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中国经济这两年，也许还包括未来几年，将基本处于一个突围状态。为什么要突围，我们被什么力量围住了呢？主要是两个力量，一个是全球格局正发生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当其中，被围住了。另一个力量是，多年的高速增长带来国内经济的一些变化，也把我们围住了。能不能完成这次突围，关系到中国能不能跻身于现代化强国之列，同时也会对全球经济走向产生一些外延式的影响。
王向阳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政策实践中最大的问题是将对口帮扶与土地制度相混淆，将超常规政策下的土地指标交易误认为土地本身的价值，看不到这一政策举措天然具有的不可持续性，因此，必须深刻认识增减挂钩这一政策的本质，在当前经济下行情况下，土地增减挂钩政策的拓展使用，客观上进一步推高了城市开发用地成本，极有可能阻碍我们国家城市化进程。
张洪海
京东数科战略部数据与科技战略顾问
谢潇
京东数科战略部战略规划师
5G+AIoT爆发之时，或是AI“意识觉醒”之日；AI伦理道德是AI“意识觉醒”之路上的北极星，指向了共生和共赢，抑或是破坏和灾难。科技的进步一定要建立在伦理道德的基础上。同样，AI的发展中，兼顾技术伦理道德的建设是必修课。假如有一天，AI拥有了人类的意识和文明，那我们希望AI这个人类创造的“孩子”从人类社会中不仅学会了知识技能和自由意识，更学会了人类的包容、平等、正义和爱。
许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对于这样一项应用场景更多、分散特征更明显、渗透性更强的通用型技术，如果制度成本降不下来，潜在的市场需求就不能释放，更高级、更细致的分工就无法实现，下一步的创新也难以推动。各国结合自身情况，不断推动相关制度的变革，试图最大化通信技术进步对消费者福利、产业竞争力的促进作用，无疑为诠释制度与技术的互动提供了不少鲜活案例。
王昊
工信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刘世磊
工信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经济师
秦海林
工信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高级经济师
创新能级的大小决定着区域经济能级的大小，决定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应引导各地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构建区域协同开放式创新体系以实现均衡发展、引导各地加大创新投入以增强新动能培育能力、打通创新链条“最后一公里”以提升创新活力，切实增强各地产业创新能力，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王浩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讲师
不同时期美国对华政策连同中美战略竞争的主题是由美国国内政治所界定的：从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变化了的国内政治动因促使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从基于自由主义的规则约束与多边制度竞争到基于现实主义的合作型施压与双边经济竞争的演化。因此，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是观察今后美国对华政策走向的重要窗口。
阎学通
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翻译:绍依琳
自由主义和中国传统价值的结合能够帮助建立国际规范秩序。中国传统价值中“仁”、“义”、“礼”能够通过分别结合自由主义的平等、民主和自由，现代化成公平、正义和文明的价值。经过结合后的价值最终会被不同国家的人广泛接受，并塑造与冷战和后冷战时期迥然不同的国际秩序。
贾康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治国理政的核心概念之一，为寻求包容性发展的制度安排体系提供了方向指引和基本遵循。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支撑，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新形势下，该如何全面认识理解财政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进一步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水平？
魏后凯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从国家战略需求和政策实践的角度，归纳总结和梳理当前“三农”研究的十大前沿课题，包括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顶层设计、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机制、提高脱贫质量和可持续性、实现粮食安全和现代高效农业相统一、全面深化农村改革路径选择、发展县域农产品精深加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构建城乡社区治理新格局、农业外商投资和乡村振兴负面清单研究。
米尔斯海默
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芝加哥大学罗兰·温德尔·哈里森杰出服务教授
编译:朱文菡
审校:丁伟航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领导了两个不同的秩序。冷战秩序是一个现实主义有界秩序。它具有与自由秩序一致的某些特征，但这些属性是基于现实主义逻辑的。而以美国为首的冷战后秩序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因此在根本上与有界秩序不同。冷战后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注定要崩溃，因为它所依赖的关键政策存在严重缺陷。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自由民主，对于建立这一秩序至关重要，但由于与民族主义对立，这项事业是不可实现的。
张效羽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副教授
做好个人数据保护是世界共识。德国在个人数据保护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个人数据保护体制。我国作为互联网大国，也面临个人数据保护的艰巨任务，德国有关个人数据保护的一些理念和做法值得参考。从德国经验看，个人数据保护应当兼顾数据利用，在合法合规的基础上实现两者的平衡。
受访者: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采访者:王心昊
粤港澳大湾区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区域大平台，更是一个制度现代化的样本。现在大湾区融合面临最主要的阻力，还是行政体制的阻力：在“一国两制”的框架结构下，粤港澳三地都有自己的行政规条，由此产生的行政阻力不少。区域间的行政分割导致市场不能起更好的作用。哪怕是在珠三角这样的经济发达区域中，区域统筹大多还是停留在地市一级，这种行政阻力已经成为区域融合发展的瓶颈。
余淼杰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副院长、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下一步中国应对经贸摩擦更重要的方式是通过扩大开放、高水平开放，然后进行高质量的发展。高水平的开放体现在三点。第一点，应该争取WTO中市场经济国的地位。第二点是国有企业和民有企业的中性竞争原则，尽管不见得一定用中性竞争的原则，但是这三者公开、公正、公平的竞争是应该的；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更深入地融入到全球一体化。
朱锋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当中国人欣喜地观察到70后一代开始崛起进入省部级领导干部行列时，世界其他国家的选举结果则揭示了全球范围内政治领袖的“代际更替”是多么迅速。从2015年到现在，世界舞台在经历了一波“年轻面孔”的冲击后，又开始迅速进入了“素人政治”时代。这一现象和5G、工业革命4.0一起，正在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生动注脚。
余永定
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由于没人确切地知道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所以，最好的策略就是力求实现尽可能高的增长，只要不加剧通胀和阻碍结构调整。而且，鉴于与美国的贸易关系仍然紧张，在 2019年剩余时间里，中国的出口表现存在着高度的不确定性。要弥补房地产投资下降和出口疲软，中国必须保持基础设施投资的合理增长。为此，政府应该寻求加大支出（利用有利的财政状况），同时辅以宽松的货币政策（趁通胀率较低）。
李迅雷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2018年农民工总量为28836万人，仅比上年增加184万人，增长0.6%，这应该是创历史新低了；外出农民工中，进城农民工13506万人，比上年减少204万人，下降1.5%，这应该是创流出人数历史新高了。那么，农民工究竟去哪儿了呢？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