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滕五晓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随着应急管理部的组建，应急管理从非常态协同应对体制转化为常态化职能部门日常管理体制，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进入新时代，我国应急管理迎来了战略发展机遇的同时，仍然面临严峻的挑战，需要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战略高度、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系统维度、风险管理理论的专业深度和智慧科学的技术精度创新发展国家应急管理体制。
雅罗斯拉夫·利索沃利克
俄联邦政府专家委员会成员,欧亚开发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
张恒龙
上海大学上海合作组织公共外交研究院副院长 经济学教授
尽管美国最近采取的保护主义措施对发展中国家尤其不利，不过，发展中国家在寻求消除这种保护主义影响的途径方面还是取得了重要进展，通过南南贸易的增长和贸易投资领域南南合作的优先发展，已经有效促进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现代化。
张明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在过去10年里，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依然与美元、欧元等相距甚远。要在未来10年内继续深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就要尽快推动国内经济结构性改革，提高经济增长效率，确保中国经济能够在未来10年继续保持相对快速增长；要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进一步积累，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大力发展人民币作为国际计价货币的功能，加大国内金融市场向国外机构投资者开放的力度，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鼓励人民币的跨境使用。
盛广耀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
“无废城市”的建设提出了一种新的城市管理理念，是一种将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降至最低的城市发展模式。“无废城市”建设要求城市固体废物管理，必须由“末端治理模式”转变为“全过程综合管理模式”。实施从源头到末端的全过程综合管理模式，以统筹推进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无害化处置工作，将固体废物产生量控制在最小，再利用、再循环利用率提高到最大，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固体废物最终处置量。
王一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盘古智库研究员
特朗普对于美国经济的信心是真诚的、笃定的，问题在于，市场是否敢于建立这样的信心，选民会否愿意再次相信这样的信心。特朗普希望将此刻延续下去，然而维持多久呢，美国经济最终将选择与总统和解、还是摊牌？如果是后者，发生在大选之前、还是之后？漫长的时间最终成为特朗普2020年连任竞选的最大障碍，这种等待使得一切变得迷离难测，总统本身就是最大的不可测因素。
郑新立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执行会长
刘森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研究二部主任
近年来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加上近期美国一些人不断升级中美经贸摩擦，对我国出口增长带来不小挑战。如何应对？我们认为，我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需要扩大内需。目前，我国人均GDP不到1万美元，正处于向高收入国家跨越的爬坡阶段，内需潜力巨大。立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内需的潜力释放出来，外需不足内需补，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是完全能够做到的。
方芳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经济高质量发展对金融的需求已经发生改变，原有的金融供给不能与之相匹配。而金融供给侧改革将围绕着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现代经济体系，从供给侧角度出发，改变金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局面，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高效率的金融服务，这是解决金融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良方。
王浦劬
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郑姗姗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我国公众的政府信任整体水平较高，同时，信任程度央强地弱，呈现治理层级差序结构分化的特征。公共服务和政府回应能够同时不同程度地增进公众对基层政府和高层政府的政府信任，并实现政府信任差序结构的优化。同时，为实现政府治理的统一均衡有效性，需要在进一步厚植公众政府信任的同时，改善其结构，逐步实现政府信任的层级均衡。
徐国庆
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
经济发达的国家，如美国、德国、英国、日本、韩国等，无不是高度重视职业教育的国家。职业教育在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目前对我国来说，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把产业对职业教育的需求转化为学习者对职业教育的需求。我国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两个需求的错位。
罗必良
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40年来中国农地经营制度变革，从最初农民对农地产权的争权与国家的还权，到后来稳定承包关系与农地确权，其核心主线主要是围绕产权界定来展开的，其基本的制度目标是试图通过赋予农民以承包土地的排他权并强化其稳定预期，来促进农地流转与农业规模经营。但是，产权强化并未取得预期的政策效果。因此，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不能仅仅局限于农地产权界定层面的制度安排，更要探索产权实施层面的经营方式转型。降低农地产权的实施成本，依赖于交易制度的创新及其组织选择。
雷少华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
超越地缘政治、构建全产业链已经成为大国竞争的核心。只有建立在大规模就业和科技商业化的基础上，以尖端科技为核心的高端产业才会有坚实的发展基础。守成国家无法通过战争遏制新兴国家在产业链上的攀升，因此只有对内强化产业发展，对外关闭国内市场、限制技术转移和知识传播、在全球范围内打压新兴国家科技的全球市场转化。从宏观战略的角度来看，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构建全产业链将成为各大国的竞争目标，而出局者将很难再次具备在产业结构中攀升的可能性。
岳小颖
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在印太地区的大国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小多边主义的非正式性和灵活性吸引了体系中对多边主义持保守态度的行为体。然而,该地区的小多边主义的发展仍不充分。本地区的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对此机制的看法也不明确,小多边安全合作的意图和作用仍需要重新定义和澄清。我们要认识到，“印太”概念不是美国及其盟国所构建的专有名词，中国的发展和利益决定了要对“小多边机制”构建提出自己的解释和看法，并采取理智和有效的行动，更好的促进本地区和平与稳定。
王建华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政策驱动高等教育改革的成功得益于行政权力的强制性、锦标赛体制以及对顺从的激励。但随着这种改革模式日益常规化，政策实施过程中“顾此失彼”“制度区隔”“目标替换”“拼凑应对”等层出不穷。由于改革过程中经常政策贫乏与过剩并存，政策驱动改革的效果愈来愈受到质疑。要避免政策驱动改革的局限性，应以治理的现代化和改革的法治化为契机，以高质量的政策和创新的知识驱动高质量的改革，进而以高质量的改革驱动高质量的发展。
辛涛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教授
张世夷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硕士研究生
贾瑜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博士后
当前，综合素质评价落地过程中面临着一些现实困难，如评价内容与指标体系科学性不够、评价主体与方法单一化倾向、评价程序与过程简单化处理、评价结果的呈现与使用存在偏差。为推动综合素质评价落地，发挥学校育人功能，提出以下建议：加强学理研究，澄清综合素质评价的诸多理论问题；优化方法与技术，真实、客观反映学生发展状况；发挥评价的育人功能，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健全保障机制，促进综合素质评价的常态化、规范化实施。
王哲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
近年来，通过城市创建（“创城”）活动以创促建、以创促管、以创提质、以创争优， 力争在短时间内提升传统上易被忽视的市容市貌、城市绿化等领域的治理绩效，已成为新时期城市建设的重要抓手。然而，城市创建活动在有力促进地方政府围绕相关领域“补短板、强弱项”的同时，也日渐暴露出三方面的问题， 需要在正确把握科学规律的基础上，对各类创建项目进行集中清理与整治，提升创建活动成本收益比，切实为基层减负。
董向荣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朝鲜半岛主要力量之间的博弈，包括朝韩、朝美等，很难用安全困境来解释。韩中、韩俄之间围绕萨德的博弈属于安全困境，但在萨德问题上韩国只是配角，作为主角的美国有蓄意破坏地区战略平衡、置中俄于不安全境地的主观意图，因此美俄、美中之间围绕萨德问题的博弈不属于安全困境。如果不从军备竞赛和敌意螺旋的角度，而是从“安全困境”的角度来解释当前朝鲜半岛安全困局的话，不能把握问题的实质。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