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冯晓辉
赛迪智库电子信息产业研究所汽车电子产业研究室主任,
各主要国家围绕 5G 展开了激烈竞争，中美两国在供给和需求两端具有主导全球 5G 及其衍生产业的潜在实力。未来 5G 国际竞争将主要在中美之间开展，目前两国已在 5G 的技术研发、专利布局、标准制定网络部署、应用探索等各个层面展开了长期而全面的战略角逐。 相比之下，欧、日、韩等国家和地区虽然也是 5G 的积极参与者，但并不具备综合优势。
季卫东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针对某些公然违反国际规则的做法，中国应该携手其他国家大力维护国际规则。至少在亚洲区域内，应该使联合国和WTO的各种规则能够更好地贯彻实施，应该不断运用现有的规则以避免其名存实亡。鉴于WTO上诉委员会以及相应的纠纷解决机制已经进入倒计时的状态，需要尽早考虑应对的方法和举措，可以考虑加强亚洲的国际纠纷解决机构。
肖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伴随着美国对华经济打压逐步升级，针对华盛顿“滥用长臂管辖”的批评可谓不绝于耳。然而，正是在紧张的环境和愤怒的情绪中，才更加需要认清需要反对的到底是什么，需要面对的又到底是什么。一方面，长臂管辖本身就是一个混合的法律概念，在当前的中国语境下，又进一步衍生到政治行为领域。另一方面，长臂管辖诚可谓是在全球化时代应运而生，其出现绝非偶然，而是针对其中的治理赤字有的放矢。我们应全面认识长臂管辖这一概念，在了解其内在规律的基础上，做出恰如其分时代思考和回应。
荣兆梓
安徽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安徽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
实践证明，国有经济“分类改革”的原则不能仅停留在企业层面，还应当提升到资本层面。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2018年7月《国务院关于推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的实施意见》迈出了关键一步，对“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完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的市场化机制”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在该文件基础上还应建立国有信托基金模式。
赵全厚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近年来，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和实体经济的高杠杆率困扰着财政金融政策的施行。即，一方面，需要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纾解经济下行压力；另一方面，需要防范实体经济风险，有效实施“去杠杆”和“稳杠杆”。因此，需要围绕实体经济的提质增效，创新财政金融政策及相互之间的协调。
刘尚希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十四五财政改革，应当把政府间财政关系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在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上要有大的突破。在现有的基础上，适当加大中央与省级政府的事权，这是最为首要和关键的问题。从投资方面来看，现在应更多从物质资本投资转向人力资本投资，转向公共服务的提供。不要把公共服务只当做公共福利，而是要当做人力资本的积累看待。从这个角度入手，不仅能改善当前的不平等，还能改善未来的不平等，促进机会的公平。中国未来的发展要放在人的身上，这是十四五规划的核心问题。
赵大全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当前对中国就业冲击最大的因素是中美贸易摩擦。美国打击中国产业链就是威胁中国的就业，外向型加工企业因经营困难而导致就业风险大增，特大型劳动密集型代工企业外迁及其引发的配套企业链式反应，将带来更大的短期就业风险。财政政策是防范短期就业风险的关键手段，财政要加快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也即更加主动、更具前瞻性、力度更大和更重实效的政策体系，着力防范和化解就业风险。
陶文钊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会长,代表作品有《中美关系史》《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日本侵华史》等
随着特朗普政府《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出台和挑起对华贸易摩擦，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实质性改变，美国舆情也更加严峻。但这并不是说，美国社会已经真正形成了对华政策的共识。一年多来，许多接触派前政府官员和智库学者发表报告和文章，进行公开辩论，批评政府的对华遏制政策，并提出各自的主张。辩论集中在三个问题上：过去40多年美国对华政策是否失败了？是否要终止对华接触政策？如何修正现行的对华政策？从接触派的大量言论可以看出，美国对华政策实际上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共识。
柏先红
现就职于国家统计局农村司高级统计师
刘思扬
现就职于国家统计局农村司
本文基于全国调研数据介绍了农民对乡村振兴的意愿及各地好的做法, 并指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存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到位, 贫困户脱贫动力不足, 基层组织建设和带动力弱, 部分领域融合发展不够等问题。文章提出要以特色小镇建设、基层党组织和精准脱贫为抓手, 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组织振兴和人才振兴。
黄仁伟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近年来，国际舆论尤其是中美两国战略界都在议论后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互动关系，以及新老大国对于国际体系和秩序的不同看法。美国学者判断，“中国和美国将主导未来几十年的国际体系，这一趋势日益明显。过去一个世纪里，美国是世界政治的核心——但是中国正在奋起直追”。中国和平崛起已经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就是如何处理与头号大国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关系定位。这个问题已经影响到中美关系乃至国际体系的基本走向。
钟正生
财新智库莫尼塔研究董事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张璐
财新网特约作者
以全球的、周期的、转型的视角，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下的中国经济。不因短期的经济波动而“着急上火”，罔顾杠杆和债务的急速攀升，也不因短期的贸易摩擦而“模糊双眼”，耽搁“第二轮改革红利”的实质阐发，才是新形势下力葆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因应之道。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我们现在金融监管延续了去年强监管，在正规金融里边基本上是接近强调零风险，每一笔信贷下去都不能有坏账，你只要坏一笔就受处分。我们MBA的一个同学说到南京一个银行的分行，那个办公室里边5个人，只有1个人工作，其他4个人背着处分，回家呆着不敢干了，剩下的一个人是在玩手机，也不敢干了。现在是项目1对1的管理，有一笔钱没有收回来就要受处分，大家当然就不敢干了。
杨子荣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019年一季度美国经济超预期向好，主要受益于净出口和政府支出的拉动。然而，消费需求疲软、私人投资后劲不足，导致2019年美国经济仍将大概率放缓。由于中美贸易谈判尚在进行中，净出口对美国经济的拉动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而财政赤字上限的约束和减税边际效应的递减，也弱化了政府支出对美国经济的支撑。虽然未来美国经济增速会大概率放缓，国债收益率倒挂和其他领先型指标也征兆美国经济存在衰退风险，但目前暂无确定性迹象表明经济衰退已临近。
付一夫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居民在进行垃圾分类过程中，面临着集体行动的困境。虽然有不少居民与二次分拣员都会认真积极地执行，并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更多的人却为了自己省事而不愿主动进行垃圾的分类投放，只是简单地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并期待分享社会福利改善的成果。久而久之，有效的集体行动就难以形成，致使每一次垃圾分类行动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无法真正落地。这正是限制我国垃圾分类的最大阻力。
杰弗里·萨克斯
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学及卫生政策与管理学教授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基于一系列严厉的经济封锁，每次封锁都旨在恐吓、胁迫甚至饿死目标国家，以使它们屈服于美国的意志。军事封锁是战争行为，因而受到国际法的约束，包括联合国安理会的监督。美国的经济封锁在功能和效果上与军事封锁十分相似，会给平民造成破坏性后果，并带来引发战争的风险。联合国安理会是时候审视美国的制裁制度，并将其放在国际法及维持和平的大背景下进行权衡。
翟学伟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信任自身很重要，信任自身构成的自在性很重要。中国的农耕文化所建立的信任网络本身是自在的；计划经济中的信任是管控的；而在市场经济出现后，由于国家急于打破原有的条条框框，以市场经济为中心带动社会结构的转型，其要点主要就是打破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让人口发生大流动，但没有寻求到一套行之有效的信用体系。信息时代，以互联网的方式进行社会管控力的提升，是人类社会管理方法的更新和进步；但就社会性而言，唯有人们活在关系中彼此友好，互相信任，才会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