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李稻葵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如果劳动工资增速下降了，低于民营GDP增速的话，我们初步的一个政策建议是可能需要进行一些总供给的管理，要保持增速不能太低，在劳动力市场上保持对劳动力的一个需求，要保持工人的工资增速能够略高于GDP增速，这个才是中国经济结构改善根本的因素，保持这个好苗头，呵护这个好苗头，做一点政策调整。
袁剑
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讲师,著有《边疆的结构:清代中国的“边疆性”及其衍生问题》等
“一带一路”作为我们认识和发现中国当代与未来国际视野与认知空间的重要契机，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新去回溯历史时期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历程，同时还能够让我们去思考未来中国与周边及外域的新型关系与联系网络问题。在这过程中，我们既能够了解古代中国在处理周边与外域问题方面所具有的经验与教训，更能让我们以更为前瞻和广阔的视野去重新认识我们这一似乎不那么陌生的地区。正如我们如今的“东南亚”视野逐渐超越了原先的“南洋”认知一样，如何以新的“中亚认知”来超越历史上的“西域认知”以及“中亚大棋局”框架，将是我们值得进一步探寻的问题。
徐贲
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
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被污名化为“公知”，许多知识分子羞于认同公知，更愿意把自己看成专业主义的“学者”“专家”，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失败和犬儒主义，也是整个社会的不幸。
袁正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在美国，各大城市都可以看到路边小摊，一些城市还有定期或不定期的街头集市。英国把各种摊贩视为城镇商业的一部分，有些城市还把有明显地区文化特点的摊贩加以保护。韩国街头有很多装饰得很漂亮的流动商贩，形成一种“道路文化”。在泰国曼谷，流动小贩随处可见。在新加坡，政府专门建设了小贩中心。国外城市对于流动摊贩的管理经验有很多值得借鉴和参考的地方。
张元
安邦咨询研究员、北京大学巴基斯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研究领域:中巴关系、中巴经济走廊方面的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政府立足于国内外新形势提出的最具雄心的重大战略构想。倡议要取得成功，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获得丝路沿线国家的认可和配合，二是要应对区域外大国的阻挠和反对。巴基斯坦是我们最“铁”的传统友好国家，必须高度重视中巴经济走廊建设！
叶澜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终身教授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如何在已有基础上迈出新步伐，成为教育界面临的重要课题。总结过去30多年的经验，直面基础教育改革现状，要想在新的5年中显著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至少应研究以下三个问题。
吕德文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领域:政治社会学、乡村治理、城市治理,代表作《街头政治:城市暴力的兴起》等
刘升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生
出租车行业的管制效果严重依赖于行业管制部门的街头行政能力。一线稽查因处于开放的“街头”空间，依赖于半正式行政人员，是稽查人员与驾驶员之间“面对面”的互动，容易爆发行政冲突。为此，街头行政发展出了中间层、分类治理和联合整顿机制。这些机制部分解决了街头行政能力不足的问题，却并未改变街头行政属性。出租车行业管制亟需通过新业态的形成改变行业管制部门的街头官僚角色。
李兆友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教授
董健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博士
社会的各种弊病引发对于政府的指责，很多指责来自于纳税人，他们觉得从自己的收入中为政府支付的太多，而政府提供的服务又不合适，或者是提供了一些他们并不想要的服务。这迫使各层次的政府必须通过缩减、精简或重塑自身等改革，回应这些压力。此外，民意也会推动公共部门创新，特别是当媒体知道这些民意，并让其加以放大和政治化时。
杨德广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从封闭的本土化教育向开放的国际化教育转变，并非否定和削弱本土化教育。高等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是互相促进、内在统一的关系。
刘正强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随着总体性社会的松动，特别是按照科层制的要求，总体性治理体系中不同制度板块的功能、链接发生了变化，奠基于群众路线原则的信访制度则承受了社会治理低效的代价。重建信访制度需要回归其政治属性，形成妥帖安顿民意的扁平化制度安排，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应对社会总体治理失灵的必需。
卢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研究领域:开放宏观经济学、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经济学,著有《经济学原理(中国版
等
中美是当今全球大变革时代最重要新兴国与守成国，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是前无古人的历史实践，注定要面临层出不穷的新矛盾新问题新挑战。正如中共主席习近平所言：“有问题并不可怕，关键是我们要共同解决问题，而不能被问题牵着鼻子走”。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的生命力所在。
叶传星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人权作为现代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现代社会关系和公正社会秩序的一种重要方式，也作为一种精巧的国家治理技术，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尊重和保障人权有助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国家治理中应更加重视运用人权思维与人权方式。人权对国家治理的积极功能体现在，提高国家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促进国家治理的民主化、促进社会的和谐治理、促进经济的可持续性和包容性发展、参与构建治理意识形态等。
施洋
外交与军事观察者、独立评论员
作为俄罗斯最新一代反导系统的新拦截武器，“努多尔河”反导导弹一直相当低调，不过从苏联时期开始发展的俄罗斯反导系统，至今已经开始更新第三代。如果单从时间上看，这一系列反导系统不仅开发历史要比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久，其实际运行经验更是比美国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梁建章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财新网“人口与经济”专栏作家,研究领域:创新、创业和劳动力市场,著有《中国人太多了吗?》等
黄文政
人口与未来网站联合创始人
回顾中国历史，导致落后挨打的原因从来就不是人口太多，而是闭关锁国、计划经济等政策封印了自身的人口优势，导致其市场规模被西方抛在了后头。改革开放后中国发展速度比同阶段的实现经济奇迹的四小龙发展更快，就是得益于其规模优势。英国脱欧引起的诸多反应，应当让中国更加珍惜人口规模的优势，并且为保持优势而选择正确的政策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研究领域: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等,著有《未竟的变革》等
美国等国家现在要中国接受国际规则，即使这些国际规则美国本身并没有接受。如果中国接受了，那么问题就会简单。但问题在于，美国是否有能力把自己的规则强加给中国？中国是否会简单地接受美国等国家所强加的规则？从地缘政治变化的角度来说，事情显然不会那么简单。
刘清平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研究领域:中西文化比较、当代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美学
后儒家对传统儒家的深度批判、彻底解构、根本否定、异质重构，在本质上是儒家传统的自我批判、自我解构、自我否定、自我重构。而在这种自我批判、自我解构、自我否定、自我重构中，对于后儒家来说，一以贯之的口号就是：颠覆传统儒家，弘扬儒家传统。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