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阿里安·塔巴塔拜
兰德公司政治学者、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研究员
摘译:李博冉
不论对朋友还是敌人，特朗普都在施加压力。过去两年中，这一策略看上去给他带来了不少成果。例如，重新谈判北美自贸协议，达成在特朗普看来更符合美国利益的新条约；又如，和中国持续地打贸易战。然而，在朝核问题和伊核问题（这两个问题令核不扩散原则面临巨大挑战）上，“极限施压”策略暗藏风险。“极限施压”要想取得成功，目标必须现实可行，奖惩必须平衡，还不能急于求成。
李晓梅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白浩然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在精准扶贫战略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沿用“规划式”治理逻辑，依据“刚性时间约束”分解推进脱贫行动计划，运用“试点—扩散”工具优化政策设计。通过对N省脱贫元规划治理过程的实证考察，发现地方政府的“规划式”脱贫遭遇了治理实践的漏评、错退、群众满意度偏低等治理困境，致使其规划内容安排与治理实践发展相背离，带来各级政府治理压力的加剧和治理成本的增加。地方政府应重新审视其“规划式”治理逻辑，探索和创新“精准式”的扶贫治理范式，提升精准扶贫治理绩效。
葛蕾蕾
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
保津
国际关系学院
有效激发地方干部担当作为，提高干部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避免干部消极怠工、“为官不为”，不仅可以充分发挥干部的工作潜能，同时也能有效整合资源，提升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但是目前“为官不为”现象作为新时代政府机构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在全国各地方仍然存在。对于各地方政府而言，除了紧抓领导干部的思想教育外，提出有效激励地方干部新担当、新作为的具体措施迫在眉睫。
类延村
西南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稳定和危机管理研究中心副教授
徐洁涵
西南政法大学
在实践过程中，政务公开显露出严重的“形式主义”问题，具体可解构为公务人员被动作为、政务公开工具闲置、政府角色延滞等弊端。同时，政府担忧司法纠纷、潜存类主权意识、缺失公共性责任、执行政策偏差等则成为削弱政务公开效果的重要因素。针对政务公开的现实困局，政府应从规范化建构与系统性塑造两个维度着手，以健全法律法规、明晰权力责任、优化岗位配置、完善激励体系、整合公开平台、衔接跨部门信息、健全社会评议机制、增强公众认可度为路径，充分发挥政务公开各类技术性工具的作用，通过技术现代化达成提升政务公开效果的鹄的。
林采宜
华安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劳动收入是主导居民消费的长期因素，占居民初次分配总收入的比例平均在80%以上，2004年以来，社会零售总额增速一直高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这与居民财产性收入提高有密切关系。2018年以教育、医疗、文化、金融中介等不包含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服务性消费增速显著上升，从2017年约9%的增速增长至2018年约35%的水平。消费升级导致的结构调整对GDP增长贡献显著。
赵晔琴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中心、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年龄的增大和逐步返回农村，出生于1980年以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陆续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逐渐从“经济型”向“生活型”转变。他们对城市的认同超过了对农村的认同，他们不再是暂居城市，而是倾向于在城市长期居住，并且有举家迁移的倾向，这些都使得他们对获得城市稳定居住的需求更加强烈。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住在哪？买不起房，没有稳定工作，住房权怎么落实？面对大量外来者的住房需求，政府又是如何应对的？
刘卫东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所长特别助理、研究员,“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
环保问题可能是“一带一路”建设项目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关乎成败。一方面，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企业不能抱有寻找“污染天堂”之心，而是应当严格遵守当地环境管制标准，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另一方面，也要学习与当地社区及环保组织进行沟通的技能，逐步积累共同解决环保问题的经验。
管涛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曾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副司长、司长
4月19日，中央政治局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当前经济工作的会议公报，引起了市场广泛解读。认为随着经济触底，已见政策顶者有之；认为经济依然下行，需政策加码者亦有之。笔者以为，当前宜保持经济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不要轻易发生过紧或过松的政策摇摆。
苏培科
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目前一带一路的投资大都是中国国有企业单边投资为主，并遭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误解，若要真正将一带一路的战略意图落到实处，就得充分发挥市场手段和金融撬动作业，让全球投资者都参与进来共建、共享。建议构建“一带一路”国际金融指数，吸引国际投资者全面参与其中，弱化“一带一路”的政治属性，强化经济属性，避免被误解为“马歇尔计划”，避免中国单边投资和单边援助，只要“一带一路”坐实后贸易的出口就自然打开了。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著有《大趋势:中国下一步》《中国的文明复兴》《中国的知识重建》《中国通往海洋文明之路》《中国改革三步走》等
刘伯健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助理
“一带一路”是一个发展经济学命题，而非一个安全战略命题。“一带一路”不仅不会加深美国的对华战略焦虑，而且还可以在很多方面强化中美新兴大国关系的既有纽带，避免两国坠入“修昔底德陷阱”。对中国来说，下一阶段的“一带一路”不仅要继续提高其开放水平、努力让更多的国家参与进来，而且还要把中国自己的对外开放纳入进去，形成发展机会共享、双向互动的局面。
左希迎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特朗普上台以后，逐渐确定了中美两国战略竞争的基调。在过去一年多，贸易冲突成为中美关系的最大热点，而在贸易冲突之下涌动着一股巨大的历史潜流，即美国正在形成“全政府对华战略”。在当前的语境下，“全政府对华战略”意指美国政府试图统一步调，动员所有资源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这一战略与以往美国的对华战略大为不同。
魏后凯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当前，我国城镇化已经进入重要发展阶段，正在由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应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坚持以人为核心、以提高质量为导向、以城市群为主体、以就近就地转移为重点，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让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分享城镇化的红利。
吴康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家发改委近日发布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重点建设任务》，首次提出“收缩型城市”的概念，这标志着“收缩”作为城市发展变化的另一面，得到了国家层面的重视。对各级地方政府来说，则意味着必须超越传统“增长型规划”的“路径依赖”，积极应对“城市收缩”这一未来空间规划与城市治理需要正视和解决的全新命题。
徐奇渊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中国社科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在关于减税降费,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特别强调要重点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不过我们要注意，执行减税降费的过程需要避免两个坑。第一个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博弈，如果二者关系平衡不好，可能会导致严征管大幅削弱减税降费的效果。第二个坑，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缴税行为有很大差异，所以在减税过程中，实际效果有很大的不对称性。
贾康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应该把握好积极财政政策的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在“积极财政”的表征之下，财政政策怎样掌握好总量方面的调控优化。这一政策于总量上是一定要有扩张特征的。第二个维度，财政政策的不可替代性又在于，在配合货币政策做总量扩张的时候一定要更多地承担优化结构的任务。第三个维度，中国要完成经济社会转轨，财政还必须动用公共资源去积极推进在改革深水区的攻坚克难：不仅要把钱花出去支持方方面面的经济活动，同时，还得“花钱买机制”，把调控、服务都寓于改革之中。
张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
2012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的主要特征从“易热”转向“易冷”。市场内生的经济增长动力变弱，市场内生的广义信贷扩张动力变弱。这种环境下，货币政策收紧需要尤其慎重。在经济易热难冷的新千年初期，货币政策可松可紧的时候选择偏紧更安全。在当前阶段经济易冷难热环境下，货币政策可松可紧的时候选择观望更安全，需要继续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维持政策利率在较低水平。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