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赵艾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十八大以来，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基本成型，党的十九大更是将区域协调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在两个一百年的交汇点，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经济发展空间结构的深刻变化，面对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面对即将开始的“十四五”规划编制，区域协调发展该考虑什么、准备什么、做点什么？是不容回避的必答题。
郑风田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蓂喆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国政策性粮食储备体系过去在稳市、备荒和恤农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政策干预程度加深和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粮食市场的问题不断累积，重构政策性粮食储备体系迫在眉睫。重构政策性粮食储备体系，应当剥离托市收储的收入支持功能，将其回归到确保粮食安全和市场稳定的基本定位；将过去的托市代储补贴用于鼓励农户和用粮企业入市收购，培育市场自发调节和缓冲风险的能力；将保农民收入的目标交由多样化的补贴和保险支持手段。同时，政府应当继续加强对政策性收储的监管问责，采取多种手段确保对民间储备的调控能力，并在WTO框架下优化补贴和保险支持方式。
李强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社会学是从中华民族的信仰信念体系角度来认识家庭功能的。中国自古不是宗教社会，社会道德、信仰价值观的形成都依据于家庭伦理本位，家庭崇尚是民族崇尚的基础，家庭伦理本位的内在约束是中国人行为内在约束的基础，对法治社会的建设、对中华民族信仰信念构建的意义都至关重要。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每个国家、每个地区、每个经济体必须按其发展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发展产业。一个经济体的创新，包括新技术和新产业，对经济发展很重要，创新也必须结合比较优势，并在有为政府的因势利导下才能在市场中形成竞争优势。过去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快速追赶发达国家，不顾要素禀赋结构的实际情况，拔苗助长去发展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
陈昌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杨光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
展望2020年，我国经济运行的外部环境更加严峻复杂，全球经济周期性下行与内需持续走弱碰头，中长期供给冲击与高质量发展攻坚碰头，中美经贸摩擦长期化与国内风险化解攻关碰头，各类不确定性和风险挑战有增无减，供需两端疲软态势尚未有明显改善迹象，经济运行下行压力依然较大。我们要从长期大势把握当前走势，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提升产业链水平，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经济平稳运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顺利推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卜建华
滨州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
徐凤娟
滨州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助教，硕士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泛娱乐化庸俗化的文化生态成为当前网络社会的“文化景观”。网络社会与风险社会的叠加，容易使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陷入信仰风险的困境，青年信仰风险问题突显。本文试图从泛娱乐化庸俗化的视角，探讨网络社会青年信仰风险的文化表征，剖析青年信仰风险的现实成因，进而提出破解网络社会青年信仰风险的文化对策。
王绍光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
国家学说是现代政治学或者现代政治分析的基石：现实中，政治要么发生在民族国家之内，要么发生在民族国家之间；理论上，政治学中的关键概念、主要议题都与国家概念丝丝相扣。正在发生的新技术革命很可能釜底抽薪、彻底颠覆现有的国家理论。在新技术革命条件下，传统国家理论的支柱性概念——暴力、战争、疆域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国家理论需要改写，现代政治学恐怕也到了改写的时候了。
贺雪峰
华中科技大学特聘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当前农村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可以总括为文化失调的问题，当前农民之苦不是苦于物质匮乏，不是苦于劳动繁重，而更是苦于他们在生活中丧失了价值感。缺少了由人与人之间稳定联系所形成的相互期待与合作，无法从闲暇中生产出有品质的生活，反而产生出来各种低俗的伤害身心的恶习。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乡村建设的重点是文化建设。
王炎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互联网出现后，我们如何面对硕大无朋的电子记忆？每天坐在电脑前，或手上拿着移动设备，我们时刻调取着网上信息，上传、下载数据。上网不只为了社交，转帖、发帖、分享文章、发表意见，都是向全球信息库贡献数据。世界各地网民分享你的信息，也上传数据供你使用。没有谁觉得肉脑记忆力不够，才上“万维网”（www.），但你确实在用超文本（hypertext）链接，向互联网索取或贡献着记忆。在电子记忆的时代，“学习”是否具有了不同的含义？
刘泽刚
哲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宪法教研室副教授
大数据运营在收集使用大量身份信息的同时却无法赋予用户网络主体身份。这种身份悖谬是由互联网结构、大数据模式以及法律规范不足共同导致的，也意味着数据自决和意思自治难以实现，政府监管和法律保护才是当前信息隐私保护可行的主导机制。我国信息隐私主体的现有法律定位模糊。未来立法宜正视互联网发展的现实，兼采欧美之长，适度提高信息隐私身份定位，但应避免设置副作用明显的权利。宜在加强对企业监管的同时，综合利用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机制提升大数据隐私的保护质效。
张茉楠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所首席研究员
旷日持久的中美贸易战随着12月13日两国就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文本达成一致有所降温，这对双方而言似乎都是一场“胜利”，因为在很大程度上，第一阶段协议终止了贸易战继续升级给中美乃至世界经济带来的巨大冲击。然而，双方在表述和措辞上的不一致也说明，在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上，双方尚未达成共识，不确定性依然笼罩着中美关系的前景。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教授
2020年按照现行标准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以及做好返贫人口和新发生贫困人口的监测和帮扶，三个要求在思维逻辑上和工作方法上是有机统一的，应该从一个完整统一的高度来理解。也就是说，及时探讨未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同时也是当前巩固脱贫成果、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保障。
受访者：张明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采访者：王一彤
稳增长的主要发力点仍是投资，尤其是制造业投资与基建投资。在制造业投资方面，应该进一步落实减税降费、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应该着力通过政府发债来实现“补短板”，例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如下领域：1、战略性、网络型基础设施；2、川藏铁路等重大项目；3、通信网络建设（5G）；4、自然灾害防治重大工程；5、市政管网、城市停车场与冷链物流；6、农村基础设施。
邵宇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陈达飞
东方证券高级宏观研究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市场化的推进，中国金融抑制环境明显改善，但金融抑制水平在国际上仍处于高位。目前，中国已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的净效应可能转变为负，消除金融抑制成为经济转型的必要条件。为此，必须通过市场化的“三步走”实现金融深化，即平衡财政收支、改革资本市场及放松对银行的管制和担保、实现汇率的市场化和外汇的可自由兑换，从而消除要素市场的分割状态。
刘晓春
SFI副院长、浙商银行原行长
为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制订经济发展规划、出台相应的鼓励政策，都是必须的。但制订了规划，出台了政策，余下的事，应该由企业自主决策和选择，没有必要去指导和扶持，更不应该指定企业去做什么，给企业下任务、下指标。如企业是否上市，是企业的选择，不应该变成是完成政府下达的任务。企业与银行的关系，应该由企业与银行按照商业可持续和法制的原则和方法处理。政府需要做的是，提供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法制环境和营商环境。
中国银行研究院全球经济金融展望课题组
执笔：廖淑萍
中国银行研究院主管
2019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仍在升级，国际贸易、制造业生产、消费投资信心等降至近年来低点。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主要经济体央行纷纷降息，全球货币宽松再度来袭，金融市场高流动性和高泡沫并存。展望2020年，国际上普遍对经济走势表示关切。课题组认为，全球经济下行趋势可能在上半年延续，下半年有望筑底，全年经济增速约为2.5%，较2019年下降0.1个百分点。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