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杜维明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樊和平
江苏省社科院副院长、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不从伦理下手，不从人的同情心出发观察了解别人、将心比心，就不可能有一个真正稳定的社会。进一步，任何利益都不可能。
高伟
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教育哲学,著有《生存论教育哲学》等
面向现代化的中国教育改革，一方面必须立足于文化的基本价值，这决定了中国人的人格底色和心理结构；一方面又必须直面文化之间的对话，从而使中国教育改革不仅是中国的教育改革，也使其成为世界文化进步与发展的一个有机部分。
邓嘉纬
吉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文化传播是实现文化认同的重要途径，企业、媒体、政府应发挥各自的作用，以恰当的方式，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沿线各国对中国文化的认同，这是顺利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环节，这与经济合作同等重要，可谓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一体两面。
鲁敏
华北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优化地方政府权责体系的关键是将政府权责区分为政治性、管理性、服务性和混合性，由不同层级政府与公众建立直接的权责关系，同时纵向政府间应当保持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在具体操作上，注意把握放权让责的节奏、力度和关键节点。
张薇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政治经济系讲师
“互联网+”作为一种以现代信息产业为主导的新型经济形态，解决了传统产业在组织和管理上存在的信息流通不畅、资源不对称和信息更新滞后等根本性问题，促使新的管理关系、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不断建立和运行。这显然会对我国的政府信息化建设提出更为严峻的挑战，只有积极创新信息化管理方式，加快政府服务转型，才能适应新时代对政府信息化管理能力的新要求。
姚树荣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企业制度与产业经济、土地制度与新型城镇化
周毓君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福洪样本”的价值在于为农民就近城镇化探索了一条可行的市场化路径，将“人口迁移、土地指标配置、基建资金投入和产业发展相挂钩”，通过适度规模的人口集聚和土地发展权的保留创造了产业发展的关键条件，“就近”集中居住又为农民提供了一个缓冲带，使之可以逐渐适应城镇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从身体、心理和劳动技能等各方面逐步融入城镇，实现了农民挣钱顾家两不误的梦想，体现了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的核心要求。
刘奇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国农经学会副会长,中国农村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首席专家,著有《三农问策--走出制度困局》、《和谐社会与三农中国》等
只有在价值链的作用下，建立起利益共同体，才能形成“三农”情结的感情共同体，进而生成文化共同体。在利益共同体、情感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的共同作用下，潜移默化锻造出三产融合发展的命运共同体。
文一
美国联邦储备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兼助理副行长、清华大学讲席教授
在政治上层建筑与制度话语辞藻的表面差异之下，中国的发展模式，究其实质而言，与18世纪的英国、19世纪的美国和20世纪的日本是相通的，遵循着类似的“发展政治经济学”规律。
鲍磊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研究员,研究方向:社会学理论、社会风险
道格拉斯的风险文化研究更多关注风险感知、选择和接受的文化背景,或者说是风险背后的道德、政治因素。透过检视这一文化分析传统,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风险”概念之本质,并有效拓宽我们审视当前社会风险的视野。
王海滨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真正面向中国问题，建构能够解释和引领当代中国发展及其现实逻辑的范畴体系和话语方式。
杨彪
中山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民商法学、法律经济学、法律社会学、法律与认知行为科学
加强隐私控制会造成信息屏蔽，带来统计性歧视问题；而强化隐私自决则会诱导信号传递，带来人格性歧视问题。为了摆脱上述治理困境，应修正中国隐私治理的总体方向，探寻复杂约束条件下的隐私决策变量，采取温和适度且科学高效的干预措施，从而更加精确地预测和规制隐私行为。
陈季冰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就职于《上海商报》
与包容的强健心态相反，当一种文化需要靠排斥外部世界来保持自身所谓的“纯净”的话，它一定不是“强大”而是虚弱不堪的；而当一种文化只有通过仰赖其他文化的承认才能界定自我价值的话，它就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前提。
王徽
华东政法大学研教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国际仲裁
中菲南海仲裁案虽涉及国际法问题，但却不限于法律。未雨绸缪，我们有必要对南海仲裁案的最终结果进行相应的预判，特别是研究如何应对潜在的不利裁决。对此，“尼加拉瓜诉美国案”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范婕妤
中国社会科学院
在新时期的精准扶贫工作中，应该发挥好农村能人群体在扶贫工作中的带头和帮扶作用，深入挖掘该群体的扶贫优势，最大限度调动贫困村的内生扶贫潜能。同时，也要通过不断健全扶贫体制机制和重视组织领导及考核，注意规避能人对扶贫资源的精英捕获现象。
林宏宇
国际关系学者,著名美国问题研究专家、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总的来看，美国总统选举政治是众多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因素中一个方面，其对美国对华政策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不如战略利益、意识形态、经济贸易等因素那样起长期性的、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也是有限的。然而，由于美国总统选举政治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其对美国对华政策影响的方式比较独特，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也呈某种周期性，所以我们不可忽视这方面的研究。
林宏宇
国际关系学者,著名美国问题研究专家、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从某种程度上说，如果不了解美国宗教在美国的地位与作用，就很难深入了解美国政治。作为美国政治的重要现象――美国总统选举政治也与美国宗教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