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甘犁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
增加与民生相关的专项附加扣除，是我国个税法第七次大修的最大亮点，也是政府在合理减税、完善税制、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此次专项附加扣除还未惠及到的那部分个税免征人群，也会逐渐受到政策的关注，如可在条件成熟时通过“负税率”制度（不仅不用纳税，还能在专项和劳动所得方面获得国家补贴和鼓励）等方式，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最终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稳定。
韩大元
中国人民大学二级岗位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兼任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会长
宪法学的重要使命是为社会发展与进步提供理论支撑与知识储备。特别是在社会转型与改革时期，宪法学承载着塑造价值、建构规范、凝聚共识、诠释实践命题的责任与期待。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中，宪法学者们以其学术的责任感，探讨改革的宪法逻辑，努力形成面向实践的学术范畴，强化理论对实践问题的解释力，体现了宪法学的学术立场与专业精神。
范子英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与降税相比，此次的专项附加扣除对个税税制的意义更大，至少为今后进一步迈向更合理的税制做了很大的突破。从目前的专项附加扣除方案来看，操作的简便性是第一考虑，实际的收入调节作用被放在了次要位置。六项附加扣除中，大多数采用了定额扣除方式，这实际上等价于变相的“起征点”，没有完全体现“扣除”的应有之义。
宋立民
清华大学教授
在“未来时间区段”，多数人将涌入能提供工作岗位和高效率的城市。城市化率将不断攀升，超过千万人口的“大城”遍布全世界。由于机器人的介入，传统工作岗位（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将主要由智能机器人承担，人类的工作大多在服务业（第三产业）和新增加的哲学工作（与其他平行世界的交往，探知灵魂）、艺术工作、消费工作（带薪旅游、带薪娱乐与带薪消费成为工作的一种新方式）等，这些新增的工作机会可能被称为“第四产业”。
刘伟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教授
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内需消费市场。这至少表明，中国消费市场内需的绝对规模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这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这就为我们在新常态、新条件下，转变发展方式，转换增长动能，从过去长期靠投资为主，转向消费拉动为主，提供了深厚的经济发展基础。
罗国芬
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讲师、博士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已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并引起强烈情感共鸣。同时，在不断“被问题化”的建构过程中，不要“污名化”留守儿童的呼声也向来不绝于耳。基于儿童权利视角可以发现，其实是产生大量留守儿童的社会结构有问题，而不是留守儿童本身有问题。而解决产生留守儿童的社会结构问题，需要实现城乡协同、权利平等，且以“人”的福祉为终极关怀的发展模式，能够惠及所有农村儿童。
桑普森·奥佩迪萨诺
纽约新学院米兰国际事务、管理和城市政策学院,院长行政助理
虽然全世界都在等待美朝之间可能举行的第二次首脑会晤，但重要的是，中美两国无论自身利益如何都应共同努力营造和平。中美两国都明白，真正的统一即便有可能，也会是极其困难的，因为朝鲜和韩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是如此截然不同。中美两国首先应该关注的是实现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由此，才有可能就如何最好地实现“统一”进行谈判斡旋。
马洪范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外国财政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中国不能急躁，要坚守底线，不自乱阵脚，因为时间在中国这一边。中国的未来，在于做好我们自己的事，全力解决好国内问题，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提高中国制造质量，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贸新秩序。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世界一定因中国而变得更加美好。
杨光斌
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十三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中美建交近40年，可谓一波三折。从最初“准同盟”性质的关系，逐渐走向正常的国家间关系。如今，判断中美关系未来走向为时尚早，但出现新的转折点已是事实。中美关系正进入“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里，美国并不必然要放弃很多领域内的“接触”政策，但是“战略围堵”的成分会加大，比如在新近达成的《美墨加贸易协定》里针对中国的“毒丸条款”。预计，类似的“围堵”设计将不会是个案。
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高等研究院院长
在涉及改革方向和大政方针方面，当前急需统一思想，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各种思潮和误区太多，有很多步调不一致的情况，使得下面很多部门方向感缺失。我们只有从思想上、方向上进一步统一到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开放上来，促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协调，促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激励相容，正确处理好目标与过程的关系，才能实现十九大所提出的使命、愿景、目标及其他任务。
黄奇帆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重庆市原市长、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
中国资本市场再出发，就是要围绕中国资本市场晴雨表功能、投入产出功能、资源优化配置功能“三个弱化”的问题采取措施、深化改革、加以解决，就是要从长期的、经济的、法律的、制度性措施而不是短期的、行政的措施进行深化改革，要从体制机制性的角度进行突破，从基本面特性、基础性制度的角度进行一些纵深的研究，要从开放的角度把国际成熟市场中一些有效运行的基础性制度引进到我们的市场中。
任远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所长,受聘为上海市人口与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宁波市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专家委员会委员、浙江省绍兴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等
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可以很大程度上吸收先行国家城镇化的经验和教训。通过对发达国家城镇化发展演化规律的认识，有助于为面临城镇化发展的问题提供有效经验。而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些不足，也能够提醒发展中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实现预先性的应对。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具有社会科学的后发优势，有利于实现更加快速、更加良好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但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也需要结合具体国情，探索具有发展中国家特点的城镇化道路。
李强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发展中，智库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说，不理解美国智库，便无法理解美国政治。如果我们观察今天美国政治运行的话，便不难发现，政党在政策创意方面的角色愈来愈弱化，形形色色的智库愈来愈成为政策创意的发源地。政党充其量只是将相关智库的研究结果接收过来，加以修改或修饰，作为自己某方面政策的基础。
葛汉文
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现代大战略研究的重点在于从历史经验中分析昔日大国、强国兴衰起伏的案例，以期明确作为一门艺术而非科学的大战略之内在机理及实践意义。中国拥有大战略思维与大战略缔造的深厚历史根基，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行将结束之际，中国大战略研究的现实和历史意义重大，大战略研究者肩负重要使命。未来，中国大战略研究应注重聚焦当下情势、注重历史检讨和发掘中国智慧。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正处在加速发展时期。人口老龄化意味着传统意义上人口红利的消失，但如果能够正确认识老年人口对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政策应对恰当、改革措施到位，我们仍可以从变化了的人口年龄结构中挖掘人口红利的潜力，助力我国经济行稳致远。
克里斯托弗•A•麦克纳利
美国查明纳德大学教授
随着美中双边贸易中超过半数商品被加征关税，我们已迎来一场全面贸易战，并且无论美国还是中国似乎都不太可能让步。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威胁要对所有出口到美国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同时中国政策制定者们也开始探讨对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差异性关税，即对那些中国可以轻易用其他国家进口替代的美国商品加征高关税。中国和美国经济融合的无序决裂——“中美国”的终结——已隐约可见。这令美国与中国之间爆发首次“霸权对决”的风险上升。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