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黄奇帆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重庆市原市长、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
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国际贸易的总量当中，70%左右是成品的贸易。到2010年的时候，60%的贸易量是零部件、原材料等各种中间品的贸易，40%是产成品。到了去年，贸易量中的70%以上是零部件、原材料等中间品。因此，世界上主要的贸易品，已经不是一个国家做的，而是几十个国家，是几百个企业，在不同的地方，生产组合的。这样，世界贸易格局变了，表现为货物贸易中的零部件、原材料、中间品的比重得到了极大地提升，服务贸易的比重也得到了极大地提升。这些变化正在影响和产生新的世界贸易规则。
孙兴杰
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院长
朝核-外交到了一个分岔口。朝核是继续发酵，比如说核试验活动重新启动，中远程导弹发射，最终让外交陷入冰冻，半岛形势进入新的周期？还是说，朝核冻结甚至向无核化方向缓慢迈进，外交活动不断突破，在越来越频繁的外交互动中，最终消解朝核问题？目前还没有确定的答案。
程实
工银国际研究部主管,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财政和金融的关系过去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财政决定金融。财政（特别是一系列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聚焦方向，大部分都是资本密集型或者说是资本消耗型产业，需要金融配合。财政政策的落地也需要国家间接融资力量的帮助，因为中国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经济体。但是，现在这一特点正在发生改变。
周天勇
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讲座研究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著有《劳动与经济增长》 《效率与供给经济学》 《金融风险与资本社会化》《中国经济命运与前景的深层次思考》等
为什么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什么说“一带一路”是一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供给安排？并且，这些供给品如何从供给方和需要方进行区分，供给品组合结构是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当有什么样的功能和结构？这些问题需要从经济学视角进行深入的分析和阐释。
刘同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孔祥智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衔接的方式可归纳为“规模扩大”、“劳动力节约”、“产值提升”和“产业拓展”四种类型。为了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需要根据不同类型农户的差别化政策需求，加快培育适度经营规模的“新中农”，努力强化小农户和其他主体的利益联结，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以优化农村土地资源配置，并创新体制机制以支持城镇人才、资金回流农业农村。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不是马歇尔计划那样的短期项目，而是中国开放的一个长期国策；“一带一路”倡议也不是中国一国主导的封闭项目，而是多国参与的开放项目。无论对中国还是对当地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实现“一带一路”的可持续发展。只有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可持续发展目标才可以实现。
张茉楠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
《外商投资法》是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一步，但这还只是一个新的起点。作为一项法律，《外商投资法》不可能覆盖到所有问题，有许多难题待解，需要继续推进配套法规的制定。总之，中国致力于建立一个有利于中国充分参与全球经济竞争与合作、面向各类所有权性质主体的平等透明的制度环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王鹏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
在当前“特金二会”无果、无核化进程受阻、半岛疑云再起的背景下，俄朝促成金正恩访俄，目的何在？假定峰会得以顺利进行，它将对半岛局势、朝俄关系、朝美关系有何影响？对于国际社会历来所主张的朝核/半岛问题双核心目标——一是确保不战不乱，即“维和”，二是持续推进半岛无核化，即“去核”——将分别产生何种影响？
邬贺铨
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院士
工业互联网是工业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发展的基础，工业互联网是互联网的“下半场”，有着与消费互联网不同的特点，需要满足企业应用的高安全性、超可靠、低时延、大连接、个性化以及IT跟OT兼容的要求，需要开发对工业互联网优化的ICT技术，虽然现在还有很多的技术不够完善，但并不意味着工业互联网现在就不能启动。工业互联网的全面实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任何企业都可以启动，可以从任何阶段启动数字化转型的工作，以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并重来应对发展中的挑战。
葛兆光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
如果思想史研究要奠定它的“中国性”，更重要的是如何确立它切合中国思想传统的问题意识、分析框架、概念工具和评价立场。特别重要的，还是中国思想史研究者能否在历史讨论中保持对现实的针对性，能否在传统观念的梳理中诊断当下的思想问题。正因为如此，近来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者一直在关注和追问一些既有关历史，又有关现实的思想史问题。
何佳
任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
中国金融发展的主要矛盾就是金融的全局性本质和中国渐进性改革发展模式的局部性本质的矛盾；中国金融的主要特征就是定价体系的紊乱和渐进性改革结构性套利并存。只有充分理解中国的金融规律，我们才有可能更好地推动科创板的建设，并且使之带来的风险可控。在实施注册制和市场化发行时，要非常谨慎，要有基于可行性分析基础上的各种预案。
鲁政委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2019年4月政治局会议删除了“六个稳”的提法，重提“结构性去杠杆”和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问题，其精神与2018年4月的政治局会议和中财委会议相似，反映出外部环境改善后，宏观政策正在从因外部风险而进行的暂时性调整中回归。这说明政策当局解决经济结构深层次问题、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决心从未动摇。这意味着当前政策难以进一步宽松。不过，此次会议仍然认为国内经济有下行压力，这意味着宏观政策还未到转向之时。
王炳权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高标准与严要求的刚性“挤压”、物质利益上的“失落”、“天花板”阻隔与“旋转门”缺失，都是干部“职业倦怠症”的诱因。要客观认识干部的“职业倦怠症”，不要视其为“洪水猛兽”。良好的政治生态是治疗干部“职业倦怠症”的灵丹妙药，要关心干部、爱护干部，从根本上消除干部“职业倦怠症”产生的土壤。
彭文生
光大集团研究院副院长、光大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著有《渐行渐远的红利——寻找中国新平衡》《渐行渐近的金融周期》
逆周期调节并不必然意味着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之间存在很大的冲突，关键是政策路径和工具的选择，在结构转型期的总需求管理中财政政策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在逆周期调节中财政政策应该发挥更大作用，稳增长应该主要靠财政扩张尤其是减税。
唐天伟
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江西师范大学管理决策评价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刘文宇
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
周峰
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
我国不同地区贫困县政府扶贫效率及测度因素存在不充分性，并且同一地区内部的不同省域贫困县政府扶贫效率及测度因素不充分性问题更为凸显。解决这种不充分性的对策主要有两个：一是以西南、华北、中南地区为重点，扭转精准扶贫政策资源瞄准偏移、力度不够问题，优化当地扶贫服务投入结构及质量；二是创新精准扶贫机制，充分发挥相邻城镇对贫困县农村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
李雪峰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教授
在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重大风险的工作中，社会领域的风险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领域。这一领域涉及面广，关系到各级党委政府及各党政工作部门，值得认真研究其重大风险的化解防范之策。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