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赵瑾
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最新研究显示，从长期和整体看，贸易会对一国产业结构优化、高技能工人就业、劳动力工资提高以及妇女就业等产生积极影响。在创造就业方面，长期看需以发展服务贸易为着力点，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建立推动就业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
熊鸿儒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副研究员
一批快速崛起的互联网平台在大幅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也在一些领域因“一家独大”的市场地位及不当的市场竞争行为带来了不少治理难题。从国际到国内，“规制平台垄断”的呼声日益高涨。对监管部门而言，需要在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同时，确保良性有序的市场竞争，有效保护消费者权益,同时鼓励互联网企业创新。
刘星
清华大学全球私募股权研究院研究主管
李开帝
清华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研究生
近五到十年，人工智能技术取得飞速发展，随着硬件发展节奏放缓和技术渐趋成熟，产业重心由技术开发逐渐转向垂直应用。从人工智能产业布局来看，美国全面领先于中国，尤其是在基础芯片、算法架构和数据处理上。科技巨头基于前期占据的基础设施优势，构建了技术壁垒。新进入创业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巨头难以覆盖的细分行业领域探寻机会。
杨宏山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著有《转型中的城市治理》《府际关系论》《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发展》等
李娉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政策创新受政治权威主导，在重大政策制定中，中央与地方之间经由多轮互动学习，公共政策才会走向明晰化、定型化。政策创新中的府际学习通过问题建构、政策试验、经验采纳、权威推广四种机制进行运作，在政策试验阶段，政策学习以地方政府为主，随着政策试验取得成效，政策学习转为以中央政府为主。
张正河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县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第一个是高质量发展，正确地做正确的事。全国大区域协调、东中西协调、区域内大中小城市间的协调，以及产业间的协调非常重要。第二个是尊重科学，勇于创新，并且坚定目标，重在实干。以“正合、地道、规律”为原则，勇于创新，不要按部就班，关键是要合理规划并实施好规划。最后是提升服务品质，重视实用人才的培养。
何广文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何婧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然带来中国乡村发展形态、乡村产业发展载体、乡村治理和服务形态、乡村运行机制等方面的战略性转型，进而推动提高农业供给质量、健全城乡之间要素合理流动机制、提升乡村发展整体水平、加强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建设、强化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此过程中，必将带来巨大的金融需求。那么，乡村振兴的金融需求表现何在？现行农村金融供给制度有何缺陷？如何基于乡村振兴进行金融制度创新？
刘振伟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改革开放以来, 在深化农业农村改革的各个重要阶段国家都适时出台了与之相适应的支农政策, 政策、科技、投入是农业和农村持续健康发展的三大重要动力源。新时代, 建立健全财政扶持、税收优惠、金融支持、社会参与、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筹资投劳的多元投入增长机制, 对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意义重大。
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研究院院长
2019年一季度中国非金融部门总杠杆率为248.8%，较2018年底上升5.1个百分点，上升幅度较大。宏观杠杆率大幅上升的原因有二：一是受季节性因素影响，一季度杠杆率环比增速通常较高；二是杠杆趋势发生改变，同比增速出现反弹。居民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杠杆率分别上升1.1、3.3和0.7个百分点。居民杠杆平稳上升，企业杠杆大幅反弹，政府杠杆有所加快。
庞中英
中国海洋大学特聘教授、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
即使我们判断，美国确实以“冷战”对付中国；但是，中美之间今后的格局是否是全面冲突的“新冷战”，完全取决于中国是否也“以冷战回应冷战”。看来，中国确实到了需要新的战略的时候了。战略性的东西是根本大计，需慎之又慎，对之的调整，要避免一蹴而就的新战略。如果一蹴而就，可能犯下战略性错误。还是要“冷静观察”，再“冷静观察”，有一个更加稳妥的战略改变。
许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十年过去了，次贷危机爆发的教训正在被淡忘，危机应对时认为有必要推进的改革走了样，危机期间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也被限制，应对下一次经济衰退或者金融动荡，救助者可能缺乏足够有效的手段。虽然危机事先无法预测，且不会按照设定的蓝本演化，但宏观管理和金融监管当局保持机警，增加监管框架的适应性，不断夯实缓冲垫，消除监管空隙或者机构职能重叠导致的监管竞争，注意政策的外溢和反馈效应，加强国际协调与合作
贾晋京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宏观研究部主任
当今时代的“工业党”世界观，需要立足于大创新时代，有动态的整体性视角，避免零敲碎打、闭门造车。正如全球生态体系是一个整体，当代全球经济体系也是一个整体，“工业党”世界观需要进入21世纪，要有全球视野和整体性思维，“大创新时代”可以作为从共时性维度描述当今世界经济的整体性名称。
李永成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特朗普总统就任两年多来,对外政策未能跳出自由霸权主义的窠臼,兼有继承与调整的两面,试图在扩张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霸权护持的双重目标中找到更好的平衡。其继承性集中表现为对外政策的强烈意识形态性;其调整突出表现为霸权护持优先的政策偏好,以突出经济安全、强调公平贸易、减少海外用兵规模等手段护持美国霸权。
许汉泽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讲师
李小云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将扶贫项目的生成、申请、立项与落地实施作为一个完整的项目链条进行考察，发现在项目申请之前上级政府的“选择性平衡”导致了扶贫瞄准偏离；申请、立项环节发生了扶贫目标的置换与项目的盲目扩张；项目落地后又遭遇了基层社会的解体重组与扶贫资源的碎片化。而这背后正是项目分级治理下不同层级政府的多重逻辑以及项目制与科层制之间的张力，二者共同导致了扶贫实践与国家“精准扶贫”治理目标相背离。
周丽莎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
建立出资人代表制度，是改革开放40年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经验和取得的重大制度创新成果，应当始终坚持并不断完善。同时要落实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情况制度。国有资产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是全体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依据宪法和法律，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资产所有权并负有管理职责，全国人大及常委会负有国有资产监督职责。
李红娟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企业室副主任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有两条路径，其一是通过技术，其二是通过改革，而技术囿于研发周期长和市场转化期不可控等因素限制，在非常时期内通过改革调整生产关系，继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其有效性显而易见。因此，在当前从党中央到地方各层面高度重视混合所有制改革，全面深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意义深远。在进一步推进国企混改过程中，诸如与谁混、怎么混、如何合等问题的解决将有助于改革实现实质性突破。
贾品荣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研究员
当前，北京已进入减量发展的阶段，从集聚资源求增长到疏解功能谋发展。在减量发展时代，北京如何寻求新的发展动能？怎样让产业结构提质增效？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大力培育发展新兴绿色产业，打造高精尖经济结构，是北京的战略选择。而为了加快培育和壮大北京新兴绿色产业，需要系统性推进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创新网络建设。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