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梅里·马达沙希
UNESCO 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咨询委员、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兼职教授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只有十年的时间，一切照旧并不是好的选择。我们可能处于数字时代的初期，但这正是一个关键时刻，需要做出决策并建立一个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政策和治理架构，全球合作协调和多方利益相关者团体的协作至关重要。技术驱动可持续未来的积极场景不会凭空出现。要使这些技术广泛普及，需要跨区域的元素共同作用，从强有力的伦理框架，到法律变革，到教育和新技能的培训，甚至到劳工市场改革。技术公司、政府、工业、民间团体和研究者们都必须加入，共同发掘这些技术潜能，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滕泰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
张海冰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新冠病毒疫情过后很多变化有可能长期持续。除了各种非接触经济变得更加流行，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是，某些城市原本就已显现的“中心城区衰退”现象有进一步加重趋势。除了东北地区、西北地区的部分老工业城市早已出现了中心城区衰退现象之外，本次疫情冲击后部分东部发达城市的中心城区服务业也受到较大冲击，再加上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租金成本高、产业老化、结构调整受限、城市新区不公平竞争、行政干预过多等原因，造成某些城市的中心城区企业主体减少、人才持续流出，进而削弱整个城市的长期发展潜力，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约瑟夫·奈
哈佛大学教授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但“冷战”这一术语却是误导性的历史类比。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用数以万计的核武器瞄准对方，而且双方几乎没有任何贸易或文化联系。相比之下，中国的核力量较为有限，而中美年度贸易总额达到5000亿美元，每年有超过35万名中国学生和300万中国游客在美国。对当今美中双边关系更好的描述，是“合作性对抗”。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国家都不太可能在权力资源总量上取代美国。虽然美国将继续在全球公共品生产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它需要逐渐适应与中国越来越多地分享这一角色。
马亮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中国的高考和考研制度虽然存在应试教育等问题，但是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维护教育公平，使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宝贵的高等教育机会。“寒门出贵子”，一些农村出身的年轻人，正是通过高考而实现了人生逆转。但冒名顶替、篡改分数等违法违规案件屡禁不止，说明有钱、有权、有势的家庭，在向贫寒子弟下手，争夺其本就日渐萎缩的高等教育机会。而教育公平一旦被打破，就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
范毅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
“十四五”末，我国城镇化水平能够达到多少，要受当前我国城镇化实际水平的影响。部分研究表明，当前我国城镇化实际水平要高于统计水平，同“五普”“六普”时一样，预计2020年人口普查后将会对实际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修订，由此将会对“十四五”基期城镇化水平产生较大影响，并对“十四五”末期城镇化水平的预测产生较大影响。2018年我国城镇化率增长了1.06个百分点，预计“十四五”时期我国城镇化增长会略有下降，但是具备保持年均1个百分点左右增长速度的基础条件。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与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在未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以及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中，仍然需要遵循城市化、全球化的大趋势。需要看到，在后工业化社会，人们需求的个性化和多元化趋势。需要看到社会力量与市场、政府之间的互补作用，需要更多地释放社会活力。需要避免社会力量被挤压到无法被行政力量管控的狭窄空间，既对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不利，也可能产生更多不可控的风险。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对于“内循环”需要有更全面的理解：第一，“内循环”就是形容国内经济和市场的新说法、新名词，其核心就是消费。扩大并利用好国内消费，这是体现“中国市场”优势的重要政策方向；第二，中国需要对外部经济形势恶化做好持久的准备，这时候要加强利用好中国的“内循环”，较大的国内市场为中国应对疫情冲击提供了更多的回旋空间，这是我们内部市场小的经济体多的一张牌；第三，重视“内循环”并不意味着不重视“外循环”，也不等于要抛开国际市场和国际社会单干，要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李军国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吉林省行政学院）教授
