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胡敏翔
民建中央财金委员会委员
包雅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有效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是当前经济生活中的重要课题，目前亟须大力发展风险投资服务支持实体经济。建议加快制定《风险投资法》和《私募条例》；建立和完善以政府贷款和贷款担保为核心的金融扶持政策；监管部门须维护证券市场监管尺度的稳定性、延续性和可预期性；研究出台具有中国特色的“天使税制”；有序放宽风险投资资金的准入要求。
肖钢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资深研究员,曾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大国之间的贸易冲突由来已久，当前中美贸易冲突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美国在与英国长达百年的贸易缠斗中，以斗促和，务实制定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根据美国产业发展特点和综合国力水平，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政策，比如，从早期的贸易保护到后期的贸易自由。中美关系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美国加征关税只会伤害双方，贸易冲突没有赢家。对中国来说，只有敢战、能战，才能止战。
齐海鹏
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阳/东北财经大学
魏春艳
辽宁省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提出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时，强调要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然而，目前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待遇水平，还不能满足农村居民对养老保障的需求，与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仍然是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
李亚丽
中南大学
杨成胜
中南大学副教授
目前来看，我国农村产业扶贫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并积累了一些好的经验，比如“四跟四走”产业扶贫路径，但由于单一化的政府治理以及治理主体协作不足等导致农村产业扶贫依然存在着扶贫受益群体异化、产业持续发展动力不足等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在推进精准脱贫攻坚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决胜时期，基于协同治理的这一理论视角，对我国农村产业精准扶贫的多元化实践逻辑和整体性实践路径进行分析与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庞中英
中国海洋大学特聘教授、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澳门科技大学特聘教授
问题成堆的全球性国际组织的改革或者现代化如果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达不到大多数国家的预期，则将失去在治理全球问题中的影响力和相关性。现有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的重大挑战也是其实现重建的重大机会。世界大国肩负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重大责任，但是目前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于全球治理改革存在立场、政策和行动上的不一致甚至冲突。这就需要大国之间就全球治理的未来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协调与合作，关键要避免全球治理发生重大倒退，并在有效推进全球治理上达成共识。
杜鹏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
土地秩序再生产是政治性凝结和析出的基础，定义了土地与政治关联的基本通道。这具体包括两个相反相成的向度：一方面，村庄生活政治内容在土地秩序中的沉淀和发酵，凸显了土地秩序对弥散性生活政治内容的聚焦；另一方面，土地秩序的更新激活、释放并梳理村庄生活政治。可见，土地秩序不仅承载村庄与国家的政治内容，而且消化并整合那些沉淀其中的政治内容。土地的政治化因而是嵌入土地秩序的升华过程。
梁红
中国金融40人论坛特邀成员,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部负责人
两国互相加征关税以来，美国对中国加税商品的进口增速明显放缓，中国对美国进口降幅更大。对冲关税上升的政策首选仍然是通过减税和降低社保费率来提升企业盈利能力。其次是增加财政支出，支持消费和投资。货币政策继续实施定向宽松，并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对外削减同其他贸易伙伴之间的双边关税也有助于稳定外需和全球经济增长动能。
赵建
西泽资本[香港]首席经济学家,济南大学商学院教授
从经济学的意义上，人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可以带来资源配置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所以，户籍制度的自由程度，从某种意义上决定着一个经济体的现代化程度。改革开放四十年，如果一直是效率导向的话，户籍制度改革，则体现的是公平导向。所以，户籍制度改革，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于长革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为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当前应采取更加有力的调控措施，防控经济增长速度超预期下行。但从目前来看，宏观调控政策也面临着艰难抉择，往常生效的很多逆周期宏观政策工具，此次却收效甚微。有鉴于此，财政政策要适时站出来，精准把握加力提效的精髓，重点在稳投资、降税费、促创新上进一步发力，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在提倡“文化自信”的今天，迫切需要一场新的“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既非“复古”，也非“西化”，更非拒绝现代化。它应当是文明的、进步的、先进的，甚至具有革命性的。如果“文化自信”演变成了“复古”、排斥其他先进的文化、拒绝人类社会现代化所需要的共享价值，只会导向国家的封闭和落后。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中国以往的历史教训，也会是今天的历史教训。
刘保奎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城镇发展室副主任
当前城乡二元的土地制度是影响中国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制度，也是牵动中国城乡两个地理空间和工业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性问题。十八大以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取得了不少新的突破，还需要进一步促进城乡土地的统筹高效、集约利用，建成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让广大农民平等共享城镇化过程中的土地增值收益。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须缓急有序，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可以快一点，宅基地制度改革应当稳慎
隆国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研究,著有《危中有机:后危机时期对外开放的战略机遇》《区域开放新战略》等
过去40年，中国对外开放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中国从一个比较封闭的经贸小国变成一个经贸大国，从依靠初级产品参与全球分工变成依靠制成品参与全球分工，这是历史性的跨越。如今，中国对外开放面临新的形势。基于形势的变化，我们必须与时俱进，采取新的对外开放战略。
东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经济全球化使国家间的交往从商品要素交换向生产一体化演进，在更紧密的交往中，制度异质性的两个国家间的制度矛盾逐步显现，贸易摩擦呈现从微观经济摩擦向综合性摩擦及制度摩擦演进的趋势。制度协调的迫切需求与协调机制缺失的矛盾以贸易冲突爆发的激进式方式呈现，由此促使摩擦双方从局部政策协调转向全面的制度协调。综合性结构谈判和磋商是双边制度协调的重要方式之一，中美需要构建具有约束力和法律基础的多轨协调机制。
马修·古德曼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亚洲经济高级顾问、西蒙政治经济项目主任
丹尼尔·若迪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繁荣与发展项目主任
在未来的15年，全球基础设施的建设将比以往更加迅速。交通、能源、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及水利领域基础设施项目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全球现代经济的支柱。第五代移动通信（5G）、遥感及其他新兴数字基础设施将变得尤为关键。随着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革命性升级，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将随之改变。它带来的潜在利益和风险同样巨大，不容忽视！
李斌
湖北省财政厅
杨景洲
湖北省财政厅
脱贫攻坚, 资金投入是保障, 要强化脱贫攻坚的资金支持, 就必须切实加强扶贫资金管理, 优化资金配置, 提高使用效率, 确保每一分钱用在实处。当前的扶贫资金管理应适度调整扶贫统筹资金使用范围、逐步强化扶贫统筹资金绩效监管、合理构建产业扶贫资金投入机制、推进金融扶贫产品和服务手段创新、进一步完善扶贫资金监管体系和加大扶贫资金违规违纪问题问责力度。
陈义媛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
研究表明, 在带动贫困户方面, 扶贫企业面临诸多限制和困境。在带动就业方面, 扶贫企业在规模化经营下, 能提供的“有效”就业机会十分有限;在降低贫困户的市场风险方面, 由于企业与贫困户的不对等市场地位, 在订单契约的弱约束下, 遭遇价格波动时, 企业往往将风险分摊或转嫁给农户;在带动贫困户增收方面, 由于龙头企业往往只在种植/养殖环节整合贫困户, 贫困户所生产的劳动剩余往往被企业占取, 难以在这种利益联结机制下实现增收。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