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刘戒骄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制造业企业根据市场竞争强度权衡技术和成本，选择生产分割方式和程度。在竞争强度较低的产业，企业优先考虑维持技术优势，倾向选择内部一体化生产组织方式，自己投资建造工厂。在竞争强度较高的产业，企业优先考虑营造成本优势，倾向选择外购，最大程度利用第三方设施。竞争强度提高将推动企业在更大范围寻求更有效率的制造地点、供应商和合作伙伴，采取更加开放的组织方式。只有科学把握制造业组织方式演进规律，创造并利用制造业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的有利条件，才能改善中国这个发展中工业化大国的产业国际分工地位。
周天勇
东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
由于中国力度太大和时间太长的人口控制，给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带来了比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要大得多的下行压力，没有改革和发展方面的大的举措，进入不了高收入门槛，是大概率事件。教育、AI、数字经济等等，一定要竭尽全力搞上去，但不要将走出经济增长下行的宝压在它们和服务业发展等方面。最为重要的是推进改革，特别农村土地体制改革，增加农民的收入，增强他们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去完成工业化和市民化的城市化，再加上调水扩土这样伟大的工程，我们一定会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6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全球化没有结束，但其运作的路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如果说过去的全球化主要表现为资源及商品的流通与交换，未来的全球化将逐步转为信息在世界范围内的传递，本质上是一种空间的融合与发展。而在未来的经济活动中，只有认识到这种转变并适时做出调整的国家及企业才能在未来的全球化竞争中生存下来。
张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王宏淼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提升和优化空间资源配置，积极推动城市化发展是从赶超走向均衡的必由之路，但扭曲的城市化发展则更会扭曲结构，转变的核心是调整政府行为，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在短期增长稳定性和中长期结构均衡化之间进行平衡，特别是做好空间要素的配置是政策调整的关键。只有通过好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寻找出从工业化赶超转向均衡结构发展的路径，依据可持续发展规划目标加以渐近的、连续不断的牵引、约束，才能逐步将经济发展失衡纠正调整到一个结构均衡的可持续发展轨道上来。
苏庆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王睿雅
上海大学应用经济学硕士生
当前，许多国家大幅削减促进贸易和投资的政策措施，出台贸易保护措施，给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运行带来压力。为真正走出经济低谷，在国家层面，关键在于提升生产率、注重创新， 注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注重宏观审慎政策与监管。在国际层面， 各国应采取开放、合作、包容的态度共同应对负利率趋势。
贾康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吴昺兵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产业新城是在主城区外的某一区域内，以“产城融合”为理念，以产业发展为基石，以城市建设为依托，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的一种区域发展模式。“产城融合”的内在逻辑在于，用城镇化发展红利带来的土地升值反哺区域内产业发展，并通过产业发展进一步提升土地价值和整体竞争力，以实现产业发展与城市管理的双重目标。产业新城注重以全域基础设施为载体的产业开发与公共利益的融合，市场主体的参与感更强，与PPP模式具有内在理念的契合与实践过程的互补，PPP模式助力产业新城发展可实现规划效应、规模效应、成本效应和激励效应。
薛洪言
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
2018年末，中国家庭负债收入比为121.6%，即100元可支配收入对应121.6元债务。不过，可支配收入是当年收入，而负债总额则可能涵盖未来20年里分批偿还的长期借款（如房贷），所以，即便家庭负债收入比超过100%，也不意味着偿债能力有问题。国际比较来看，韩国家庭负债收入比为154%（2016年水平），多数OECD国家也都在150%以上，国内121.6%的水平不算夸张。
管清友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
