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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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正龙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
当前，美国行政部门、国会与朝野两党都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政策，认为自尼克松总统以来历届总统的对华政策已经失败，中国已成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然而，应该看到，目前正在进行的大国竞争与历史上所发生大国竞争并不一样，两者之间存在许多不同。此大国竞争，非彼大国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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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托弗•A•麦克纳利
美国查明纳德大学教授
两个各自为政的力量集团相互对抗，发生这种情形的新冷战可能性极小。更有可能出现的是一种混乱，而不是一个两极分明的世界。美国已经开始成为有选择性的孤立主义国家，而中国对自由国际秩序的支持不过是半心半意。一个不稳定的过渡时代开始了。没有一个国家能让自己置身于这种活力之外。受到影响的将是全球领导力和全球公共产品的供应，但这个过渡时代与1990年以前一个社会主义集团与一个资本主义集团的全面竞争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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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正确的或好的去杠杆，应当是在稳杠杆、稳正常经营的同时，着力解决高杠杆背后的体制、政策问题，由过度扩张模式转向稳健或谨慎经营模式，提升效率，逐步将杠杆率降低到一个合适水平。相反，如果只是力图在短期内把杠杆率指标降下来，不抓必要的改革，或者像有些地方那样过多采用行政性办法降杠杆，很可能达不到政策初衷，甚至事与愿违。比如，最应降杠杆的地方政府和国企反而承压能力强，民企受到更大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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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前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学术委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总经理、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前所长
数字货币技术是在密码学不断演进的基础上蓬勃发展起来的。早在比特币之前，数字货币就是密码学的一个研究分支。一直以来，密码学界有一个梦想，我们手里拿的实物现金能不能在数字化以后，通过数字加密技术，像发邮件一样，直接从某一个数字身份人转移到另一个数字身份人的名下？就这么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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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益平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如果我们真的认为民营企业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很重要，要让民营企业实现公平竞争，我们就不能简单地说，一方面要支持国有企业，一方面要支持民营企业，而应该大张旗鼓地说，政策要向民营企业倾斜。因为它的起点就低，给其提供一些倾斜、特定的支持才能让民企公平竞争。关键不是明天能不能真正实现公平竞争，而是明天对民营企业的歧视能不能比今天稍微少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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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修义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上海市哲学学会顾问
经验证明，出错不可免，问题是纠错能力强不强。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个优点，但前提是决策要对。决策错，又集中，那错误也大，且纠错比较困难。所以，我们不仅要承认认识是可错的，而且需要在构建纠错机制上多下功夫，才能使我们的认识和实践少走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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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文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长期从事教育治理,教育+互联网研究
中国教育在近几十年的前进与改革中，存在一个明显的误区：对学生过度强调了所谓的尊重、自由，过度讲了天性、个性等，缺了基本规矩，多了娇纵。在中国，体罚已经被我们描绘为最野蛮落后的教育方式被完全禁止。但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实际上是与其社会发展水平以及文化、社会制度关联的，不是独立存在的，同时，也是有着复杂的体系共同维系的，更是有前提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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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世界经济》编辑部主任
尽管反对和质疑之声始终伴随着这一轮全球化浪潮，英国脱欧，特别是特朗普执政后的一系列政策使得人们不能再无视逆全球化的动向。它不仅是两个世界主要国家投票的结果，而且正在变成越来越具体的政府行为。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逆全球化可能是对过去20多年来全球化高速扩张后向常态回归的一个过程，至少经济全球化水平不会发生大的逆转。实现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要通过全球化来治理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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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莹
中国社科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首席专家、清华大学兼职教授、外交部前副部长
任何战略的成败都不能脱离战略演进所处的时代背景，成功的战略构建更是要基于对时代潮流的准确判断。冷战的终结打破了世界被集团隔绝的状况，给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更大空间，而各国希冀和平、追求发展构成后冷战时期的基本潮流。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顺应了和平与发展的潮流。当前，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符合时代潮流和人类发展方向，是对我们的国际言论和行为的根本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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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斌
经济学博士,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从长期来看，去杠杆是个左右摇摆的两难问题，不值得过度的关注。只有有效地改善服务业供给，才能最终解决结构不平衡的问题，才能真正解决杠杆率和经济增长的两难选择问题。改善服务业供给需要改革，改革的重点内容是开放服务业和要素市场，涉及到对现有政府职能、各种管制政策以及事业单位的重大调整。考虑到对服务业的改革异常艰难，需要突出重点改革领域，一届政府做好一到两个重点领域的服务业改革就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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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高
光大证资管首席经济学家、北大国发院兼职研究员
在恰逢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候，过去非常清晰的发展目标正在变得模糊，基层试错空间也在减小，对未来的信心以及破除困难的斗志都在减弱。这些因素正在侵蚀改革的基础。此时理应重拾“发展是硬道理”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成功精髓，重新强调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实事求是精神。只有这样才是对改革开放40年的最好纪念，从而开启未来40年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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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房地产问题并非房地产本身所引起，而是中国的城市化模式所致。因此，通过管控房地产（例如限购）已经不足以实现房地产和实体经济的平衡，更不足以促成社会均衡的进步。现在解决问题的思路仍然是房地产本身，而没有把房地产置于城市化模式中来考量，因此所出台的举措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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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智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
中国国企改革，最终还是要走产权改革的道路。但基于意识形态的限制，现阶段对“关系国计民生与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的存量国企实行直接民营化的可能性较小。应着眼于扩大增量改革的范围，让民企自由进入这些行业，与国企自由竞争，不人为设立各种限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竞争中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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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晨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一战的军事经验与教训对二十一世纪初期的国际战略格局仍有启示。一是一战使世界意识到在经济、社会和科技变革影响下，大国战争的风险和代价难以承受，二战的经验和核时代的来临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认知。二是战略规划与实施在和平与战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时有着巨大的差别。军事竞争和军备竞赛难以解决安全问题，在决策过程中必须得到有效管控。三是军事体系需要保持不同层级的适应和创新能力，应对战略环境和技术变革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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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
国家行政学院政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王立鹏
中国电建国际中东北非区域总部综合处副处长
改革开放40年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理论，持续地演进和发展，大体经历了六个阶段：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每个阶段的理论都源于中国的发展实际。这些不断升华的理论，不仅引领和推进了经济体制改革，而且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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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文钊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研究员,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会长
特朗普政府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挑起的贸易摩擦表明美国对华政策正在经历中美建交四十年来最深刻的调整，但如果说中美关系已经发生质变则为时尚早。中美关系涉及范围非常广泛，各种交流仍在继续进行。中美经济在全球化进程中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关系，脱钩是不现实的。冷战的两大特点是意识形态对立和集团对抗，中美关系没有表现出这两个鲜明特点，冷战不是中美关系的选项。在中美之间博弈和竞争常态化的情况下，缓和摩擦，管控竞争，争取中美关系的大体稳定仍然是有可能的。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