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进入新世纪以来，人类低生育问题越来越成为各国关切的课题，尤其是东亚社会。日本是东亚最先现代化的国家，也是最发达的经济体，但过低的生育率日益难以支撑这个庞大的经济体。从长远来看，低生育甚至会威胁到日本民族的生存。韩国、新加坡也都出现了同样的趋势；即使曾经是人口大国的中国（包括台湾和香港）也紧随其后。如果不能超越资本主义，那么人口危机也即最深刻的社会危机，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不是可能性问题。
王缉思
中国国际政治学家,著名美国问题学者。曾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主要作品有《国际政治的理性思考》、《高处不胜寒: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与世界地位》等
识别哪些政治目标是终极目标（或终极价值），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些正是政治哲学的中心问题”，同时也是很有意义而又很容易引起争论的政治实践问题。根据我对若干政治学著作的理解，以及对现实世界政治的观察，我暂且设定安全、财富、信仰、公正、自由是世界政治的五大终极目标。
罗翔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
法律的修改永远是滞后的，习气的改变则更难。法治的基本要义是要培养民众的规则意识，无论尊贵、卑贱、富裕、贫穷，都要受到规则的约束。如果人们非但不愿意遵守规则，反而视遵规守法为弱者的行径，那么你我是否也会遭遇万州事件，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魏尚进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曾任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试图借助短期措施来加倍刺激总需求可能会造成下一个十年的问题，而更好的策略则是着眼于结构性改革。中国政府应该正式将竞争中性原则作为国内经济治理的指导规范，并采取“政府中立”原则来规范国内外企业之间的合作和合同谈判，并构建更大的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暂时降低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税率。
黄奇帆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重庆市原市长、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
改革需要开放的推动力量，开放需要改革的体制保障，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这是我国改革开放成功的重要经验。对外开放，不仅能带来生产力的变化跃迁，还能带来营商环境的变化改善，直接推动政府职能转变、营商环境国际化、政企关系调整、外资和外汇管理体制变革、人民币加快国际化。对外开放，不仅能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还倒逼我国制度体制改革，原有的体制弊端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显露出来，进而倒逼改革深化。
刘尚希
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兼书记
在风险社会，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债务风险和金融风险等公共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若处理不好会引发严重的危机。中国的财政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和丰硕成果，主要在于注重既化解各种内生的公共风险，又防止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公共风险。
李迅雷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过去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个增量经济，增量经济它所带来的是一个趋势性机会，行业门槛很低，进去之后都能赚钱，存量经济就不一样了，存量经济就是个此消彼涨的结构性机会，所以为什么大部分企业家说日子不好过，因为现在大家朝存量经济的方向越来越近了。
卢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李双双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
借鉴竞争中性推进改革有助于提振民营企业信心，更好激活市场内生力量走出下行调整阶段；通过改革落实企业平等竞争理念仍是中国体制转型面临的现实任务，竞争中性原则对突破改革僵局具有现实意义。在内外经济环境深刻演变的背景之下，借鉴竞争中性原则加快推进改革，具有多方面必要性与可行性。
刘晓春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我国智慧法院的建设正如火如荼。技术和数据的深度应用是最高法院文件中多次强调的措辞。最高法院三令五申深度应用，表面上是技术和数据的使用，究其根本，实际上是互联网思维和模式在法院系统的深度渗透和应用。这种思路的特点是开放性、兼容性、交互性、扁平化，强调用户体验和互联互通，通过极速降低信息成本来促进高度专业化分工。
王英津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台湾方面两岸政治关系论述的主轴是，“中华民国”是一个与大陆对等、互不隶属的“主权国家或中央政府”，大陆方面两岸政治关系论述的主轴则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可见，两岸之间存在着很大政治分歧。从台湾方面来看，不仅其当局在一个中国政策问题上的立场前后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有些当局还运用公权力资源，经由政治社会化途径，向台湾民众灌输“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观念意识，使台湾民众的一个中国认同率逐渐下跌，这对大陆维护一个中国框架、推动两岸和平统一进程构成了严重的障碍和挑战。
张玉环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经济外交项目组成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宋亦明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经济外交项目组博士研究生
9月30日，美国在与加拿大最终达成了协议，双方决定联合墨西哥推出全新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议》。该协议的达成是特朗普政府继8月27日与墨西哥初步达成《美墨贸易协定》、9月24日与韩国正式签署新版《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后在国际贸易领域中所取得的第三个重要进展。此外，美国还正在与欧盟、日本紧锣密鼓地开展三边贸易协定谈判。特朗普政府在近期“连下数城”，不仅掀起了一股重塑世界贸易格局的旋风，更是拉开了重写国际贸易规则的大幕。
周穆之
牛津大学社会学博士候选人
政策没有必要谈到低迷的生育水平就色变。人口经济理论无法考虑到许多预期不到的因素，比如技术的革新，产业的升级，健康寿命的延长。这些因素都可以变相提高劳动人口的素质、数量、和效率，以新的形势促进社会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和人口政策从根本上应当多多考虑、关怀、尊重个人的生育意愿，提升人们实现理想家庭模式的机会。
卢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10月24至25日，日本、澳大利亚等十二个世贸组织（WTO）成员国贸易部长与欧盟代表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开会，讨论如何改革加强世贸组织使之现代化议题。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明确和坚决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制度”，并从争端解决机制、重振WTO谈判职能、加强贸易政策透明度三方面对拟议中的新一轮WTO改革提出建议主张。
许可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区块链并非法外之地。那种认为区块链是中立性技术，而无法规制的观点忽视了任何技术都是被特定的人、基于特定的目的、在特定场景下运用的。正如爱因斯坦所洞见的，但凡技术重要到一定程度，必然变成法律和政治，核技术就是典型的例子。由此，区块链新规的症结并不在于正当性，而在于其合理性。
吴敬琏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改革开放给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中国能够在2010 年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推动中国经济崛起最重要的因素，是市场的扩展使个人和企业的选择权得到了一定的发挥空间。无论是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和销售定价行为，还是个人对劳动的提供以及对商品服务的消费选择，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人们都有了当初无法想象的自由选择权。这种建立在市场基础之上的自由选择权的扩大，为劳动、资本与技术在特定时间与空间的有效组合创造了便利条件，从而极大地释放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
林采宜
华安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从2018年下半年以来，由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下降，共享单车、拼多多等低价经济的崛起，消费降级的声音不断出现，但结合经济增速、消费结构等多个指标来看，这些现象并不意味着“消费降级”。消费“降级”的错觉产生于消费结构的变化，从城乡结构和收入结构来看，农村居民、中低收入居民由于收入增长幅度高于一、二线的城市居民，他们在消费增长中的比重上升，显示为商品消费单价的整体下降，实际上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消费群体的消费增长。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