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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肖传国

吉林外国语大学教授,东方语学院院长

日本“印太构想”的重点地区中,有不少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所涉区域重合,中日两国在这些地区的竞争难以避免,在某些项目中日本可能成为中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对于中国来说,既要尽量降低“自由开放的印太”和“亚非增长走廊”对“一带一路”带来的竞争性影响,也要防止陷入零和竞争思维,应该密切跟踪“印太构想”及与之相关的美日印澳四国联动的动向,主动与日印加强政策沟通,公开阐述中方的关切,探寻“亚非增长走廊”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可能,努力使日本的印太构想与“一带一路”倡议找到合作点和利益交汇处。

沈岿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行政法的比例原则还不能为政府的应急征用征收权提供完整的实质性限制,需要通过修法增加一项要求:政府不得应急征用或征收任何单位和个人正在或即将用于疫情防控的、不可或缺的物资。换言之,无论是国务院还是地方政府,无论是针对“过境物资”还是针对本行政区域内单位和个人所有或使用的物资,都应该在作出征用或征收决定前,判断征用或征收是否会给被征用人或被征收人在疫情防控方面带来即时的损害。若确实会造成即时的损害,而且,征用或征收所欲保护的利益并不特别明显大于该损害时,政府就不应作出征用或征收决定。

黄季焜

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教授

李康立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博士研究生

王晓兵

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副教授

丁雅文

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基于对全国九省156个村的调研数据,本文分析了我国农村集体资产存续现状、产权改革进程及其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尚存,但其增值潜力不如预期;有较大增值空间的资产多数已确权改革,对农民增收助力有限;村集体经营性资产分布区域差异大;改革进度省际间差异较大,部分地方性方案待规改。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

要强化从公共卫生的视角开展野生动物保护。重新考虑我国野生动物保护的立法目的,在其中增加有关尊重生命、倡导文明和维护人们健康和生物安全方面的内容。为此,可以考虑将立法目的设置为:为了保护野生动物,倡导文明卫生的生活方式和良好的饮食习惯,弘扬尊重生命的价值理念,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公共卫生,维护生物多样性,推进国家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化生态文明建设。

李清娟

复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智库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

孔雪

上海华夏经济发展研究院青年研究员

新冠肺炎事件暴露出我国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上政府治理体系和风险防控能力的不足,造成国家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停摆,我们相信,全国人民在政府统一指导下抗击疫情一定会取得显著成效,但是造成的人力物力的消耗也是惊人的。如何在下一步经济和社会治理方面进行优化和改革是本文关注的重点,需要重视对全民统一休假模式的反思避免大规模人员流动的风险防范,鼓励灵活的远程办公模式,促进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引导国家有序、健康与持续发展。

黄奇帆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重庆市原市长、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

面对如此巨大的公共卫生事件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有没有可能从根本上杜绝这样大的疫情的发生、把疫情消灭于萌芽状态呢?这是不是说明我们现有的公共卫生体系、传染病防治工作有很多系统性的问题呢?从宏观上来看,武汉的防疫应对问题不是湖北独有的,公共卫生与传染病防治领域是中国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落后领域、甚至是盲点。从2003年的非典到2020年的新冠肺炎,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短板始终没有很好补上,整个公共卫生系统在人员、技术、设备各方面都远远落后,这才是导致我们缺乏防控大疫能力的根本性的原因。

莫于川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林嘉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王旭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陈璇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姚海放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在防控疫情的重要时刻,如何依法、有效地应对疫情?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法规建立了系统、有效的制度体系。了解、遵守这些相关法律制度,对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相关机构、企业及个人都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更好地依法、有效地应对疫情。

闫坤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研究员

张鹏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2019年,世界经济在缓慢减速中度过了不平凡的一年。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我国经济保持了平稳运行,“六稳”并进,“三大攻坚战”取得超出预期的成果,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获得了更好的发展环境。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调控,要有序做好保供应、保稳定和保增长三个阶段的工作。

