一带一路”相对接的国家发展方案。随着今年年初以来朝韩关系的大幅改善和朝鲜半岛局势的转圜,“一带一路”倡议与韩国“新北方、新南方”政策对接具备了现实条件。由于“倡议”与“政策”在理念愿景、推进路径、区域范围、合作领域及内容上高度吻合,如能实现成功对接,将成为推动中韩合作再上新台阶的新机遇与新平台。

梁永成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从1987年监察部恢复设置到2018年《监察法》出台,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行政监察制度走过了30年。这30年间,行政监察制度探索始终伴随着两条基本主线:一是党政组织关系的变动,二是监察工作与党政中心任务的不断调整。这两个因素是推动行政监察工作逐步被党的纪律检查体系所吸纳,进而被新的国家监察体制所整合的主要原因。在国家监察体制大变革的当下,从组织互动和治理性任务整合的角度重新回顾和反思这一探索历程,对于我们进一步完善国家监察制度、实现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周少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导,“政治发展与国家治理”创新组首席研究员

民主政治,是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内在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进步的根本保证。不断推进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是当代中国民主政治持续完善的根本路径。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伟大历程,深刻揭示了“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政治发展,民主政治发展又推进全面现代化”的中国发展逻辑。

李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

中美在各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在经济领域,双方在经贸上的摩擦仍在扩大,双方即将启动规模更大的第二轮加征关税措施。在政治领域,美国方面指责中国干涉美国内政,双方的误解正在加深。由于这些坏消息接连不断,外界对于两国关系的前景趋于悲观,一些人甚至认为两国将进入“新冷战”。但是,中美关系中的另一些积极因素却被外界所忽视,两国在芬太尼问题上的合作就是其中之一。

黄益平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已经施行了40年,推进金融开放政策也已经历时20多年。如果用宏观指标来考量金融开放政策的效果,成绩还是很突出的。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对出口和增长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另外,国内金融体系相对稳定,而且国际收支一直比较健康,对投资者的信心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不过,金融开放政策的一些问题也比较明显。

乔宝华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智库

黄坤

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我国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快速增加,但投入强度和投入结构仍有很大优化提升空间。要依靠创新驱动实现高质量发展,还必须坚定不移地加大研发经费投入力度:加大政府资金投入;扩宽经费来源渠道;增加基础研究经费;重视应用研究投入。

施戍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

2011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的周期性和结构性矛盾相互交织,经济增速出现下滑。与此同时,收入分配差距仍处高位,2016年基尼系数达0.465,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已刻不容缓。当前须正确认识稳增长与优分配的内在逻辑,破除将两者对立的认知误区,促进其良性互动。

张思平

深圳市委原常委、深圳市政府原副市长

深圳没有名牌大学,也没有国家级研究机构,但是在改革开放中,深圳高科技企业却蓬勃发展,成为全国领先的创新型城市。深圳高科技崛起的根本原因是小平同志所确定的改革开放大方向,是深圳几十年来坚持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是在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民企与国企,自主创新与对外开放等方面大胆探索和实践,并取得一系列制度创新成就。

严泉

上海大学教授

作为一种比较成功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新加坡也面临着新的挑战。特别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新一代受过良好教育的选民不同于老一代选民,不仅对物价上涨、工资贬值、交通拥挤、组屋申请难等民生问题方面较为敏感,而且也较反感人民行动党“高薪养廉”、“高薪揽才”的精英主义。新一代选民的自由与平等观念日益进步,对执政党认同感不强,反而较为同情反对党,重视对政府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新加坡未来政治体制如何演变,如何平衡民主与民粹的关系,不啻为一个世纪性的制度难题。

王缉思

中国国际政治学家,著名美国问题学者。曾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主要作品有《国际政治的理性思考》、《高处不胜寒: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与世界地位》等

本文从全球视角探究美国在世界政治潮流中的作用。从建国到冷战结束前,美国成为在全球范围内真正具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全方位影响和引领作用的大国。冷战后的美国政治仍然对世界政治潮流产生重大影响。但近年来的美国扮演了“战略误导”“战略迷失”的角色。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全球声望急剧下跌。不过,美国需要应对的一些内外困境,也是其他很多国家所面临的。

杨志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2018年减税政策由结构性减税转向全面减税,并且伴随着上半年税收收入同比出现增长的同时,财政收入也出现大幅度增长,其中相当部分原因是税收征管的加强。因此,要依靠进一步减税,为市场繁荣的持续创造更好的条件,而且为了有效地降低税负,名义税负应先下调,否则实际税负上升的问题就无法解决。

蔡宏波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徐美云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2013~2016年,中国向美国每百万美元出口带来的国内就业人次分别为45.6、36.8、37.8、37.7,呈下降趋势。同时,2017年全年,中国对美国出口为5056亿美元,若按2016年每百万美元出口增加37.7人次的工作岗位来计算,5000亿出口对应的是中国1885万工作岗位,那么在已实施的涉及2500亿美元加征关税的贸易战中,就将影响中国942.5万人的就业。但今年1~8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为990万人,同比去年增长了1.64%,由此可得出判断,此次贸易战对我国就业的影响暂未显现,但也不排除滞后性因素。

中川淳司

日本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

理解TPP的背景和意义,需要先了解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国际贸易法产生的结构性变化。一方面,基于WTO的多边贸易谈判遭遇瓶颈,着眼于深度整合[2]的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简称FTA)谈判盛行起来。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供应链的日益全球化,即产品生产流程、服务的购买与供给已经超越了国境。TPP加入了各种各样的规则,来改善为供应链的全球化提供支持的法规和制度环境。但是,TPP作为“21世纪的区域贸易协定”标准的意义不止于此

丁关良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调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我们党各项农村政策的根基,对于我国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对于解决“三农”问题有着不可替代的重大战略意义。

张克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讲师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标志着全面深化改革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改革将进一步触及深层次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制度体系的变革,改革任务的复杂性、敏感性、艰巨性更加突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迫切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中国特色改革方法论,建立起更为科学有效的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互动机制,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决心将各项改革任务部署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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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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