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宋锦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近年来世界多方声音都对G20提出了批评，主要的批评意见集中于G20在全球治理过程中发挥作用的逐渐弱化。然而，2018年的G20峰会却备受世界瞩目，这种瞩目不是由于G20机制本身取得了突破、形成了什么决议，而是它作为重要沟通平台的作用得到了各国的清晰认知。中国能够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了，但国际社会目前还有一些疑虑，需要中国进一步澄清并完善自己的方案。
任琳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室主任、副研究员,研究兴趣: 全球治理、非传统安全、欧洲研究
当前，国际社会有很多声音对多边主义的未来持悲观态度，一些人认为G20机制难以在未来继续推动和引领全球治理的发展。回顾G20走过的历程，它应特定的危机而生，在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表现出色，然而如今全球治理所面临的危机已不再仅仅限于单一议题的内涵。
杨美霞
泰州学院教授
乡村旅游是现代旅游业向传统农业延伸的新尝试，通过旅游业的推动，将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业进行有机融合，是一种新型的产业形式。乡村旅游具有精准扶贫效应，发展乡村旅游可以帮助农村人口脱贫致富，促进城乡均衡发展，促进美丽乡村建设和农村文化资源保护，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脱贫、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
徐虹
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教授
彩彩 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必须以土地为基本保障、以资金为血脉流畅、以人才为运营根本的要素投入系统不断健全完善和优化升级，政策在其中起到了引导方向、监督流向、扩大流量和确保增量的作用。政策作用的发挥不是静止的，必须与时俱进，动态调整。
赵磊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
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是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两个关键变量。力量对比在变、游戏规则在变，因此国际社会面临“大变局”。今天，世界格局的最大变化是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还有一个核心要素即准确定位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社会主义中国能够越来越主动地参与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的塑造。在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关键时期，虽然面临诸多挑战，但总体而言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同西方发达国家基本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
张玉来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成员,日本研究院副院长
长期以来，相较于欧盟及北美一体化趋势而言，东亚区域一体化进展及效果并不显著，但由于各国采取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政策措施，尤其以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代表，使该地区加入国际分工体系，成为全球生产加工的中心。然而，受英国脱欧、“特朗普冲击”等反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全球价值链面临着严峻挑战。对此，作为东亚生产网络的“双核心”，且在经济上形成紧密关联、互惠共赢的中日两国，其未来合作将具有广阔空间和巨大潜力。
刘威
武汉大学美国加拿大经济研究所副教授
2018年，美国对中国实施出口限制，其直接利益诉求包括限制《中国制造2025》的实际实施、满足美国政治和利益集团需求及减少美中贸易逆差。但其本质是为了实现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崛起的目标性限制。因此，中国需要主动对受损高技术行业加大扶持、深化中欧全球治理合作、选择重点行业对美国进行目标反制、充分利用外资在华企业及所属利益集团的政治游说、预防争端扩展至金融领域及防止多边联合针对性技术制裁等，降低美国高技术出口限制的负面影响。
吴心伯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特朗普政府全面开展对华竞争，谋求在高新技术和国防产业链上与中国脱钩，对中国机构和个人在美国的活动施加越来越严格的限制，在经济、安全、外交等领域对华施压。上述政策造成两国关系氛围恶化，战略互信受损，结构性矛盾突出，中美关系从合作与竞争并存模式转向竞争主导型模式，双边关系缩水，在多边机制中的分歧和摩擦加剧。展望未来，中美关系在短期内依然形势严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从长远看来，中美关系走向存在多种可能。
尼克•巴特勒
英国《金融时报》能源评论员、伦敦国王学院政策研究所主席
在国际能源署(IEA)的一份新报告中，作者们认为核电的衰落令人深感遗憾。但国际能源署报告的作者们没有考虑到风电或太阳能发电成本继续降低的可能性，也没有考虑到通过储存技术，风能或者太阳能未来能够提供大量低成本低碳能源的可能性。该报告没有提到分布式电力供应的趋势，这种趋势降低了对大规模集中式电力生产的需求。
吴昺兵
财政部PPP中心工作人员
贾康
中国财科院研究员
运用PPP模式盘活存量资产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化解地方政府存量债务，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我国政府一直鼓励和支持“存量PPP项目”的发展，目前，存量PPP项目在市政工程、交通运输、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行业已快速兴起。但是，运用PPP模式盘活存量资产在既有的政策规定和制度安排的衔接、配套、创新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与矛盾，制约了存量PPP项目的发展。
李胜
贵州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贵州省社科院基地
近年来，我国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同时也存在融合发展深度有待加强、融合创新能力亟待提升、政策支持和服务支撑力度不足、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问题。把大数据机遇转化为发展红利，需要以“大数据+实体经济”为抓手，加强顶层设计，完善融合发展的政策和服务体系，夯实融合发展基础，激发实体企业与大数据融合发展动力，全面促进大数据与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
朱敏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
近年来，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公众关心的焦点问题。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利用市场机制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重大举措。因而，我国必须加快碳市场建设进程，从制度体系、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单位管理、基础能力建设等方面着力，确保区域碳交易试点向全国碳市场平稳过渡。
张厚明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智库高级经济师
邵立国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智库
秦海林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智库
工业高端化是指一个国家和地区整体工业发展从相对“低端”向以高科技、高附加值、高智力密集性为特征的“高端”不断攀升的可持续发展过程。当前，以信息网络、新能源、新材料为代表的集群式技术创新浪潮正在涌现，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世界各国竞相发展、改造和提升制造业，巩固或形成自身竞争优势。为适应国际竞争形势新变化，我国必须加快工业的高端化发展进程，努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加快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提高我国工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
肖金成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都市圈作为一个概念，就应该有定义。我认为都市圈的定义就是大都市及其辐射的范围，也就是按照大都市的辐射半径划圆，其中的部分就叫都市圈。都市圈的核心肯定是大都市。按照区域经济理论，有城市，就有城市圈。因为城市不是孤立的，和周边地区是相互依赖关系。城市的规模越大，辐射半径就越大。都市圈的前提是有一个大都市，大都市加上其辐射的范围就叫都市圈。
戢浩飞
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当下机构改革立足于合理配置行政职能，遵循着行政任务决定行政组织的原理：在厘清行政任务的基础上，推行简政放权，削减政府职能；优化配置事权，坚持一类事项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以五项核心职能为框架构建行政职能体系；通过行政流程再造，使清单管理升级换代。在机构改革的背景下，行政实践中应当重点规范内部行政行为，注重行政行为方式的创新。
蔡昉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丝绸之路研究院理事长,获第二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著有《中国的二元经济与劳动力转移-理论分析与政策建议》《十字路口的抉择-深化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考》《穷人的经济学》《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与转型》等
技术变革既不会以同等程度渗透到所有领域，由此导致均衡发展，也不会自然而然地产生经济增长成果的均等分享。既然经济理论是经济政策制定的方法论之基和理念之源，正确应对正在发生的新工业革命和更高版本全球化，亟待破除对政策制定产生误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政策制定中的唯教义论以及在处理市场与政府关系上的一成不变论。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