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王昌林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完成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突破口和着力点。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必须找准主攻方向，在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提升产业发展水平、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等方面协同发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周玉良
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城镇化的高速发展让各种要素从农村大量流出，尤其是人才的流失。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解决好“人才振兴”问题。要培养本土应用型人才，激活内生动力，推动村民整体素质提高。因此职业教育要转型面向农村发展，培养靠得住、用得顺手的本土人才，探索乡村实用人才培养和使用的长效机制，为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梁季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本次个人所得税改革最直接的影响表现在纳税人负担降低和个人所得税财政收入的减少两方面。2019年第一季度共有约4887万纳税人受益于六项专项附加扣除政策，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叠加基本减除费用标准的提高，使得约9163万纳税人无需再缴纳个人所得税，纳税人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2019年第一季度全国个人所得税收入3239亿元，同比下降29.7%。随着时间推移和政策制度的完善，个税改革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长期、广泛、深远的影响。
苏京春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许静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传统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要素，一旦被用于一种活动，就不能被用于另外其他种活动，且这些要素较易通过市场交易定价并进行短期交易，因此属于竞争性要素。而技术和制度等要素，本质上都是知识型要素，一方使用的同时不妨碍另一方使用，同时难以在公开市场定价交易，因此属于非竞争性要素。只有从技术和制度入手，提高非竞争性要素的供给质量，才能真正掌握经济增长的主动权。且技术和制度是相互作用的关系，制度要作出相应的变化以适应技术对政府管理的要求，技术也只有在制度的支撑下才会形成良性发展。
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博导,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
目前，中美谈判已经停滞，未来中美贸易战是否会再度升级？怎么升级？中国应该如何应对？余永定认为，中国有必要调整一下长期战略，要更多发展国内市场，对外依存度还有下降的余地。同时，政府应该给企业必要的支持，减轻中国在调整自己在全球产业链中位置时经受的困难。
常修泽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导
中国对外开放要“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新格局”，就必须补齐向北开放的“短板”。向北开放命题的提出是基于国家战略、东北振兴以及历史、国际等四个维度。向北开放，有几条战略性大通道，概括为“四纵四横”。为进一步推进向北开放战略，需要以沿边九大口岸为新支点；抓好开放节点城市与平台建设；着力推进中外经贸结构衔接。尤其要搭建以营商环境为核心的“金三角”支撑架构，从而确保向北开放战略真正落实到位。
张俊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与兴业银行博士后、副研究员
高铁开通对县级市带来了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而对县则没有足够的正向溢出效应。进一步的证据表明，高铁开通提高了县级市的资本产出弹性，降低了县的劳动产出弹性，而这与高铁开通所带来的资本和人口流动方向的改变及其使用效率的变化密切相关。由于“高铁县”的集聚力有限,高铁的开通往往不能给其带来资本的流入，反面可能为其人口的流动提供了便利,进而促进了劳动力的外流。
范毅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
收缩城市概念是来自于欧美国家的城市研究，是以城市居住人口是否减少作为评价标准，居住人口减少的城市称之为收缩城市。最近有文章指出我国有五分之二的城市人口在流失，引起了广泛关注。是否有大量城市因人口流失而收缩？城市人口收缩的负面影响有哪些？如何看待城市收缩，是需要弄清楚的重要问题。
Damian Wnukowski
波兰国际事务研究所国际经济关系和全球事务项目分析师
考虑到世贸组织成员国的不同立场，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以及仲裁体系的立场不同，实现全面改革的机会有限。然而，实现部分协议是可能的，例如少数国家签署更多的协议（所谓的灵活多边主义）。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国可以根据最惠国待遇条款享受类似的待遇并且自愿决定是否加入协议。这将使世贸组织的活动适应具体成员国的需要，尽管在这种情况下贸易自由化的规模会是有限的。
郎平
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室副主任
延志伟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基础技术实验室副主任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加速推进和广泛应用，入网设备特别是受限设备数量将会急剧增加，IPv6的推进已是大势所趋，其对网络安全治理也将带来深远的影响。从地址配置角度看，IPv6已经解决了设备和用户隐私泄露的风险；从应用角度看，IPv6为以物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等海量设备实时在线、端到端互联的应用场景具有良好的支撑，同时便于溯源管理；从全球层面看，IPv6的应用及部署还将对网络空间格局的力量博弈带来深远的影响，大国在相关领域和市场的竞争博弈将更趋激烈。
张若梅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政策分析师
“工蜂”、“青椒”、“青稞”、“知识民工”等称号多为当前低薪高校青年教师的自嘲，但确实也是这类教师所面临的集体困境。早在2016年麦可思研究就对大学教师的薪酬进行调查，当年大学教师平均月工资为5478元，年薪不足7万。时至2018年在麦可思研究进行的又一项调查中，也提及超过三成教师三年零加薪，八成以上教师对月收入不满意。现实中背负着“房子、票子和路子”多重压力的低薪教师群体，俨然与“知识水平高、经济收入高、社会地位高”的往日印象产生割裂感。
詹姆斯·刘易斯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网络安全专家
翻译:曾辉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
美国著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最近发布了题为《技术竞争与中国》的报告，认为“中国已发生根本性变化，美国犯了重大的战略失误……中美的竞争已处于冲突边缘，不过这场竞争与几个世纪前的大国竞争迥然不同，重点既不是资源的争夺，也不是领土的扩张，而是对全球规则的制定、贸易和技术领导地位的争夺。技术创新能力的较量已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关键因素，并反映出两大特征：经济上密切合作，政治上相互竞争”。
査道炯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中国与美国互动的底线不应是谁输谁赢或各自做出多少让步的计算结果，而应是如何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不管局面怎样混乱，我们应清醒地坚持我们做事的唯一标准，那就是要做有利于中国往前走的事。中国应当利用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可利用因素，提高技术产品的竞争力，提高服务行业的竞争力，扩大开放，提高开放的质量，最重要是提开放的全球认可度。
王伟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
陆杰华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最重要的是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法治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注重制度建设，就要加强重点领域法律的制定和修改，更加重视社会信用、信息互联互通、公众文明素质提升等基础性政策保障，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
伍戈
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
当前物价抬升主要源于成本冲击，而非总需求扩张。尽管本轮猪瘟等成本冲击不小，但国际油价表现温和且同比增速为负，这与过去CPI破3%时所对应的“猪油共振”明显不同，或将预示着物价整体涨幅有限。展望未来，外需趋缓及贸易摩擦使得国内经济承压，物价尽管上升幅度有限但中枢仍将抬升。在类滞胀背景下，叠加对房价等考量，银行间市场利率短期难有趋势性变化。不过，正如年初中央定调所言，财政而非货币才是今年总需求政策的主要发力点。
项安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研究员
王念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当前的国企兼并重组应从重重组转向重整合、从重规模转向重效率；适当控制节奏，后续工作重点是夯实前期工作基础，提升国企重组质量与整合成效，实现从“量增长”到“质提升”的转变。建议完善体制机制，发挥国企兼并重组工作领导与服务机构的积极作用，促进思路转变和工作重点调整，建立股东协调机制、提升政府规制能力；推进国企重组后及时开展实质性整合；规范和引导国企的海外并购；完善央企的兼并重组工作，释放积极示范效应。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