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在农业发展的新的阶段，需要为农业转型提供进一步的制度供给。坚定不移地推进农地三权分置改革，明确农地集体所有权，保障集体成员农地承包权，赋予耕作者稳定的农地经营权，建立现代农业发展的农地权利基础；建立现代农业经营制度，提升农户人力资本和农业经营能力，培育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构建企业—合作社—农户契约结构，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以服务规模化、区域产业规模化、市场专业化为纽带，促进农业分工效率的提高，探索农业规模报酬实现方式。
张俊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现代货币理论奉行“功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在推动实现充分就业、消除经济周期性波动方面的作用。现代货币理论认为，要想实现充分的反周期波动，并将经济运行引导到充分就业状态，在“自动稳定器”之外还需要具备两个条件：（1）政府收入和支出要有强劲的周期性；（2）政府收支规模要足够大以充分抵消私营部门的波动。面对“黑天鹅事件”频发的风险性世界，宏观经济理论该如何创新，宏观调控又该如何完善？
安邦咨询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新一轮国企改革中，一方面地方国企改革和国资整合，需要有进有退，更关注企业的成长和竞争力的培养，而对于一些无效的资产需要有所取舍，在将国有资产“做优”的同时，还要注意释放市场，这部分市场需要释放给社会、民企、外资等非国有资本，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国企改革效率并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另一方面，如果把国企改革放到释放资源，推动地方经济和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地方在推动国企改革和国有资本整合中，需要考虑本地区的资源禀赋和产业特色，不仅以改革的方式优化存量，更要考虑培养增量，将国有资本化作产业集聚和培养成长性企业的基础。
杨立华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加快推动文明治理和治理文明，是实现国家治理手段和目标的统一，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与治理文明的五层内涵（文化文明、价值文明、制度文明、行为文明和器物文明）相对应，文明治理必须以治理文明为目标、以价值文明为引领、以制度文明为核心、以行为文明为基础、以器物文明为载体。治理文明和文明治理的基本特征可统一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代表的一系列社会核心价值，是对这些价值的具体体现和真正落实。
沈建光
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本轮A股市场走出强劲牛市非常难得，是前期中国经济基本面恢复，流动性呵护、估值修复以及乐观预期推升下的共同结果。但应该警惕的是，股市上涨过快，“疯牛”再现。所幸，近期监管层及时出手，对于避免非理性资金推升下的过度繁荣，保护投资者利益十分必要。而从长远来看，走出中国股市急涨急跌的怪圈，保障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对于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培育具有竞争力上市企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和鼓励创新增长等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姚洋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过去几年发生的变化应该是长期性变化，我个人判断中美的新冷战已经形成，美国开始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美国针对中国的实体清单也越来越长，美国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竞争在各领域展开，其中技术领域的竞争相对更深入、更广泛。在应对方面有三条原则：我们应该在关键性领域加快自主创新；要更加努力地去维护一个开放和共融的世界创新体系，不能把中国隔绝在世界之外；要继续努力和美国保持比较密切的经贸关系，尤其是不能主动中断中美经贸关系。这三点说起来容易，但要做到就非常考验我们的智慧和意志。
管涛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联合国贸发会的最新报告指出，今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最多下降40%，明年还将继续下降5%到10%。显然，这种大环境下，我国要维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同比正增长可能是一种奢望。下一阶段，我们应该充分发挥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经济社会秩序逐渐恢复的优势，打好“纾困+改革”的组合拳，在实现“六稳”、“六保”目标任务的同时，加快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建设，不断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稳定我国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份额，进而巩固和提高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地位。
程华
中国人民大学数字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从消费者的选择权看，中国的网络支付产业已经进入全链条竞争时代，消费者有着充分的服务商选择空间，并且新技术避免了消费者锁定带来的不公平竞争；从支付服务的质量看，中国网络支付的便捷性和安全性居于世界前沿水平，其迅速的发展还为缩小地区差距、推动小微经济发展和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了重要的正向溢出效应；从行业的动态创新看，机构间的竞合关系及市场格局尚处在不断变化的阶段，新技术推动的支付方式创新也层出不穷；从费率水平看，定价机制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费率水平不断降低，目前处于全球最低的水平。
