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刘锋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
王恺
中国银河证券
2020年4月27日，《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总体实施方案》获审议通过，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加速推进。创业板的定位是服务自主创新型企业和成长型企业，这类企业的特点是成长性较高，但是不确定性也较大，一些企业有机会成长为行业龙头，但也有较多企业的发展可能达不到预期，甚至有可能失败，这就尤其需要激活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逐步形成“优币驱逐劣币”的正向反馈，从而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更好地支持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
沈建光
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
全球经济的风险主要来源于政治风险。就全球收入的分配而言，美国1%最富有的人，占有的社会财富接近40%；法国1%最富有的人，占有的社会财富接近25%；中国1%最富有的人，占有的社会财富接近30%。收入不均衡状态的越来越明显，财政转移等扶贫政策应该会成为政策的重点。十年来第一次出现农村收入增长慢于城镇收入增长的情况，也应该是政策关注的重点。可能低收入人群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到此次疫情的冲击更大，所以，接下来是不是要政策更大程度地倾斜这些群体，是不是要直接补贴低端人群？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经济学院教授
由于疫情防控转向中长期化，政策空间要有新的规划。现在很多观点认为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空间很大，所以前期的力度可以更大。但是目前我国的财政实际赤字率在今年可能会达到11%，并受到汇率因素、中小银行风险、呆坏账延期的影响，货币政策的空间也十分有限。因此，政策不能够一次性全部投入，要为明年留有余地，甚至要为后年的一些变化做好充分的准备。
石佳友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刘连炻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际法务部法务专员
从历史上相关金融机构被踢出SWIFT系统的先例来看，SWIFT公司可能在单边制裁法就禁止其为被制裁金融机构提供金融通信服务作出明确规定后，或单纯基于SWIFT公司内部管理规则的要求，相应切断相关金融机构与SWIFT系统之间的联系。中国当前需要进行全面评估，特别是针对美国出台进一步的制裁法案禁止SWIFT等机构面向被制裁金融机构提供金融通信服务、SWIFT惮于被制裁的风险而被迫将被制裁金融机构踢出SWIFT系统的可能性，未雨绸缪，及早做好因应方案，而不宜单纯从实际可能性的角度持盲目乐观态度。
张明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
董昀、郭强
新企业进入壁垒的持续抬升、超大型企业的日渐强势，以及政府反垄断政策的孱弱，共同导致小企业在经济网络中日益边缘化，大企业逐渐成为美国经济中的创新主体；这些因素也使得技术变革的涓流难以均匀地从创新巨头渗透到小企业当中，从而令美国技术扩散的进程显著放缓。技术扩散放缓除了导致生产率增长乏力之外，也是美国市场集中度增加和收入分配恶化的重要诱因。这给我国带来的政策启示是，要冷静面对发达国家在逆全球化浪潮中使用的各种技术封锁政策，着力构建以激发企业家创新活力和保护知识产权为核心的创新机制，并以公平竞争的方式促进技术扩散，切实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汪涛
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鉴于二季度GDP增速反弹幅度超预期，我们将2020年全年实际GDP增速预测从此前的1.5%上调至2.5%（假设国内疫情不会再次大规模爆发）。考虑到大部分经济活动已基本恢复常态，虽然整体经济还有望进一步回暖，但三四季度GDP环比增长势头可能会明显减弱。不过，随着国内消费转为正增长，房地产和基建投资继续保持稳健，即便环比增速大幅放缓，下半年实际GDP同比增速也应能反弹至5.5-6%。
郭栋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院研究员、国际与公共管理学院客座教授
中国的贫困主要反映为针对医疗、教育的支出性贫困及丧失劳动能力后的老年贫困，其解决需要强有力的社会政策。医疗、教育是社会公共服务的重中之重，也是社会公平的重要标尺。要根本解决因病、因教致贫，防止因病、因教返贫的发生，需要不断提高医疗、教育支出特别是针对贫困群体的支出另外，长远来看，在农村特别是贫困农村地区，需持续改善农村养老保障水平，改变用低保养老的做法，尽快使养老金的发放到达贫困线标准，在解决老年人基本生活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贾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
“十三五”时期，中国中部地区和西部的川渝地区追赶势头明显加快，使区域发展协调性显著增强。十四五”时期，面临更加严峻的外部环境，中国更要利用好区域梯度发展格局蕴含的增长潜力。根据测算，未来5年如能将人均GDP的区域差距缩小至2015年的水平，名义GDP年均增速可以提高3.1个百分点。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城镇化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在“十四五”规划和相关政策制定中要注重发挥其在扩内需、稳增长方面的重要作用。
王信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杨娉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