进入21世纪以来的中国经济可以分为三个发展周期：第一个周期是从2001年加入WTO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这个阶段中国的发展主要靠拓展外需，我们成为了最大的“世界工厂”；第二个周期是金融危机到2016年金融泡沫见顶，这个阶段中国的发展主要靠扩大内需，我们在很多领域成为了最大的“世界市场”；第三个周期是2017年开启金融出清到现在，政策收紧，回归本源，经济陷入一场迟到的出清，金融市场出现爆雷潮。这场出清其实是对传统发展模式的告别，从历史经验看，出清周期还远没走完，这将是一场“漫长的告别”。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王宝锦
城乡中国阶段农民的特征已发生历史性变化，农民出村不回村，农业经历了要素重组的变化，乡土变故土。小农以不同的行为应对制度变革与结构变迁，并在这一过程中改变了自己。要真正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就必须坚持农民主体性，改变约束农民的制度环境，进一步向农民开放权利，促进农民、乡村与国家的转型。
张岸元
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的达成来之不易。谈判背景之宏大、双方实力之悬殊、对手之强悍之莫测只是一方面，期间国内外舆论环境的复杂微妙同样掣肘。过去两年，中美关系领域充斥了各种悲观宿命论调。笔者无法就如此宏大命题形成的如此重大结论判断真伪，但非常确认，各方如此统一认识、众口一词，极其有害。将谈判对手视为敌人，不仅可能导致负面预期自我实现，而且会逼仄政治回旋余地，限制操作层面的谈判空间。这样条件下推进达成协议，需要政治决断。
丑则静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讲师
新形势下，中美两国确已将对方作为自身实现国家安全利益所需面对的核心外部变量与威胁，但中美国家安全利益尚未呈现根本性对立。而以军事力量、安全合作机制、安全政策观念等国家利益影响因素框定中美安全关系的构成，即使目前中美安全关系战略竞争色彩浓厚，但中美两国在军事安全领域还是存在相当的合作空间与管控风险的可能。
欧阳辉
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杰出院长讲席教授
叶冬艳
长江商学院研究学者
2019年12月28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修订后的证券法将于3月1日起施行。此次修订是证券法颁布实施21年以来的第二次全面大修。新证券法的变化主要在于全面推进注册制、强化信息披露要求、强化投资者保护、大幅提高违法违规成本等方面。新证券法的出台有助于证券市场运行效率和监管力度进一步提升，推动市场长期健康发展，进而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中国社科院中国宏观经济课题组
执笔：娄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我国面临的经济困难更多是由于贸易摩擦导致的经济缺少增长点，造成企业缺乏投资意愿，并非企业融资成本太高。因此相比较降低融资成本、扩大信贷规模的货币政策，应该更多发挥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增强和拓展中高端收入群体的消费品供给，引导和培育新兴消费产业，补齐和发力消费领域存在的“短板”。
邵宇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陈达飞
东方证券宏观分析师
如果说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是做大存量，数量优先的话，GDP锦标赛规则与该目标有一定的匹配度，那么，随着中国进入新时代，经济发展的目标函数已经发生改变，过去的行为规则已经越来越不适用于新时代的要求了。关键问题就是，如何改变这种激励？从理论上来说，出发点是设计一套中央与地方政府激励相容的制度安排，让地方政府也以共同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使协作成为比竞争更优的选择。
陈夏红
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研究员
以欧盟《第2019/1023号指令》为代表的“预防性重组”是一部足以掀开欧盟乃至全球破产法发展新纪元的法律，代表着一种新破产理念的崛起。在人类破产法文明的发展史上，该指令之所以值得重视和关注，完全是因为其革命性的意义所决定的。作为一种新的破产法理念，“预防性重组”革命性地在既有的困境企业拯救庭外重组、庭内重整二分体系下，嵌入庭内重组的选项。可以想象，在未来的困境企业拯救机制中，将可能会出现庭外重组、预防性重组和破产重整三足鼎立的局面。
尹海涛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目前，要支撑宏伟的新能源发电规划，必须要解决新能源的消纳难题，方案之一就是储能。首先在技术上，储能完全可行，在过去的十年，储能成本下降得非常快。其次在政策上，我们梳理了中国的政策，惊讶地发现近几年，中国从国家到地方出台储能政策非常多。所以在技术的推动下，在政策的鼓励下，我们相信储能在未来的几年会有非常大的发展。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