周建军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中国制造业和产业链优势更多体现在总体规模和布局等方面，在全员劳动生产率、研发投入强度、标志性产业的产业集中度等方面跟美国、日本、德国的制造业还有不小的差距。在一些产业和领域，产业基础（包括高端装备、核心零部件、基础研究等）还很薄弱，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业风险不容忽视。而通过不断地提升学习和创新能力，动态地调整自身的比较优势，将潜在的比较优势持续地转换成竞争优势，正是成功的后发国家及其明星企业所走过的道路。
王静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法部副教授、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
吴月冠
澄明治库高级研究员，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省大数据政策法律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
为了建成“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和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海南全岛打造数据共享开放利用的试验区、海南政府打造对标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和法治环境的数字政府具有最为基础和关键的作用。只有通过数字岛和数字政府建设才能实质性推动海南大部门制改革、推动政府职能真正转变、推动政府监管全面升级，也才能真正为自由贸易港的建成奠定基础、铺平道路。高水平打造海南“数字岛”和“数字政府”，有三个关键词：法治先行、战略前瞻、科技硬核。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目前，中国财政已进入了“过紧日子”的阶段，预算内可用于项目投资的财力与维持“六稳”的客观需要相比，已经显得力不从心。在此背景下，需要鼓励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PPP机制创新。PPP机制创新的正确思路是，在支持稳投资过程中，以深化改革、创新发展的精神，积极促使PPP、产业引导基金等创新机制规范发展，在法治化、阳光化、规范化的制度与规则建设中，使财政的有限资金，通过“可行性缺口补贴”“母基金引导带动子基金”等手段，促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结构优化、绩效提高的轨道上稳步推进。
龚柏华
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
USMCA涉及的数字贸易、金融服务、知识产权、环境保护和劳工标准的新规定，中国现行法规与之存在较大差异。中国应主动对标高标准，通过继续加大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进一步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和劳工保护标准，来减少与USMCA或CPTPP在国际贸易投资规则上的差距，避免将来在国际贸易投资领域因为国际规则标准差距而陷入“离群”被动。
连平
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
邓志超
植信投资研究院
刘涛
植信投资研究院
2020年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已成定局。下半年，疫情如果得到较好的控制，各国政策支撑经济重启顺畅，世界经济衰退幅度有可能收窄，但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恢复水平可能出现一定的分化。发达经济体将快速萎缩，发展中经济体由正转负，而中国经济可能成为为数不多的正增长经济体。一系列“不同步”和不确定性将贯穿下半年世界经济运行过程。
徐奇渊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一般而言，消费是三驾马车里最稳定的因素，讨论总需求波动通常更多关注出口和投资。但是疫情冲击下，消费需求失去了稳定。2020年一季度中国GDP的增速为-6.8%，其中消费贡献了-4.36个百分点，成为最重要的拖累因素。后疫情时期，中国经济能实现多大程度的回调和反弹，相当大程度上也将取决于消费需求的修复。伴随的一个问题是，当前消费需求到底恢复得怎么样？
王逸舟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
在观察国际格局和各国抗疫表现时，美国是一个非常好的借鉴点，当下在评估各大国表现时对美国的研判可能是最重要的。西方一些国家现在由于个人主义优先，平常比较散漫，都是各自为战，所以显得手忙脚乱，不得不去动用军队或者动用联邦的资源，看上去总是慢半拍，损失严重。但是，一旦度过了眼前的困境，进入到一个长期的相对比较平静的、和平的时期以后，它们的个人积极性、企业的创造性、市场的“吃螃蟹效应”，可能又成为一种优势。
朱锋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就中美当前的实力地位和国际影响力而言，中美战略竞争中短期内还难以决定性地改变当前的国际秩序。中国即便对美国的贸易霸凌主义和在亚太地区的霸权主义军事及安全行动采取斗争的回应方式，也并不意味着两国无法合作、或中美关系已进入国际秩序变革的主导权之争。中美战略竞争的同时，经贸往来和必要的合作仍会发展。中美战略竞争会影响权力、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调整变化，其走势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变革，但未来国际秩序的变革并非只取决于中美，世界主要国家间的互动关系和战略选择将决定性地影响中美战略竞争的走势和未来国际秩序的演变进程。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