复工潮下如何确保“抗疫”与经济两不误

目前,在复工潮的新形势下,需要对各地采取的“战疫”措施进行一番细节化、特殊化的梳理,识别需要注意些什么、防止哪些可能性,才能适应好防疫情、促经济,两手抓、两手都硬的开工状态。对企业来说,也需要在相关疫情防控机制和物资准备到位的情况下,做好复工复产的应急预案和调整机制,做好应对非预期内调整情况的物资、资金和人员准备,在做好疫情防控条件下稳步高效地实施复工生产。

杨先德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在中国建立有效的“吹哨人”制度,绝非一日之功,需要系统谋划。比较可行的路径或许是在一些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行业专业性强,行业行为较为封闭,执法司法成本高的行业开展试点,逐步积累经验,完善配套制度,最终使得这项“看上去很美”的制度真正发挥作用。在制度方面,应当完善“吹哨人”制度立法,规则要尽量细化,确保制度各方都有章可循。要建立有效的吹哨人保护机制,完善举报成效认定和奖励分配制度。

金三林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

各地推进乡村振兴的积极性、主动性很高,但受“城市中心主义”等思潮的影响, 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乡村振兴就是用城市发展的理念来指导乡村发展,城乡融合发展就是城市“下乡”并为农村社会所接纳的过程; 还有一些地方简单地将乡村振兴等同于村庄改造,或发展乡村旅游, 对乡村的本身特质、独特价值缺乏应有的认识,进而对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初衷、目标、要求的理解也出现偏差。因此,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更加全面地认知乡村的价值和功能,增强科学推进乡村振兴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田轩

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

陈卓

民生财富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最坏的情况下疫情持续的时间可能会长达四、五个月,因此,2020年上半年的我国经济必然会受到明显冲击,使得今年经济增长几乎不可能“保六”,需要做好相应的预判和准备。更重要的是,针对疫情造成的中小企业经营困难,要由中央政府牵头来进行统一部署和操作。在中央政府主导的政策支持和真金白银补贴下,地方政府应该把精力放在政策的落实、配套保障和补贴的有效发放上。对于疫情期间独特的社会消费环境下应运而生的新商业模式,政府应给予充分的重视与支持,积极探索新资源,以应对疫情后的经济托底压力。

张车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程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就业是民生之本、财富之源、稳定之基,稳就业至关重要。目前,我国就业形势具备持续稳定的基础条件,但需要关注经济结构转变尤其是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结构性失业风险,特别是要为脆弱的青年农民工构建新的“蓄水池”,妥善处理化解产能过剩和债务风险与稳就业之间关系,积极应对世界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对就业带来的不利影响。

雷娟

南方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法学系副教授

美国Speaker案和Daniels案,揭示了为防治传染病而频繁使用的强制医疗控制措施,却屡次伤害和侵袭公民个体的权利和自由的现实。实体法必须对自由进行限制,但其正当性还应得到程序性规则之检视。两起事件暴露出美国传染病防治中出现的立法及法律实施问题,在强制医疗过程中完善保障患者权利的规则、明确法院审查原则和审查标准以提高审判智慧方面,为我们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黄勇超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 城市公共安全规划研究所 规划研究室主任

吕悰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师

蒋彤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师

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应急体系,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中,国家和地方也基本按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进行了快速的应急响应。但是,在这种高度复杂、涉及多个职能部门甚至波及全球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前,我们的应急响应工作在底线思维、新技术应用、民间参与等方面仍有很多的改进空间。各方仍需要在战斗中继续总结经验,进一步提高国家和地方的应急响应水平。

张岸元

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面对疫情的不确定性发展,我们无绝对权威可尊,无现成机制可用,无完整经验可循;必须保持足够的谨慎和谦逊。不能基于不完整的统计数据,通过模型假定参数推算疫情演进;不能刻舟求剑,基于SARS经验,认为经济只是遭受短期冲击,随后将迅速回补,乃至恢复正常。当前,疫情管控是重中之重,与此同时,也要考虑经济问题。参照汶川地震后“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两个阶段的划分,当前也似应按“疫情管控期间”和“管控解除之后”两个时间段,谋划出台更有针对性、立竿见影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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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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