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宋晓梧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顾问
虽然我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但与工业化进程相比仍然明显滞后。特别是由于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进程滞后，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目前只有43.37%。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会导致工业化发展缺乏足够的空间和要素，削弱工业化的后劲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改变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局面，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关键在于加快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促进农业转移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
陶金
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外部技术引进渠道的收窄，同时为中国科技创新带来了挑战和机遇。外部技术引进的空间变小，形成了自主技术创新的掣肘，进一步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的时间窗口收窄，通过外部技术壮大自主技术力量的难度变大；同时，技术引进限制在短期内会对中国企业的业务产生较大影响。但危机中也蕴含机遇，这个机遇就是倒逼机制。美国的“倒逼”很可能再次加快中国技术进步的速度。在外部技术引进面临瓶颈的情况下，未来动能转换的责任，很大概率将落到自主科技创新上。
顾慧君
苏宁金融研究院投资策略研究中心副主任
当政策的因素稳定后，市场的力量会回归。今年以来，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三四线城市房价分化明显：那些紧邻一线和强二线城市、有较好产业基础的三四线城市，房价坚挺甚至略有上扬；那些经济基础薄弱、远离经济核心地带、人口流出预期强的城市，房价下跌的压力巨大。因此，三四线城市的房价，不是拐点将至，而是分道扬镳。
高尚全
著名经济学家,曾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竞争中性原则很重要，但如果没有所有制中性原则，竞争中性原则很难落到实处。因此，建议把所有制中性也作为重要原则，形成系统性的“两个中性”原则。把握好中性原则，不仅是新时期对基本经济制度的创新和发展，而且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乃至全面深化改革都有重要意义，下一步改革中离不开两个中性原则。
朱民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
徐钟祥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博士后
2008年之前，全球经常账户失衡扩大，各国贸易盈余或赤字持续增加，直到2006年达到顶峰，全球贸易的不平衡被认为是导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危机后，经常账户失衡在逐步改善，然而资本账户失衡扩大，全球国际收支结构发生根本的改变，这给世界经济金融带来新的挑战。
王东京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收入分配一直是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目前学界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三方面：一是我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发展市场经济为何会出现收入分配差距？二是怎样衡量当前的收入分配差距？三是如何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回答以上三个问题，关键是要选准正确的研究角度，如果研究角度不对，得出的结论必然似是而非。
苏剑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高质量发展要求在长期经济增长的理论体系中纳入对需求质量的分析，在短期宏观调控中纳入供给管理，从而进一步增强当代宏观经济学对现实的解释力，也为当前的宏观调控开辟出一条新的思路。
王志锋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中国公共经济学会理事、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学科建设委员会常务委员、国土资源部法律中心咨询委员会委员,近年来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改革》《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南开学报》《城市发展研究》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
从1949年到2017年，中国城镇化率由10.64%迅速增长到58.52%，城镇常住人口在过去70年间增加了7.5亿人。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这场城镇化进程使得中国释放了巨大的劳动力潜能，极大地促进了出口导向的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同时，由于当前中国处在经济转型期，发展模式需要由出口导向转向内需导向，在未来的城镇化进程中，不断增加的城镇人口将为中国以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提振世界需求提供动力。
段成荣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谢东虹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吕利丹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通过梳理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以及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可以发现，中国的人口流动正在经历着深刻的转变过程，这一转变过程不仅涉及美国人文地理学家F.Zelinsky（泽伦斯基）述及的结构转变、流动原因转变等，同时也包括了教育结构和民族结构等更为丰富的内涵，是全方位的转变。
刁大明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作为基调的协调、合作、稳定三者之间蕴涵着高度战略智慧的关联性。相向而行的协调将有效地持续化解任何可能出现的分歧与摩擦，进而夯实并扩大中美两国的合作。在中美关系中更多的合作也必然会持续降低分歧甚至是竞争的比重与可能引发摩擦的烈度。也正是这些更多的合作，才能确保并强化两国关系乃至全球秩序与发展前景的长期稳定。而这种值得珍惜的稳定也为中美之间的进一步协调沟通与丰富合作创造了更高的起点与更好的氛围。
仇立平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按社会学的解释，“市民化”或城市化的结果就是：首属群体简单化，次属群体疏离化，社会成员碎片化，个人成为“孤独者”游走在这个世界上；个人遇到问题主要依靠制度去解决，一个建立在分工协作基础上的精细化的制度设计应该基本上能够满足人们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虽然不可能全部解决。这个就是现代性的结果.
李斌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张贵生
中南大学博士生
研究发现，农业转移人口身份认同呈“阶梯推进”态势。对农村转移人口身份认同起作用的结构性因素其“面向”呈某种离散性：有些要素有激励作用，如户口改革政策、村改居政策、征地政策等；有些要素则起阻碍作用，如城市住房保障服务、社会管理服务与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等；有些要素似乎被漠视了，如基础教育服务的获取。而在个体建构层面，行动造成分化的逻辑则已经由“过程”迈向了“结果”。
薛念文
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境外特别是西方学者了解农业对于中国的重要性, 对中国农业的研究可谓浓墨重彩。作为西方当代中国研究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杂志之一, 《中国季刊》自创刊以来就将农村研究作为重点, 既关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农业技术变迁, 也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成就, 这些研究既以事件为经, 又以时间为纬, 共时与历时相结合, 横向与纵向相交织, 共同构成了一幅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农村建设与改革的完整图示。
刘玮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徐秀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当前，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谈判和监督功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贸易组织走向改革的十字路口。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议程设置过程中，基于实力结构、利益分配和制度竞争等因素的考虑，美国、欧盟和加拿大等发达成员均提出了各自的改革方案和推进策略，将改革议程逐渐聚焦于争端解决机制、发展中国家特殊与差别待遇以及非市场导向政策和行为等主要议题。但是，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中的议程设置仍充满不确定性。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近年来，很多西方国家正经历一场持续的社会革命。法国的“黄背心”运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英国的脱欧等便是典型。这一波社会运动的根源是1980年代崛起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这使过去数十年里，西方世界呈现出一个令人费解的矛盾现象，即政治上越来越民主，经济上越来越不民主。当代西方社会革命向何处去呢？无论政界还是学界，人们对社会革命的目标并不明确，而各国政府也没有解决引发社会革命问题的有效方案。
李金惠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无废城市”的建立要求重新定义废物的价值，重塑城市资源与废物流动体系，构建绿色全产业链。“无废城市”的建设应注重以下关键方面：综合系统的固体废物管理；制定针对产品和服务的智能化设计活动的导则或者政策；注重与公众的沟通，提升社会环境意识；构建绿色供应链；在原材料的选择阶段注重材料使用效率；将使用寿命较长的产品投入市场；加强填埋场管理技术科研投入。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