袁萍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
应对气候变化战略规划的深入实施，离不开各级政府、各类社会主体发挥应有的作用和履行应尽的义务，这也就需要各部门通力合作、提升合力，形成协同效应。为此，应加大政策统筹，逐步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各行业的总体战略和政策体系中，尤其是应纳入财政税收、货币金融、贸易等经济调控政策决策中，实现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与相关经济调控政策协调联动，从而引导全社会资金更多、更低成本流向节能环保产业和绿色发展领域，提高全社会抵御气候风险的能力，并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
李实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
岳希明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罗楚亮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副院长
我们利用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课题组2018年住户调查数据，在假定两年期间居民收入分布不变的情况下，来推算出2019年中国的低收入人群的数量和比例。按照上述的绝对标准（家庭年收入10万元），城乡低收入人群占全国人口的近65%，相当于9亿人。如果按照相对标准（收入中位数的2/3），那么低收入人群占比约为37%，大约有5.1亿人。
李佳洺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
张文忠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余建辉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
生产力布局即按照地域进行社会生产组织，是政府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和目标进行区域统筹的重要手段。“十四五”时期作为我国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关键基石，需要在新的国内外发展形势下，对重大生产力布局进行中长期的战略性思考，支撑我国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新格局。
李国平
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
“十四五”期间，我国将进入“以高质量发展为特征的全面协调发展阶段”。解决我国区域发展中存在的区域分化以及区域差异扩大问题，重塑经济空间格局，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是我国区域发展中的重大课题。基于影响我国经济空间结构变化的主要原因，我们研究认为“十四五”期间，必须多策并举，需要重新进行区域划分并制定差异化的区域政策，从而实现调整和优化中国经济空间结构，落实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重新划分中国区域由现在的四大区域划分为五大区域，并制定差异化的区域政策。
顾文军
芯谋研究首席分析师
笔者建议，政府的归政府、企业的归企业。企业要参与国际化、市场化的竞争，产业环境尤为重要，政府只需要在基础建设、营商环境、人才培育、产业服务、企业聚集上下功夫，筑巢引凤，培育企业发展的温床，当好“店小二”，做好政府服务的分内职责。而全球产业竞争，就交给产业；市场竞争，就交给市场；企业竞争，就交给企业家。专业人做专业事，技术含量很高的半导体产业更应如此。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今年疫情之中，中央就在强调国际国内“双循环”，随着外部经济环境和地缘政治环境变差，中国已将推动“内循环”作为发展经济的主要方向。安邦智库认为，推动经济“内循环”，就是在逆全球化的经济新环境之下，寻找到支撑中国经济的新动力。安邦的智库学者陈功提供的解决思路是，在中国未来整体“向内看”的发展策略调整中，我们需要重新思考“长江经济带”的地缘经济价值，并在发展策略、空间安排和发展时序上做出调整。
邵宇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陈达飞
东方证券高级宏观研究员
安全资产短缺是理解近二十年多来全球宏观经济各种病症的重要视角，它被认为是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后危机时期西方国家普遍遇到的低利率或负利率难题和经济增长停滞的重要原因之一。它也是思考美元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所面临的新“特里芬困境”和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的重要抓手。将美元放在安全资产这个更广泛的范畴内部，厘清美元与其他安全资产视之间的互补和替代关系，将美国视为全球体系中最重要的安全资产的供给者，对于理解当下的许多政经问题，会提供一个框架。
阎学通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许多政府和跨国公司为了减少安全风险，在疫情结束后将采取更多的去全球化策略，但这些政策的目标并不是防范疫情在全球扩散。受去全球化策略的影响，正面意义的全球化在5年内难以恢复到疫前水平，但是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并不因此就会受到抑制。去全球化很可能伴随着全球治理的萎缩，这将不利于抑制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这如同以药物杀死病毒的方法可能会同时杀死健康需要的白细胞。全球化给人类带来了许多新问题，去全球化将给人类带来的是福祉多还是麻烦多，尚需进一步的观察。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