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李华胤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农村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自治有效与单元有效高度相关，在有效的自治单元下容易形成有效的自治。在地理属性上，单元是指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空间，有一定的规模；在社会属性上，单元是指作为治理主体的人在特定的地域空间里形成稳定社会关系网络的联结形态。规模、联结是单元有效性的两个变量，共同影响自治单元的有效性，并影响自治的有效性。单元规模越适度，单元联结越紧密，单元有效性越高，在这样的单元下，越容易产生有效性较高的自治。
于法稳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于婷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6年, 我国农村生活污水产生量为83.51亿～125.26亿立方米, 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的行政村比例为20%。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中, 除了农村生活污水自身存在的“两难一低”特点之外, 还存在投入不足、技术适应性较差、监管缺位、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为此, 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中, 需要从避免随意性、提高有效性、确保适宜性、保障可能性、提升参与性、实现持续性等方面采取有效对策。
张晓洁
国有土地授权经营是一种土地使用权的取得方式，也是提高国有资本营运效率的一种经营管理方式。国家在一些政策文件中对其内涵、权能、审批程序等做了相关规定，使其在国家授权投资机构内兼并重组、租赁、破产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有关授权经营方式后续相关法律政策研究滞后，相关办理手续、管理、经营过程中缺乏配套实施细则，特别是集团企业二次配给土地时存在诸多问题亟待完善。
肖立晟
太平洋证券首席宏观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室副主任
袁野
太平洋证券宏观研究员
从福克斯及CNN的新闻主题来看，美国民众更为关注诸如股票、购买、中国、贸易等问题。即与“热情”相比，民众开始更关心自己的“生活条件”。另外，美国民众并没有放弃对“通俄门”的关注。特朗普干预司法，阻止调查报告完全公开，更引发了民众的好奇心及负面猜测。对社交媒体和主流媒体的文本分析已经可以展现出美国社会及市场日益加深的矛盾与担忧。不稳定最终可能会为美国政坛带来巨大的变革。
汪玉凯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近年来，在“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引领下，我国政务信息化的步伐明显加快。伴随着一系列新技术的应用，政务信息化正朝着智慧政务的方向推进。如果说在如火如荼的智慧城市建设中，智慧民生、智慧产业、智慧化基础设施以及绿色生态的智慧化空间布局是智慧城市建设不可或缺的要素，那么，智慧政务无疑是诸多要素中起引领作用的顶端板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地方的智慧政务发展程度，不仅反映着政府对信息化的应用程度，也代表着智慧城市的发展水平。
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研究院院长
方思元
恒大研究院
杨薛融
恒大研究院
2019年5月24日，银保监会发布公告称，鉴于包商银行出现严重信用风险，为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对包商银行实行接管。此次接管是20年以来监管再度出手整治问题银行，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包商银行事件有其特殊性，同时也反映了部分中小银行共同存在的问题，需正视中小银行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压力以及存在的风险，未来金融监管及货币政策仍需协同发力，支持中小银行健康发展。
刘锋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
王恺
中国银河证券博士后工作站博士后
随着我国研发经费总量的不断增大，研发强度逐渐逼近国际上限。如何用好研发经费，提高研发经费的使用效率，将是未来中国科技创新的关键。我们要优化研发经费的使用结构，提高研发经费中用于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比例;改进科研经费管理机制，提高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率;增加对科研人员的经费投入，尤其要加大对高端人才引进力度;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保护知识产权，提高科研成果的经济效益;通过资本市场的发展如科创板的建设，使科技创新的成果与资本市场对接，获取发展资金，迅速转化为生产力。
郭克莎
华侨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院长、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院长
适度扩大总需求只是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总量经济环境，要在此基础上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还需要加强总量政策与结构性政策、防风险政策、应对外部冲击等政策的协调配合。为此，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协调好总量政策与结构政策的关系；协调好稳增长政策与防控金融风险的关系；协调好国内宏观政策取向与国际政策环境变化的关系。
周浩
德国商业银行亚洲高级经济学家
包商银行被中国央行和银保监会接管，成为中国金融历史尤其是同业金融市场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一时间，市场担心更多的中小银行可能会被接管，因此，即使在银行间市场流动性仍然相对宽裕的状况下，中小银行的实际流动性状况却因为各种担忧出现了更多的困难。金融机构当然会逐步地回归日常业务模式，但内部的风险考量等级已经有意无意地提高，这也意味着如果再出现下一个“个案”，市场的波动也会变低，对心理的冲击也会变小。
沈建光
经济学博士,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虽然5月社零数据相比4月有所回暖，消费者信心指数仍整体呈现上扬态势，但消费意愿分项却在2月之后出现了显著下行。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消费企稳无疑是未来中国经济稳增长的重要保证。那么中国消费增长面临哪些束缚？而中国作为14亿人口的全球最大市场，消费增长潜力仍然十分巨大，消费前景广阔，如何破除束缚释放消费潜力？
章文光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精准扶贫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着政策溢出效应，即“外部性”。从公共政策外部性视角看待精准扶贫政策的政策间外部性、跨域外部性和利益分配外部性，有助于加强对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效果的理解和认识，能够改善政策顶层设计、拓宽政策分析领域、提升政策执行成效，从而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重大任务。
许怡
社会学博士,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制造"机器换人"趋势下的劳动关系转型研究》
许辉
德国耶拿大学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无论是“智能化”、“无人化”还是“省人化”，“机器换人”在深刻影响生产方式的同时，也在型构新的工业生产关系、劳资体系乃至社会结构。在尚未建构完整的应对体系时，更要注重社会风险的管控与疏导机制，避免出现结构性与规模化的社会风险。
许勤华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李坤泽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文明不同于主权国家，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和指标加以划分，并不存在其他领域常见的泾渭分明的竞争，更没有任何一个指标体系能够描述文明之间的所谓竞争。尽管文明之间并非总是和平共处，但合作始终是文明间关系的主流。即使以主权国家作为文明的代表来看，仍然无法改变文明之间以合作为主旋律的事实。
庞中英
中国海洋大学特聘教授、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
世界和平、进步、新兴力量必须明确拒绝“百年冲突”的可怕前景。“百年冲突”并不是解决我们这个全球化世界存在的问题的方案，反而将导致世界文明、世界经济倒退甚至毁灭。我们必须通过国际合作治理“百年冲突”，赢得“百年和平”。争取世界的“百年和平”应是中国外交奋斗的长期目标。
彭文生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建立在第三方支付体系之上的电子货币，其对信用创造模式，分业和混业经营之争、金融监管都有重要含义。数字货币如果发展起来，必然对金融的结构产生重大影响，而现代银行体系可以说是公私合营机制，体现为享受政府信用担保和接受政府监管，由此只有理解了数字货币的公共政策含义，才能准确把握未来发展的趋势。
刘昕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当前，一些在职干部在公开场合不愿说真话、不想说实话、不敢说心里话。 言及上级政府部门的部分政策，很多基层干部选择了回避，谨守“为官不言”原则，干部“群体失语”现象在基层抬头。一些基层干部不但在政府部门内部不愿过多发表个人看法或表明个人态度，而且在接受记者、研究人员的采访调查时，或在一般性的社会交往过程中也很谨慎，对涉及政府政策等方面的问题不愿过多发表意见。换言之，基层干部的沉默行为已经从组织内部蔓延到了组织外部。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