人们开始从生存型消费向享受型消费转变，对农产品质量、品种和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但生产质量更好、品种更多、安全度更高的农产品，以满足城乡居民消费升级需求的市场反馈却出现了明显滞后。传统的农产品供给结构跟不上市场消费需求的变化，有效供给没能很好适应需求变化，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的现象没有明显改观，出现了农产品结构性过剩和短缺并存的现象。过剩的农产品还在持续生产，市场迫切需要的农产品却得不到有效供给。特别是粮食呈现出生产量、进口量、库存量“三量齐增”的现象。
第一财经研究院
面对中国生产成本上升以及中美经贸摩擦的影响会进一步强化中国制造业向外转移的趋势，中国应积极调整国内产业布局，向产业链的上游延伸，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同时关注制造业和服务相结合的趋势，打造与制造业相联结的无形资产（如知识产权、软件等）和服务贸易“新比较优势”；并构建相对完整的产业链布局。具体来看，中国应加快通用芯片的研发、设计和代工产业，加大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鼓励软件行业超常规发展，在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灵活性和完整性的同时，补上产业链中的核心缺失环节。
刘尚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兼院长
武靖州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回顾新中国70年财税体制改革发展的历史，基本是沿着集权—放权—分权的路径推进的，作为国家治理基础与重要支柱的财政，在新时代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改革目标下，应当充分发挥其“治权”的功能，即通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约束公共权力。约束政府公共权力的途径和手段有很多，但根本上是要约束住政府运用公共资金的权力，管住了“钱”，就等于牵住了权力的“牛鼻子”。
乔尔·米格代尔
华盛顿大学政治系Robert F. Philip讲座教授
翻译：杨端程、陆屹洲
当谈及国家能力时，我们首先需要从权威本身出发，对其进行讨论。权威意味着一些人具有命令其他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做事的能力。权威存在于任何情境之中，它试图将权力运用到政治、文化等各个情境当中，它决定了人们为人处世与日常生活的基础。理解权威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谁拥有权威去告诉人们按照某种方式行事。权威决定了人们行事的方式，决定了人们以何种名义行事，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以何种方式自省乃至如何通过政治管控暴力。总而言之，权威关系到人民对社会与政治的期许。
吴心伯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在21世纪的时代条件下，中美战略竞争具有不同于以往大国竞争的特征，竞争的本质是经济实力和社会治理能力之争。竞争的性质和形态将对中美两国关系的未来产生决定性影响，并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变化，界定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大国互动方式，进而塑造21世纪的国际体系。随着战略竞争成为中美互动的重要形式，如何正确认识竞争、开展良性竞争和有效管控竞争是两国共同面对的严峻历史课题。
刘瑞明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研究员
伴随着传统增长红利的逐步衰减，如何找到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是我们必须破题的重大任务。这在逆全球化趋势持续加剧、新冠疫情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显得尤为迫切。在所有的“新动能”中，“数据要素”和“数字经济”被人们赋予了厚望。如果要真正理解“数据资产”和“数字经济”对于“新动能”的驱动作用，需要把握“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数据资产。第二个层面：作为一种生产组织方式的数据资产。第三个层面：作为一种新的技术和制度变革推动力的数据资产。
刘暾
赛迪顾问物联网产业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
作为信息通信产业的重要组成，卫星互联网的发展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在早期发展阶段，卫星互联网主要以提供语音、低速数据和物联网等服务为主，扮演着对地面通信网络的补充和延伸的角色。此后，受到应用拓宽、技术进步、成本降低等因素的驱动，加之商业卫星企业和火箭发射企业不断涌入，目前卫星互联网进入了与地面通信系统互补合作、融合发展的宽带互联网时期。
张蕴岭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新冠疫情将全球化导致的经济脆弱性隐患暴露无遗，因此引发了对全球化的集中反思，并可能改变过去支持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三大支柱(政府、企业、公民)的态度，进而推动全球化从“舒服的全球”转向“挑战性的全球化”。但是，全球化已经是全球经济社会运行机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可能被简单抛弃。并且，疫情还有可能加速第四波全球化——网络全球化的发展，并因此带来全球化的新发展、新转变。
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博导、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
在今后我们可能会面临两难挑战：进一步加强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还是为了避免财政状况的恶化而满足于较低的GDP增速。如果出现这种两难局面，“两害取其轻”。我认为应该走第一条路线，争取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长速度。采取第一条路线，肯定后遗症不少，但我们还是应先保住增长，由此产生的问题留待以后解决。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