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张英洪
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归结起来，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建立以维护和发展公民权利为核心的全国城乡统一、平等、开放、公正的现代国家制度体系，改变长期以来不统一、不平等、不开放、不公正的城乡关系，彻底打破城乡之间的制度性壁垒，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从而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江必新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三巡回法庭庭长,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多元共治有助于社会治理的协同统一，有助于治理效率的提高；有助于民主与法治理念的培育；有助于增强党政机关政策决议制定的科学性与合法性。同时，多元主体参与治理，发表不同看法和提议，党政机关听取意见或说明理由，既体现信息公开，又彰显程序公正，代表了多元治理理论的民主性和正当性。因此，多元共治顺应了党中央对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新要求，是当今时代我国社会治理范式的重要方向。
钱再见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治理与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汪家焰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只有坚持政治权威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机统一，并且正确处理好政治权威与法治建设、政治权威与民主参与以及政治权威与公共问责之间的关系，才能有效发挥政治权威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主导性作用。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应构建一个民主法治型政治权威，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此，需要建立健全法治体系，促进政治权威法治化；扩大公民参与渠道，促进政治权威民主化；完善公共问责的体制机制，实现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
庞中英
中国海洋大学特聘教授、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
在各种因素作用下，现有全球治理体系近年来却面临日趋严重的挑战甚至危机。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些国家，如美英，正在退出一些全球治理机构或对全球治理有重大影响的地区性组织；全球性公共产品供给短缺并未得到根本改善；竞争影响了世界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导致全球治理体系愈加复杂。挑战同时也是机会。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加大了对国际公共产品的贡献。展望未来，世界各大国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协调合作及其成效将决定21世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
执笔:贾晓芬
人民智库研究员
在受访的基层干部看来，超半数的受访基层干部期待“严管与厚爱同步”“上级部门和领导能多些支持”“上升通道更宽一些”，以及自己可以“得到更多的理解和认可”；在受访公众看来，“严管与厚爱同步”“新一年的上升通道更宽一些”以及“上级领导和部门能多些支持”是其选择占比靠前的三个选项，亦是其新一年的最主要期待。
魏钦恭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讲师、研究员
邹静娴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讲师、研究员
曾晨
京东公共战略研究院院长
在总体消费趋势上，居民消费贡献率不断提升，拉动经济作用进一步增强；居民消费结构变化明显，生存类消费下降、生活享受类消费提升。从人口结构变动来看，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不同年龄群体的消费支出结构迥异；人口结构变化作用深远，供给、需求两侧均受影响。从消费方式变革来看，居民网购消费额逐年增加，中小城市贡献率不断提升；电商效应明显，消费方式变化有助于平抑空间差异。
袁东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袁璐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
以中央企业为代表的国有大企业是我国大企业群体的龙头和主体，一批国有大企业不仅规模达到了世界级，技术、管理、国际化水平等也都走在了世界前列，但“大而不强”的问题始终非常突出。培育一批国有大企业成为世界一流企业，必须坚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以激发和增强企业活力为根本，加快实现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深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积极推进商业类国企集团层面“混改”，强化企业内部激励机制改革，大力发挥国有企业家作用。
胡一帆
瑞银财富管理投资总监办公室亚太区投资总监及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由于贸易和内需双双疲软，第一季度亚洲经济表现疲软，很可能是今年最弱的一季。不过有两个迹象表明从第二季度起经济有望回暖：3月份贸易增长和半导体行业回暖，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稳定使得货币政策得以保持宽松。此外尽管美债收益率曲线倒挂是一个潜在风险，但美国经济现在衰退的可能性并不高。
梁红
中国金融40人论坛特邀成员,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部负责人
我们估算，1月1日起开始“全套”实施的个税改革有望增厚居民可支配收入5000亿元左右（总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2%左右）。估计1季度单季个税少收近2000亿，约占当季可支配收入2%。4月1日期执行的增值税（VAT）税率下调及其他配套措施、5月1日起执行的社保费率及税基下调可为企业减负约达5000亿人民币。同时，随着政策组合向“宽财政、稳货币”换挡，下半年内需增长“引擎”也可能由消费和制造业投资“接棒”。
张锋
中国南海研究院兼职教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一带一路”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新实践。《人民日报》最近的一篇评论文章说：“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彰显了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案。”“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变革的关系是什么？什么样的“一带一路”能为完善全球治理做出新的、与众不同的贡献？
侯鹏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博士
韩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处于增长的趋势。为更充分地利用国际投资仲裁制度保护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利益，当前我国可以考虑借力第三方出资机制，辅助企业处置国际投资争议，增强企业海外投资纠纷化解能力，保护海外投资利益。
唐世平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当选为2015年度长江学者,著有《塑造中国的理想安全环境》等
通过考察自1800年以来重大国际秩序变迁案例，作者提出“中国选项”，即中国仍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只要认定任何国家都无法真正从外部阻挡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的发展更多的是靠国内改革和开放的话，中国需要做的就是沉着冷静，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治理好自己，尽可能与其他国家和非国家主体，共同推进国际秩序的稳步改进，从而造福世界。
王建华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4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显著特征是“政策驱动”。政策驱动高等教育改革的成功得益于行政权力的强制性、锦标赛体制以及对顺从的激励。但随着这种改革模式日益常规化，政策实施过程中“顾此失彼”“制度区隔”“目标替换”“拼凑应对”等层出不穷。要避免政策驱动改革的局限性，应以治理的现代化和改革的法治化为契机，以高质量的政策和创新的知识驱动高质量的改革，进而以高质量的改革驱动高质量的发展。
陈刚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助理所长
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美国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不愿意继续承担高昂的成本以实现其大国责任，欧盟则因自身的裂痕而不能发挥应有的领导力，国际社会在气候变化、联合国改革、世界银行改革以及世贸组织谈判等领域逐渐陷入僵局，全球范围内的南北差异、收入差距、数字鸿沟、基础设施不足等问题始终得不到有效解决。过去10年间爆发的美债危机和欧债危机，则进一步限制了西方发达国家推动全球治理的能力。那么，中国的“一带一路”能否填补全球治理的空白？
熊芳芳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下半叶既是法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 也是乡村城镇化的关键时期。前一个时期, 除工业乡镇有所发展外, 乡村城镇化主要表现为乡村人口的外流。工业的发展和城市的扩张, 将大量农民从乡村中剥离出去, 客观上也将乡村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20世纪60年代之后, 城市的扩张、基础设施的改善, 推动了人口的回流和“乡村的复兴”, 乡村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功能也出现了较大的转变。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逐渐从对立走向互动和互利。
沈费伟
博士, 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讲师
长期以来, 中国在政府主导型的农村发展战略指导下, 乡村社会虽取得一定的发展, 但依然面临着各种社会问题, 如空心化问题、环境问题、教育问题等。基于赋权理论的研究视角, 结合英国乡村振兴的成功经验, 本研究将从个体、组织和社区层面赋权3个方面, 阐明当前中国乡村振兴的路径指向。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