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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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文利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博士生\司法部国际合作局条约法规处干部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通过缔结条约加强法治保障和法律服务，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是促进区域法律规则趋同化的重要举措，是维护我国海外利益安全的客观需要，这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走向世界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更高、更广阔的平台。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构建我国条约保障体系，要积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推动我国对外缔约工作更加科学、规范、有序，更好地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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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伯清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
当前学界存在着一种值得关注的发展态势，也就是学术的悬浮化倾向，即学术悬浮于整个社会之上的态势。学术不能扎根于具体的社会脉络，缺乏现实感，不能直指世道人心，几成通病。换言之，学术探索似乎跟真实的社会生活无关，沦为同行之间的一种符号游戏。制度性隔离、专业内卷化和碎片化以及文化上的无根，大概是如今学术悬浮化的主要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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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日明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助理院长
长三角、珠三角等东部发达地区的特大城市是全国最富有吸引力的城市，落户门槛也最高，他们的很多落户、公共服务提供机制被其他城市模仿。中国要全面落实非户籍常住人口的落户，首先需要对这些地区的落户政策赋予动力，例如在特大城市用地指标严格控制的背景下，落实好现有的“地随人走”（城市建设用地指标随人口流动而划转）等政策。只有做对激励，让各城市能主动接纳外来人口，中央关于全面放开落户的要求才能被更好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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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中国经济下一步将会进入一个5%-6%的中速增长平台。根据国际经验和我们的一些预测性研究，这样一个平台将会稳定10年左右的时间。与中速增长期配套的增长潜能，对体制政策条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果不通过深化改革解决相关的体制机制政策问题，这些新潜能很可能是看得见、抓不住。下一步，应该按照四中全会的要求，建设一个高标准的市场体系，实现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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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张佳佳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研究助理
钟益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研究助理
化解中国的高房价之痛，落脚点是改善北京、上海、深圳等瓶颈大都市以及未来可能会步入大都市行列的扩张型城市的住房供给弹性。改善住房供给弹性，不仅是住房本身，还需要匹配的交通基础设施和各种公共服务，新建住房应该能对大都市原有住房形成有效替代。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大都市圈是对中心城区替代的普遍选择，大都市圈凭借更低的居民和生产经营成本，让更多企业和居民以更低的成本进入大都市，分享和共建大都市的规模经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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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没有改革突破假设条件下对中长期潜在增速的预测和计划，与实际发生改革转折性系统性突破条件下潜在增速必然存在很大区别。两类增速比较及其体制含义给人们上了生动一课，为后续改革共识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经验基础。把这个经验事例内涵置于潜在增速理论层面思考，不难看出有必要把改革进程决定的体制转型状态纳入对潜在增速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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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朝钧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既然政府应承担社会责任，那么履行社会责任是否一定要政府亲力亲为呢？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公正、提供公共品、扶贫等都是政府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责无旁贷；政府履行社会责任不必事必躬亲，也可以委托给企业或社会组织操办；政府选择委托社会组织的可取办法并不是招标，而是让受益人直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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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剑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本次通货膨胀是由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因素共同推动造成的，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与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并存。因此，要治理它就得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同时下手，我国目前应该采取“供给扩张、需求紧缩”这样的政策组合。需求紧缩应该主要依靠“量化货币紧缩”政策，具体政策包括进一步加强资本管制和鼓励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供给扩张主要依靠降低企业税收的政策、加速人民币升值、深化改革、改善管理，以及技术进步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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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湘燕
中国人民银行驻美洲代表处首席代表、高级经济师
亚琪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自美国挑起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摩擦以来，关税在美方的政策工具箱中始终扮演着关键角色。然而，美国的关税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其贸易逆差国地位，且可能从多方面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不符合经济和国际贸易理论共识。鉴于美国关税政策的目标并非短期内能够完成，中美贸易争端大概率将走向长期化。我国在当前阶段要注重谈判策略，并做好长期应战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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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湛
中山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
梁伦博
中山证券研究员
2020年伊始，中美两大经济体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蓄势待发，叠加全球主要央行的实际宽松路径并没有改变以及英国有望避免无协议脱欧的困境，对于本年度全球经济衰退的疑虑已经大大减弱。具体来看，中美两国经济虽然有望阶段性企稳，但出现明显复苏的可能性较小。鉴于新兴经济体相对充足的降息空间，2020年部分新兴经济体可能将率先出现触底反弹。2020年虽然整体外部环境转向温和，但仍需警惕黑天鹅事件，包括下一步的中美、欧美谈判，以及美伊冲突后续是否会发展成局部战争及其对原油生产和运输的潜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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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鹏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研究员
在观察社会变革与走势时，科技革命和技术因素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视角。新兴技术带来低成本的组织化，催生了世界范围内广泛的激进行为。它还成就了某种政治乌托邦，过去潜藏在社会某个角落的价值也可能在新技术条件下被无限放大，甚至成就社会某个集合体的“自我崇高”意识，从而强化更保守的政治价值，促进政治极化现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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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芳
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
在美国利用无人机发射导弹精准击杀伊朗“圣城旅”最高指挥官苏莱曼尼之后，1月8日伊朗展开了“复仇”行动。对美国驻伊拉克军事基地的两波导弹袭击后，伊朗宣布不寻求升级战争，而美国方面将做何反应则成了人们最关注的焦点。经过这一来一回，无论是对中东地区的战略影响还是对战争样式产生的颠覆性变化，都值得我们加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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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艾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十八大以来，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基本成型，党的十九大更是将区域协调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在两个一百年的交汇点，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经济发展空间结构的深刻变化，面对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面对即将开始的“十四五”规划编制，区域协调发展该考虑什么、准备什么、做点什么？是不容回避的必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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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风田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蓂喆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国政策性粮食储备体系过去在稳市、备荒和恤农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政策干预程度加深和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粮食市场的问题不断累积，重构政策性粮食储备体系迫在眉睫。重构政策性粮食储备体系，应当剥离托市收储的收入支持功能，将其回归到确保粮食安全和市场稳定的基本定位；将过去的托市代储补贴用于鼓励农户和用粮企业入市收购，培育市场自发调节和缓冲风险的能力；将保农民收入的目标交由多样化的补贴和保险支持手段。同时，政府应当继续加强对政策性收储的监管问责，采取多种手段确保对民间储备的调控能力，并在WTO框架下优化补贴和保险支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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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社会学是从中华民族的信仰信念体系角度来认识家庭功能的。中国自古不是宗教社会，社会道德、信仰价值观的形成都依据于家庭伦理本位，家庭崇尚是民族崇尚的基础，家庭伦理本位的内在约束是中国人行为内在约束的基础，对法治社会的建设、对中华民族信仰信念构建的意义都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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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每个国家、每个地区、每个经济体必须按其发展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发展产业。一个经济体的创新，包括新技术和新产业，对经济发展很重要，创新也必须结合比较优势，并在有为政府的因势利导下才能在市场中形成竞争优势。过去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快速追赶发达国家，不顾要素禀赋结构的实际情况，拔苗助长去发展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