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罗伯特·基欧汉
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教授
近几十年来，研究世界政治的学术群体在国际冲突、全球合作和多边机构等研究领域取得了重大理论进展，在主权问题上的探索也取得了概念性进展。 然而，实际上，这些进展大多数都集中在静态推理的前提下。 尽管我们深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学界对变化的理解远不及对基本规律的理解。
约瑟夫·奈
哈佛大学教授
美国的内外政策，如果表现为虚伪、傲慢和漠视他人的观点，或仅仅从狭隘的国家利益观念出发考虑问题，那么就会直接或间接削弱其软实力。持怀疑论者认为，美国的衰败仅仅是周期性的，软实力并不重要；各国开展合作，更多的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但这一论点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合作是一个程度化的议题，这个程度将受到吸引力或排斥力的影响。有理由相信，美国或许能在后特朗普时代恢复其软实力，而这期间，加大对公共外交的投入无疑将产生助力作用。
祁怀高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
当前，中美正在西太平洋展开三重海权博弈。中美第一重海权博弈属于地缘军事性质博弈，两国积极开展海军部署，在第一岛链附近海域形成了军事平衡。中美第二重海权博弈属于地缘经济性质博弈，主要体现在两国围绕海上联通开展的博弈，表现为中国“商业港口链”与美国“军事基地链”两种不同形态。中美第三重海权博弈属于地缘政治性质博弈，美国在中国周边海域开展“航行自由”行动，挑战中国海洋声索，名为维护国际海洋法，实为谋求地缘政治利益。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在金融服务贸易开放的过程中，竞争水平会随之上升。竞争水平越高，监管层的宏观审慎监管标准就应越严格，以保障金融系统稳定性。以下三个方面，需要重视。第一，应提升监管机构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尤其应要求中小银行扩大银行资本。第二，过度竞争会带来顺周期问题，应使用宏观审慎工具来进行纠正，在一些情况下审慎目标可以放到优先位置。第三，监管部门应提前为数字金融崛起与资管市场发展做好预案。监管机构应定期评估金融稳定性风险，将功能的可比性，风险的水平和类型，以及这类经济活动的规模纳入考量。
宋欣
前欧盟中欧政策顾问,周掌柜咨询团队旗下欣孚咨询创始人
中西之间无论是在国家政治文化还是企业文化上都具有各自鲜明的特点，这其中差异也随着中国企业全球化的进程逐步凸显出来。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如若不能捋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全球化战略将无从谈起。同时，中国企业既需要深刻认识到在西方政治生态中话语权的重要性，又需要能真正的以全球化视角想问题和落地经营。
张祥宇
北京师范大学进站博士后
“套路贷”是一种严重侵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公民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如何遏制套路贷行为给社会公众带来的损害，如何预防并理性地通过刑罚的方式打击套路贷行为，成为理论及实践中亟须解决的问题。应建立事前预防、事中监管、事后处罚的全方位、多层次监督、管理、惩治措施，以现行法律的规定为基础，加大对套路贷行为的惩治力度。
胡迟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
相对于其它主要经济体，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在于，经济长期快速增长具有强劲的惯性力量，财政、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与实施力度均明显大于主要发达国家。随着经济增速保持在合理区间的韧性增强，推动结构性改革目标的实现，可以确保中国经济未来一个时期平稳进入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中高速增长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的效益和质量同时会得到不断地提高。
陈剑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研究员
遵循市场内在规律，重要的是让市场资源配置，提升经济的自由度和流动性，提升经济的开放程度。政府部门需要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持续在简环节、优流程、转作风、提效能方面发力。提供市场准入、审批许可、经营运行、招投标、军民融合等有利于推进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改革。夯实市场经济基础，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加大产权保护力度。
朱云汉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学所特聘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顾问委员会委员,著有《高思在云 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等
无论是从100多年前中国屈辱的近代史作为回顾的起点，还是从最近70年中国民族快速复兴的过程出发，都需从全球史的架构来理解中华民族再兴对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意涵。在这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展望未来。中国70年来走的道路，当然有曲折，但也有很多方面是史无前例的，突破了过去各种不同文明曾经创造的历史，中国肯定要超越他们。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著有《大趋势:中国下一步》《中国的文明复兴》《中国的知识重建》《中国通往海洋文明之路》《中国改革三步走》等
今日世界政坛上一个令人瞩目也是最重要的现象，无疑是政治“局外人”的崛起，也就是那些之前和政治圈并没有实质关联，甚至毫无从政经验的人，纷纷被人民选举成为国家领导人，这包括美国的特朗普、法国的马克龙和意大利的孔特等。最近乌克兰的泽连斯基当选总统更具有典型意义。
秦前红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底高扬
武汉大学法学院
合宪性审查制度的确立经历了宪法监督、备案审查、“宪法司法化”“违宪审查”等尝试或探索的过程。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宪法监督的整体的开放性框架下，中国建立了一种融宪法监督、备案审查、“违宪审查”、合宪性审查于一体的复合式宪法监督制度体系。中国合宪性审查制度建设不是一个理性的构造过程，主要是一个经验的积累过程。执政党政治资源的转换催生了合宪性审查制度，但合宪性审查制度不是中国宪法监督制度的终极形态。
蔡跃洲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2012年前后，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标志性事件就是所谓的大数据、云计算，包括当时3G、4G大规模的商业性应用，突然一下新经济、新模式、新业态就涌现出来。这些新经济、新模式涌现出来后首先带来的就是效率的提升，相当于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数字经济这一个新的经济形态，可以说给宏观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源泉。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面对经济结构转型带来市场自发的广义信贷扩张放缓，最理想的对策是进行结构性改革，重点内容包括三方面。一是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市场公平竞争。包括提高土地要素市场化交易程度，保障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配套公共服务，放松对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市场准入管制以及纠正不公平市场竞争，对国际市场更大范围的开放以及保持竞争中性原则等。二是发展新的信用扩张工具，尤其是资本市场以及高收益债券市场。三是改善公共基础设施、公共管理和服务。
节大磊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由于蔡英文政府至今不肯明确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关系自2016年5月逐渐转冷而陷入僵局。2018年以来，美国国会和政府的一系列“亲台”举措使得两岸之间的对抗态势明显升高。目前看来，一定程度的对抗状态会持续下去，也许还会继续升高，但是台海局势尚不至于在短时间内完全失控。中国大陆应该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看待台湾问题，在坚持战略自信的同时，继续丰富和优化战术手段，努力推进祖国统一。
闫志君
走出去智库合伙人、战略投资研究部总经理
翟崑
腾讯·北大“一带一路”大数据创新实验室
“数字丝绸之路”势必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领域之一。然而，东盟作为“一带一路”核心区，虽然已经是重要的全球经济体，但还不是关键的数字经济体，表现在数字经济价值仅占区域GDP的7%，远低于美欧日中的同类指标。中国与东盟从能力、意愿和实践三方面都有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共识。
余智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
以“文明冲突”来界定当前的中美矛盾是完全错误的，当前中美矛盾的实质是经济与政治的意识形态冲突而非“文明冲突”；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存在差异，但没有根本冲突，可以互相融合；中美当前矛盾与美苏当年矛盾虽然在表现形式上很不一样，但本质上有相似性，都属于意识形态矛盾而非文明或种族冲突；中美双方均应警惕与反对将中美矛盾上升到“文明冲突”来加以渲染，激发两国之间的民族对立，阻碍中国进步、中美关系与世界和平。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