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李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大国，正在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成为国际体系的主角。中国是具有全球性影响的超级经济体，是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大国，日益强大的军事实力使中国在军事领域鲜有匹敌，中国是具有独特文明和历史传承的文化大国，地缘上中国始终是欧亚大陆的重要战略棋手。因此，中国需要发达和繁荣的国际关系研究，为中国的大国外交实践提供理论与学术支持。
宋磊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研究领域:比较政治经济学,日本经济,公共组织战略管理,著有《追赶型工业战略的比较政治经济学》等
大国之间的贸易争端本质上是生产组织方式之争；生产组织方式之争既是引发中美贸易争端的根本原因，也是决定中美贸易争端走向的核心变量。模块化、内置化、平台化和金融化的相继出现，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中美两国生产组织方式的动力机制，是中美贸易争端的生产组织方式根源。因此，分析模块化、内置化、平台化和金融化的内在逻辑及其对于中美两国生产组织方式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把握中美贸易争端的深层原因、预测中美贸易争端的前景。
刘刚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
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率先引领第四次科技产业革命，成长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推动数据和人工智能科技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形成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是我国成长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关键。第二，与新科技革命相适应的市场条件。应用场景的开放，尤其是新兴市场的出现，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条件。
原新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人类社会希望达成的人口与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发展的理想状态。其本质可以描述为，在人口与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关系良好且其发展前景良好的前提下，人口增长长期沿着适度水平窄幅波动而形成的一种发展状态。在我国目前制约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现有人口规模与人口结构下，全面提升人口综合素质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路径，是削弱人口非均衡状态带来的负面效应的重要力量，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战略的基本核心内容。
李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5G作为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和重要的使能技术，具有超大带宽、超强连接、超低时延等特点，5G与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虚拟（增强）现实等智能技术的协同创新与融合应用，将真正开启万物互联和智能化的新时代，全面助力智能经济形成，支撑智慧社会发展，并有望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李伟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研究员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城镇化为人类社会发展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机遇和机会，也带来了一系列挑战。各国因国情和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和方法，走出了不同的道路。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在过去70年的发展历程中也走出了一条具有显著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未来，应坚持走好这条道路，把中国的城镇化推向更高发展阶段。
田飞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
美国的全球霸权正遭受来自两个方面的内部性瓦解压力。一是特朗普主义的“美国优先”从基础性和结构性层面损害了美国霸权的服务性质与道义基础；二是美国在技术主权链条上出现了严重缺环，在5G技术发展上不再领先。当美国在霸权构成上只剩下“力”的强制性时，霸权就已经在快速消解。布拉格提案无法弥补美国的“霸权赤字”与全球服务能力的结构性衰退。
梅尔•格托夫
《亚洲观察》杂志高级编辑
贸易战不只是技术竞争、大豆甚至工人的权利。它是冰山一角，仅仅是世界秩序的一种反映，对中国人来说这个秩序正在迅速发生变化。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赢”是一场失败者游戏。如果美中两国不能正确处理这一关系，那么无论是有意设计还是误算，暴力事件发生的可能性都会大大增加。遗憾的是，正确处理这一问题的关键要素正在消失，它包括相互理解、寻求共同立场，以及在平等、具有全球视野和社会责任感的基础上进行对话。
受访者:伊丽莎白·S·斯通
美国纽约东区破产法院法官、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委员
李曙光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主任
汤维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左北平
中注协破产管理人课题组组长
采访者:李彦兵
破产程序往往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所以程序的公正性特别重要。透明性和公开性是公正性的基本保障。透明度对司法提出更高要求，怎样完善我国的破产程序，使我国破产程序进入到更高台阶。其次是破产程序的回应性、效率性的问题，公正与效率怎样平衡。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曹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日本推动乡村振兴的实践呈现出经济学、社会学和生态学三种不同视角。经济学视角关注提升农林渔产业生产效率，社会学视角注重提升乡村社会福祉，生态学视角则重视乡村生态环境保护。日本有针对性的乡村振兴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城乡发展不均衡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1985年，日本乡村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普及率已经与城市持平，彩电和汽车普及率还分别高出城市0.7和20.1个百分点。1998年，日本农户户均收入和农民人均收入分别高出城市职工22.8%和4.6%。
李晓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是以能力建设为导向的包容性产能合作，主要包括增强自生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推动产业生态建设和扩大出口等合作机制，即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发展中国家自生能力，通过增强自生能力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通过发挥比较优势、扩大出口加快经济发展，通过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推动发展中国家产业生态完善，实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利共赢。
刘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2018年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总量和水平等三大格局均继续显示出协调发展态势。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正值中国迎来经济社会向现代化高收入国家和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世界经济百年不遇的重大变革时期。在宏观经济进入新常态、产业经济缺乏新支柱支撑的条件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表现出的巨大的活力和众多的热点地区，是未来我国经济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有力抓手。
李锦
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从国资改革来讲，开展授权放权，就是要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预，更多依靠公司治理结构开展工作，以管资本为主履行好出资人职责。同时，还要落实授权和监管相结合的要求，并确保将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到改革的全过程和各方面。从国企改革来讲，是出资人授予、下放或取消的权力，应由企业依法自主决策的事项、延伸到子企业的事项，下放或归位于企业。本质上，《国务院国资委授权放权清单（2019年版）》的公布，是一场由国资改革启动的国企改革，由“加大授权放权”从而实现“激发微观主体活力”的改革操作行为。
王彦龙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
近年来，共享经济伴随着“互联网+”得到了较大的规模性持续增长，形成了遍地开花的发展态势。我国共享经济是最活跃的新动能，融合了理念、技术、模式以及制度等多层面的创新要求。基于共享经济发展还带来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充分应用，有力地促进了包容性增长。然而，我国共享经济发展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尤其是盈利层面的问题，成为其发展过程中的突出痛点，影响到共享经济的高速增长。
卓贤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发展部研究室主任
黄金
北京交通大学经管学院硕士生
中国不仅是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第一大国，也是制造业就业第一大国。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就业拐点相继出现，就业规模年均下降逾200万，制造业就业比重已降至德国当前水平。这不由得引人深思：如何解释就业结构的趋势性变动？中国制造业就业是否过早和过快下滑？当前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主导的就业增长能否持续？
赵华胜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副会长和上海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副会长,著有《中国的中亚外交》《上海合作组织:评析和展望》等
大欧亚和印太概念的突起是近年来国际政治中引人注目的现象，而更为不同寻常的是，它们也被认为似乎在演化为两个体系的竞争。自冷战结束后，这种情形还是首次出现。虽然目前这还只是一种朦胧的状态，这种观察也多是学术界的敏感和联想，但它传递出的一个信息是: 国际关系在整体形态上向冷战时期倒退，已开始成为话题。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