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李铁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
近几十年中国城镇化高速发展，结果是城市越发展，提出的目标和口号越高，对农业转移人口的排斥性越强，提升城镇化质量的难度大幅度提升。原因在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城镇化的推进中出现了较大的理解差异。中央政府推进城镇化是要解决农村人口向城市逐步转移的问题，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增强城镇经济的活力，拉动内需增长，逐步实现最终的现代化。而地方政府更多地是把目标对准城市建设和招商引资，重点是提高GDP增速，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面貌，体现地方政府官员的工作政绩。
关锐捷
农业农村部原巡视员 研究员
实践经验与教训揭示，不断完善创新农村经营体制机制，是新时期深化农村改革、促进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必须坚持尊重广大农民的首创精神，必须将维护农民权益放在首要位置，必须坚持农村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必须着力于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制度，必须构建适应农村经营管理的组织保障。
王曙光
北京大学教授
一个竞争性的有效率的市场经济体系包含三个基本要素：其一是必须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产权明晰、权责明确的并有自主的市场选择权利的微观经济行为主体，其二是必须有以竞争性的市场价格为导向的包含各种要素的完善的市场体系，其三是必须有主要通过市场手段进行调节的规范而有效的宏观管理体系。经过40年的改革，我们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但以上述三个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我们发现我们还要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孙辰
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
刘文轩
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
新加坡把建设“花园城市”作为基本国策，40多年坚持不懈抓绿化与环境综合整治,终于从一个贫弱脏乱的岛国蜕变成一个美丽的“花园城”,一个整洁的摩登绿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我国城市化建设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同时新加坡环境治理也有许多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Peter A. Petri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访问学者
Michael G. Plummer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
CPTPP已经开始重塑亚太贸易格局，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将会使CPTPP进一步扩大，形成良性循环。多个经济体已经表示愿意加入CPTPP，中国也发出了愿意加入的信号。中国采纳CPTPP规则将产生全方位利益，缓解中美紧张关系。当然，中国加入CPTPP需要长期复杂的计划。如果中国要遵循相关条款，那么就必须开展大范围的改革。同样，CPTPP的现有成员必须适应重大改变，如果处理得当，中国的加入将会带来各种好处。
滕堂伟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
2008-2016年，长三角城市群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了年均8.8%的增长，但2008-2016年，长三角城市群创新活动综合效率平均值为0.771，与自身最优水平相差0.229，综合效率偏低。长三角地区创新驱动发展总体上多源于创新要素的大规模投入，纯技术效率成为制约着整个长三角城市群创新综合效率提升的核心因素，这就意味着加强制度创新和提升创新组织治理水平，是优化长三角区域创新系统、提升区域创新效率的关键。
张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中美之间政治互信的缺位并未阻止两国过去40年在互惠互利的商业领域展开合作，也并未妨碍双方在文化、教育和其他领域日益增多的交流。当两国面临诸多共同挑战——气候变化、核威胁、恐怖主义、贫穷以及金融市场稳定性时，我们只能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再一次展现出必要的长远视野与大国智慧，重新开启与中国的合作之旅。
任远喆
外交学院外交学系副教授
曹晓云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博士生
尽管当前中美关系的竞争性占据了主导面，但两国关系非常复杂，深度的相互依赖与合作需求依然存在。例如在很多国际安全议题上，两国之间还有广泛的共同利益，近期在阿富汗问题上的两国磋商就比较有成效，在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等问题上也保持着密切的沟通。目前中美关系还处在重构的过渡阶段，在达到新的平衡的过程中，良性竞争和共同进化仍然可期，“一带一路”建设将继续是过渡阶段中美竞争与合作的试金石和风向标。
陈奉林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当前的东亚正面临着空前伟大的历史巨变，对人类社会产生着日益重要的影响。在历史上，东亚地区曾经存在着一个独特的国际关系结构，构成一个完整的东亚世界，作为世界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区域，不仅内部联系密切，而且与外部世界也有普遍的、经常的联系。从大历史的视野来看，东亚经济圈同东亚的历史一样悠久，并且远比世界其他地区内容丰富和复杂多样。进入近代以后，西方国家的殖民入侵使这一体系彻底解体。
张国宝
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
中国每年进口3000亿美元芯片，是第一大宗进口物资。从美国制裁中兴到围剿华为，已经使国民认识到了芯片的重要性，同时也引起广泛质疑，为什么中国芯片产业不仅落后于美国，也落在了韩国和台湾地区后面？多数批评都指向我们的科研体制机制。我认为影响集成电路发展的主要有四大因素：人才、资金、体制和产业链配套能力。
李迅雷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如何提高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成为拉动消费的关键点。自去年以来，减税降费的力度很大，但主要是针对企业减税降费。当然，个税调整后，对中低收入阶层也有一定的税负减少，有利于促进消费。不过，总体而言，我国消费对GDP的贡献还是偏少，过去五年的贡献率大约在40%——50%之间，但投资对GDP的贡献严重偏高，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所以，扩大消费的路径是少补贴企业，多补贴居民。
东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中美双边制度协调，目前已经从结构性对话进入结构性谈判阶段，双方需要逐步形成一个有约束力的、有法律基础的协定，以期达到稳定的、可预期的效果，同时在结构性谈判协定的基础上，继续探讨商签中美双边投资协定或者中美自由贸易协定。在区域贸易协定方面，中美可以在CPTPP等协定框架内进行合作，推进亚太经济一体化和全球贸易治理合作。在世界贸易组织层面，双方应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的权威性，促进跟有利于体现全球经贸发展进程的贸易投资规则体系构建。
张锋
中国南海研究院兼职教授
每年一度的“亚洲安全峰会”（又称“香格里拉峰会”或 “香会”），是亚太地区安全趋势的风向标，对理解美国的亚太安全政策和亚太地区国家的安全观尤为重要。美国在这次峰会上阐述了印太战略的最新进展，地区国家则流露出对中美竞争的焦虑感的急剧上升。这一战略焦虑感对地区和国际安全局势的演变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预示了在中美战略竞争的新形势下一个新的“中间地带”的形成。
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高等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与陈旭东所著《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获第16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中国经济增速自2010年以来持续显著下滑，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处理好短期政策应对和中长期深层次结构性改革的互动互补关系，导致当前中国经济面临诸多内部风险，再加上外部的不确定性，使得中国经济雪上加霜。要走出这样的困境，就需要加强政策协调和结构性改革的相互作用来应对其短期复杂局面，实现向高质量的中长期的发展迈进。这就必须在一个动态联动、一般均衡的综合治理框架之下来考虑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工作，以此扭转经济持续下滑态势。
饶常林
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常健
海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过程中许多“先行先试”的制度安排和举措与现行法律、行政法规相冲突，被称之为“法律绿灯”模式；海南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开启了“立法先行”的授权立法模式。依据我国《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全国人大对海南经济特区（自由贸易港）进行立法授权而推进改革，真正落实“重大改革于法有据”。这种从“法律绿灯”到“立法先行”的转变，折射出我国推进自由贸易区（港）建设法治模式的变革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一体建设。
赵隆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中俄两国元首对于推动中俄关系不断朝着更高水平发展的战略意义具有高度共识和决心，这种密切交往和顶层设计为各部门实现高水平的战略互信打下坚实基础，成为中俄关系上不封顶，中俄合作不设禁区的重要推动力。值得注意的是，在中俄建交70周年的历史新起点，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但从新阶段走向新时代，也为双边关系的发展勾勒出新的历史使命。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