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范恒山
著名经济学家、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秘书长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面对的主要问题和突出短板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从思想看，一体化所需要的全局意识、统筹决策还没有全面的、真正的树立起来；其二，从地理看，长三角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仍然比较突出，尤其是安徽省与其他两省一市存在明显差别；其三，从人群看，长三角区域城乡间人口基础性财产、现实个人劳动所得与社会公共服务所获等关键方面相差较大，在有的地区，甚至存在为数不少的贫困人口；其四，从领域看，在合作交流全面展开的同时，几乎在各个方面也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阻隔和分割。
杨东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在发展数字经济的大背景下，各国反垄断法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发挥其独特作用。反观国内，“头腾大战”一纸判决抽丝剥茧直指双方协议约定这一核心，虽然避免了授人以柄，但对数据垄断问题的回应却有所缺失。结合微博诉脉脉案中对数据抓取行为严格要求三重授权，以及数据问题在反垄断法上的审查不足，可以发现强调个人信息保护的过甚性、反垄断法的滞后性正在催生一座座数据孤岛。
陈卫东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
金融供给侧改革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包括：第一，解决金融机构的微观效益与宏观效率问题，这是中国金融业走向稳健、强大的基石。第二，提高金融市场风险定价和风险管理能力。提高金融机构、金融体系的风险定价能力、产品设计能力，可以弥补金融供给的很多短板。第三，提高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和影响力。随着我国金融市场不断开放，我国金融业要面向竞争更加激烈的国内市场，也要面向更加复杂的国际市场，所以亟待提高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王业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研究员
董昕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研究员
房地产政策的松紧程度取决于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景气状况，带有逆周期调整的性质。无论是“因城施策”还是“一城一策”，实际上就是要各个城市根据当地房地产市场的实际情况采取调控措施，这是未来房地产调控的基本原则，就是保持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发展，不发生系统性风险。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课题组
根据课题组2018年“国家中心城市指数”研究：北京为国家综合中心；上海和广州为国家重要中心；深圳、武汉、天津、成都、重庆、西安、南京、杭州和郑州为潜在国家重要中心，总共十二个城市。基于竞争力的视角，从经济竞争力、可持续竞争力、营商竞争力、宜居竞争力角度观察这些城市的变化，在很大程度可以预判国家中心城市的未来走势和格局。综合比较四大竞争力发现：未来上海、深圳、杭州面临上升的可能，南京、成都等存在稳固的条件，天津、西安甚至北京面临下降的可能。
唐士其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主要研究领域:西方政治思想史、当时西方政治哲学、比较政治思想、比较政治学;著有《美国政府与政治》 《西方政治思想史》《全球化与地域性: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
治理概念的提出意味着人们已经认识到，国家虽然握有强制力，同时也具有强大的社会和资源的提取与动员能力，但它并非无所不能。因此，对治理问题的讨论，着眼点就不是如何扩展和强化国家权力，而是在不排斥国家作用的同时，如何充分发挥国家之外各种行为主体的作用，从而形成一种两者之间协同合作的良性互动关系。
闵师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王晓兵
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
项诚
中国农业科学院
黄季焜
江西农业大学
农村集体资产改革在理论界和政策界受到普遍关注。但研究显示，农村集体资产产权改革进度省际间差异较大, 部分地方性方案待规改;资产评估、成员界定、股权分配和产权制度安排等是村集体经营性政策改革的难点和关键;影响农村集体资产确权进展的因素存在区域异质性, 而较大的资产规模与传统的集权式村治减缓了确权进度。
李刚
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副主任,首席专家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到了一个关键时期，一些人认为中美贸易战中我国之所以处于下风，原因之一就是我国智库既未能及时预警这一场重大危机，危机发生后也未能提出有效的应对之策，他们认为中国所谓新型智库建设纯属空耗公帑。智库界面对这种无端指责固然可以置之不理，但是亦应反求诸己，思考一下新型智库建设运动的得失。
张洪武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科社所副研究员
协商民主强调公共性，但在协商中又处处受到经济人自利性的侵害；协商民主强调协商者的平等参与，但又受到权力、金钱、地位、能力、信息不平等的干扰而实际上遭到政治排斥或被动政治纳入；协商民主强调协商中的包容性，但包容性又与协商过程中的慎思性处在冲突之中。怎样解决这些悖论，促进协商民主理念与现实的统一，既需要哲学的沉思，也需要社会学的思考和田野调查。
雷达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当年新自由主义在西方盛行时，我们往往将这种现象视为是西方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性的现象，但是，当今天的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与新自由主义的理念渐行渐远的时候，我们能够很清楚地判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历史上，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也只是一个周期性现象。认识到这点是有现实意义的，因为，今天我们所遇到的特朗普现象，也只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周期性事件，也许这种现象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
房乐宪
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殷佳章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欧盟的欧亚互联互通战略是欧盟为满足自身发展需要、应对全球治理中的新挑战，并结合当前世界发展的新形势和自身的区域合作经验提出的，也可视为其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提出的三个原则理念与政策框架中的三大核心内涵为未来欧亚互联互通合作的展开提供了指导依据。
雷建锋
外交学院副教授
国家身份是关于国家独特性的表述，在与其他国家的互动中形成和变更,它决定国家根本任务并塑造其对外行为。国家因身份不同而对外行为各异。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是当代中国最根本的国家身份,决定了实现现代化是中国的根本任务。国家身份与现代化共同塑造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性质与品格:独立自主、和平友好、追求道德权威。
孙柏瑛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张继颖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学系博士研究生
基层实践原创的“吹哨报到”机制聚焦于一线公共问题，以通过自下而上地发现与界定问题来启动治理流程，建立了党建引领、向街乡镇行政授权、驱动“中间管理层”、协同条线与属地关系、基于清单制划分权责和实施综合执法的基层治理方法。解决问题驱动的基层治理以弹性的机制和工具改革，弥补了科层体制的僵化与低效，同时，引导基层政府及其官员转变对基层治理的认知模式、激励动力结构、行为方式等。
罗伯特·布莱克威尔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副院长、美国前驻印度大使
特朗普的执政风格和一些外交行为往往被视为是鲁莽、无知和混乱的。有些时候，特朗普可能在想象美国可以从世界事务中抽身；另一些时候，特朗普可能又认为美国可以主导世界事务。人们难以对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抱有信心。但是，总的来说，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世界秩序，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要比他的批评者们所认为的好很多。
白川方明
NRI特邀嘉宾,日本银行原行长
少子老龄化虽然非常重要，但它的影响却很容易被低估。对这个问题越晚着手解决，问题就越难解决。基本可以确认中国的老龄化进程今后会快于日本，因此不要轻视这个问题，为将来做好准备极为重要。而不管是先出现人口问题的日本还是现在的中国，都必须创造出自行解决人口问题所需的知识架构体系。
彭文生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美国加征关税带来美元强势，美国放松货币政策，有利于缓解美元升值压力；对中国来讲，宽财政在稳定经济增长的同时，提升经济平衡所要求的均衡利率，降低人民币贬值压力。财政扩张增加非政府部门的净资产，有利于去杠杆，促进金融周期下行期的有序调整，也有利于避免汇率超调的风险。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