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
当前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进一步推动产权改革是促进我国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这要求我们以基本经济制度为中心，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标准，以提高国有资本效率、增强国有企业活力为主线，明晰产权、引入竞争、依法治企、因业施策，以有效产权替代无效、低效产权，实现国企法人治理规范化、公司运营市场化、企业竞争中性化。
张斌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
王沈南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
朱鹤
熵一资本全球宏观研究院副院长
张佳佳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研究助理
对地方政府债务，应做到对历史债务认账和对新增合理建设项目买账。将地方政府债务划清界限，为地方政府合理举债关上后门打开前门，将财政债务和赤字显性化、规范化，便于今后更加科学的管理，有助于维护宏观经济稳定、有助于降低全社会经济风险、也有助于降低未来的真实财政负担。
管清友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
张奥平
如是金融研究院投行部总监、首席资本研究员
上交所科创板及注册制试点本质是为科技创新型企业发展提供融资服务，其将通过市场化的制度建设提高企业融资效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通过差异化的制度安排助力更多的科技创新型企业对接资本市场发展。随着市场不断的发展，其或将成为中国版纳斯达克。
单许昌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外国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所谓共享经济，笔者的定义是：资源拥有者将自己的闲置资源，在一段时间内，通过某种中介平台，供使用者使用，从而优化资源配置的经济样式。例如，滴滴出行（由“滴滴打车”更名而来）就是把闲散的私家车，供需要出行服务的乘客使用的模式。但是，学界和商业界理解的共享经济概念存在很大差异，共享经济也不像一些乐观者认为的那样好，对共享经济商业模式争论也非常大。
沈建光
经济学博士,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明年最大的风险是贸易战升级的态势能否得到缓释，如果11月底中美贸易谈判取得积极成果，那么，2019年的基准情况是中国经济回落的程度是有限的，预计经济增速大概率会在6%-6.5%之间。但倘若中美之间无法就贸易问题达成协议，明年美国对华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从10%上调至25%如期而至，即便加大减税力度和货币政策放松对冲，其对中国出口、就业、投资环境、企业家信心以及产业链等方面的打击将十分巨大的，届时将明显拖累中国经济下行。
彭希哲
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兼任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人口专家委员会委员,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
胡湛
复旦大学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系副教授
家庭是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起点和给定条件，重构当代中国的家庭政策体系无疑是探索中国现代社会发展道路的应有之义。政府不仅需要通过家庭政策对社会成员进行福利输送，也需要通过家庭政策来适应新的社会变化，以使中国社会顺利完成传统与现代的历史转换。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黄彦杰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研究生
译者:陆芃樵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
我们可以概念化西方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为“场内国家”（State in Market）。这是一个市场（经济）原则规制国家（政治）原则的系统。相反地，我们可以将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归纳为“制内市场”（Market in State）。通过这一概念，我们提出尽管存在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和市场规则的作用，但是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中国家（政治）原则规制市场（经济）原则。
艾辅华
为何美国1787年的制宪会议能够“吵”出一部宪法？为何这部“吵”出来的宪法日后能够充满生机？美国首届国会为何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具成效的一届国会”？他们的明争暗斗如何发展为美国走向强盛的制度保障？首届国会的各利益集团如何谈判，如何达成一致，如何做出让步？稳步推进民主政治进程的现代中国，可以从美国建国精英身上汲取哪些历史经验和教训？
俞可平
北京大学政管理学院院长
王长江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周光辉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
杨团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姜晓萍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何增科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如果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解答“中国发展之谜”，即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还依然保持社会政治的基本稳定，这个答案就是变与不变的结合。不变的就是我们的根本政治制度没变，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没有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没变，基层自治制度也没有变。变的是什么呢？变的是国家治理，特别是党的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也是对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总结。
任远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对于人类社会来说，人口的极端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为什么人口发展极端重要，人口如何影响发展，及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人口和发展的内在机理，却未必没有疑惑。所谓的“低生育率陷阱”、“老龄化危机”，其实都是臆想的危机，而实际上应该认为是现代性的结果、是发展的成就。忽视了对人口变动实际上是内生于发展过程的理解，将人口从发展过程中孤立出来，而片面强调人口对于发展的作用，可能遮蔽了人口与发展关系的真实机制和相互作用的关联。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是长期和短期、内部和外部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要保持足够的信心。我国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的大格局没有变，主要指标仍保持在合理区间，我们拥有全球最大的内需市场，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和增长空间，经济发展长期稳中向好的总体势头没有变，经济增长速度仍居世界前列。不仅如此，党的十八大以来宏观调控体系的不断完善，也为我们应对短期经济波动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沈建光
经济学博士,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今年以来，在去杠杆和财政紧约束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出现明显下滑态势，消费低迷，投资不振。10月31号政治局会议首次强调“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表明短期内稳增长措施将被放置首位，并未提及去杠杆。这预示着政策信号的变化——当前决策层关于经济形势与防范金融风险的判断已再次转变。在此背景下，如何看待前期去杠杆政策？未来的政策又将何去何从？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秦晓
香港金融发展局委员,招商局集团、招商银行原董事长
在政府直接进场的情况下，支持民企的重要的政策决定是很难完全到位的。只要存在政府自己的国有企业，那和民营企业的政策就很难完全一视同仁，这只能是个良好的意愿，但做起来就有制度上的障碍。破解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二元结构，应该对国有企业做出明确划分，承担国家安全战略的分为一类，没有承担国家安全战略的分为第二类。
胡月晓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通过对某大报中缝企业注销公告的持续观察，强烈感受到当前企业关停的“特征”——结构性！每期10家上下的或注销、或清算的企业关停公告中，生产性企业顶多1家，基本上没有，其余均为咨询公司、投资公司、贸易公司等一般服务类型企业。劳动力成本上涨、产业转移带来的生态改变等，带来的市场竞争力下降，是生产型中小企业选择主动歇业的主要原因。
赵晋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原部长、国研智库特邀首席经济学家
更多本土跨国公司的持续成长是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需要。跨国公司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具备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要素资源的能力，具有很高的国际化水平。当前，受中美经贸摩擦影响，全球经济和贸易投资增长面临严峻挑战，中国企业成长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出现许多新变化。中国企业国际化路在何方？
王小鲁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博智宏观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收入分配、市场化改革等。两次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博士论文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杰出博士论文奖
在这40年间，经济保持了年均9.6%的高速增长，居民人均收入年增长达到7.4%。相比之下，改革前实行全面计划经济的20年，经济虽然达到了平均5.1%的中速增长，但居民收入年增长只有1.2%，人民生活没有显著改善。尽管改革成就显赫，中国目前还只是个中等收入国家，与发达国家差距仍然巨大。同时从体制到发展还有一系列重大问题亟待解决，目前正面临某些严重的挑战。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