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余智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
以“文明冲突”来界定当前的中美矛盾是完全错误的，当前中美矛盾的实质是经济与政治的意识形态冲突而非“文明冲突”；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存在差异，但没有根本冲突，可以互相融合；中美当前矛盾与美苏当年矛盾虽然在表现形式上很不一样，但本质上有相似性，都属于意识形态矛盾而非文明或种族冲突；中美双方均应警惕与反对将中美矛盾上升到“文明冲突”来加以渲染，激发两国之间的民族对立，阻碍中国进步、中美关系与世界和平。
沈建光
经济学博士,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2019开年以来，全球经济一扫2018下半年的阴霾，主要经济体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暖。美国一季度GDP大增3.2%；英国、德国制造业PMI均开始止跌回升，消费者信心指数亦有好转；而中国一季度更是录得开门红，出口、信贷、消费、工业、投资数据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改善，超预期表现一举扭转了此前极度悲观的情绪。虽然近期全球经济有所好转，但在全球治理结构变革、政治极端化、宗教文化冲突加剧的今日，全球经济仍有三大灰犀牛值得警惕
章文光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截至2018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末的9899万人减少至1660万人。然而，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国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也面临一些困境，亟需解决。精准扶贫政策出现执行困境的原因主要是，执行主体的有限理性、执行对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执行环节的监管低效、执行保障的配套缺乏。
尹继武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理论、政治心理学、国际安全与中国外交。主要著作有《社会认知与联盟信任形成》《战略心理与国际政治》等
21世纪以来，中国如何向国际社会贡献新的价值、理念和模式，成为中国外交的一项重要课题。与传统认识不同的是，基于世界观、行为准则和制度体系的三层次规范内涵分析，中国进行了丰富的国际规范倡议和创新。未来如何更好地增强中国的规范供给和创新，是中国崛起和复兴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基础，也是中国向国际社会贡献和平发展力量的重要内容。
杨东霞
郝维华
从人类文明史来看, 乡村衰落是一个世界性问题, 是城市化和工业化驱动的必然结果。自工业革命以来, 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农业和农村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居民福利等方面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格局, 各国针对农业农村发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法律和政策设计。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 推进适应我国国情的乡村振兴制度建设, 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杨藻
天风证券电力设备与新能源行业首席分析师
现在氢能源的产业链水平在全球的地位，与多年前电动车十城千辆启动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基本相当，技术储备上弱于日本、美国等一线企业，但关键零部件已经开始逐步突破。随着市场需求增大、顶层设计逐步完善，氢能源将如同锂电池一样，获得快速发展。而未来锂电与燃料电池也不会是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
黄瑜
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
在中国迈向“工业4.0”的21世纪，广大工人是半无产化的农民工，他们常常在城乡之间流动，工作不稳定。近年的劳资纠纷大多数集中于对工资福利的争取和工伤职业病的赔偿等，“机器换人”目前还没有在工人群体中有深入的讨论。再加上技术自身的两面性和主流媒体一边倒的吹捧，工人很容易就对技术升级抱“欢迎”的态度。但是，如何在“机器换人”的大背景下保护自己的权益对工人来说是一个迫切的问题。“无人工厂”不应是“无声工厂”。
鲁桐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系教授
竞争中立（或译竞争中性）是一项调整国内市场秩序的公共政策，旨在维护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环境。竞争中立原则和政策主要有三方面的要求，第一，国家（政府）如何对其控制的国有企业有效行使其所有权，既不缺位，也不越位；第二，国有企业改善和提高公司治理的要求；第三，国有企业管理和运营透明度的要求。
受访者:熊伟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采访者:周东旭
政府乱象主要集中在政府投资的随意性大、效率不高、财政风险高企等方面。《条例》在这些方面有了很大进步，在投资立项、资金保证、建设进度、风险防控、效益评估等方面，设定了较为细致的规则。把政府投资纳入预算管理，是当前政府投资法治化最紧迫的问题。 同时，要强化投资决策的正当程序，让科学论证、公众参与、专家评估真正在投资决策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对投资决策失误，也需要严格责任追究机制。
蔡继明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提出的户籍制度改革举措，是与以往改革一脉相承的，旨在让那些为城市建设、发展和繁荣做出贡献的外来人口特别是农业转移人口住有所居、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心有所安，不断提高城市化水平和质量，增强城市的竞争力和反哺农村的能力，为最终完成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既不能把这一轮改革误解为抢人大战，也不能理解为放松房地产调控。
沈建光
经济学博士,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虽然特朗普的突然变脸给中美贸易谈判的前景蒙上阴影，但经贸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对于中美双方和全球来说都至关重要，前景黯淡的全球经济也很难承受一个不确定的中美双边关系。中美双方均期待协议的达成。预计中美在此次逆风波折后，仍将大概率重新坐到谈判桌前，在相互试探、妥协、让步中继续谈判，尽管过程曲折，但中美贸易协定仍有较大希望达成。
程承坪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暨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不同性质资本的混合只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契机，旨在通过这个契机，促进国有企业全面改革，通过改革提高经济效益，这就是国有企业以“混”促“改”的深刻含义。因此，要坚决防止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为混而混、以混代改、一混则灵”的倾向。
周茂华
中国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分析师
5月5日，特朗普在其推特（Twitter）中宣布，本周将提高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而且很快会对另外数千亿美元输美商品的加征关税，这条意外消息逆转了此前市场对中美贸易谈判结果的乐观预期。但美国能否再次承受全面中美贸易摩擦？这值得怀疑，不排除特朗普再度回归谈判轨道的可能。
孟勤国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著名的物权法学家,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高级访问学者,著有《物权二元结构论》《中国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研究》
肖楚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我国土地征收纠纷呈现脱离法律轨道的失控趋向，其根源在立法层面。现行土地征收法律制度的价值取向和具体规则存在着重大缺陷，如果不予以深入研究和矫正，我国土地征收纠纷的现状不可能根本扭转。国家立法机关应当高度重视现行土地征收制度的合理性问题，及时修改相关法律规则，从根本上遏制土地征收纠纷。
周振超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张金城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形式主义的突出表现是：会议多、文件多、检查评比多；在工作中喜欢做表面文章，把加强工作变成打电话、填表格、报数据、搞评比等。形式主义产生并具有顽固性反复性，除了工作作风方面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职能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难题还没有解决所致。其中，各层级政府的职责同构就是一个应当引起高度关注和予以调整的重要方面。
张涛
中国建设银行金融市场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青年论坛会员
美国经济衰退最早将于下半年出现，而高频经济指标的表现，更多指向美国经济将于明年下半年可能出现技术性衰退。这样，当前超预期增长就变成了美国本轮长周期增长的“强弩之末”。然而，经济预测居多是“纸上谈兵”，因为形势永远比人强。假如特朗普真的能够突破既有的经验规律，那么美国经济在其任内将突破克林顿治下的120个月经济扩张的记录。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