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付卫东
华中师范大学信息化与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
王继新
华中师范大学信息化与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执行副主任
左明章
华中师范大学信息化与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
经过3年的艰苦探索，我们实验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农村教学点信息化投入短缺，农村教学点信息化教学效果不佳，农村教学点学生信息技术能力不足或信息技术滥用，等等。针对这些突出的问题，结合发展中国家利用信息技术缩小教育差距的经验和教训，我们提出三点建议。
李克军
黑龙江省县域经济学会副会长、黑龙江省政治学学会常务理事,研究领域:县域经济、乡村治理、党的建设、领导科学、政治体制改革等,著有《县委书记们的主政谋略》等
民主政治，包括“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但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选举民主”都居于主导和根本制度的地位。“协商民主”主要体现在平时，“选举民主”，则集中体现在换届期间。从时间节点上说，推进“选举民主”，从现在到2021年，只有两次机会，其紧迫性不言而喻。
郎友兴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领域:社会理论、政治社会学、民主与民主化、中国农村选举、地方政治,著有《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等
道德主义、理想主义无助于中国“邻避”运动的解决。与“邻避”运动没有关联的民众包括媒体，往往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批评参加“邻避”运动的人不以国家大局或公共利益为重，指责其自私。
房莉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政策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博士
尽管医改的目标和方向都值得肯定，而其实现逻辑也貌似合理，然而从实践情况来看，“十二五”医改目标不仅没有实现，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存在倒退。其根本原因在于改革之初在缓解“看病贵”和“看病难”的两项改革思路上，均开错了基本“处方”。即“基层医疗机构改革”和“基本药物制度”是目前改革陷入困境的基础性原因。
柳鸣毅
武汉体育学院竞赛与场馆中心主任、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专业博士后
体育事业各领域之间的协调发展、特色发展，厘清体育在国家、社会和市场中的地位和角色将是我国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问题。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百村观察项目组
全国农村土地逾八成在村民小组，但是，村民自治的基本单元尚在行政村。这种产权单位与治权单位的“非对称”，导致民主选举弱化、民主决策虚化、民主管理淡化、民主监督软化，最终形成自治绩效低下、自治运转乏力。为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建立与产权单位相适应的治权单位，引导村民治权单位下沉，将村民自治的基本单元回归到村民小组或自然村层面。
桂华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副研究员
反对医疗服务市场化改革，不宜忽视的一点是，医疗需超越利润，医生需超脱直接利益，这才有可能培育出尊重生命价值的行业伦理和职业伦理。魏则西事件让越来越多人看到医疗服务市场化的不切实际。尊重生命价值的医疗服务一定是具备伦理的。当前我国医疗体制改革和医疗服务体系建设，须注意到这一点。
贺雪峰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长期致力于村治研究,其学术团队被学界称为“华中乡土派”,著有《新乡土中国》等
农民进城了，农民空出来的宅基地怎么办？这个问题就提错了。进城农民空出宅基地就空几年十几年在那里吧，这些空在那里的宅基地是中国的国土，是中国潜在的粮食生产能力。当前中国还远未到非得复垦农民宅基地种粮以养活中国人的地步，我们就留点土地的潜力与余地在那里吧。
王启梁
云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民众对地方政府不信任，因风险产生焦虑是反对石化项目的最初动因，借助法律和新媒体展开法律动员则推动了反对行动的开启、议题升级。此一过程中，权利意识是民众能动性的重要基础，知情、环境、表达、参与四种核心的权利意识获得了传播、生长和重构。地方政府实施的不当社会控制则挫伤了民众的权利感，继而导致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发生流失。该事件表明法律作为一种“结构”制约着人们的行动，同时又作为一种资源被行动者所借助。也因此，法律作为建构社会的要素具有开放性，其实践后果有多种可能。而地方政府的信任流失与法律的不完备、政府责任缺失有关，政府的合法性和信任需要在不断完成其对公民的责任、兑现其承诺中才能持续实现再生产。政府合法性和信任基础的再生产必须依靠可以信赖的法制。
秦中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农村经济研究部第三研究室主任
目前中国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需要重视解决标准问题、理论问题、方法问题和保障问题。“十三五”是中国深入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时间窗口，建议抓好规划引领、明确发展标准，推进市场决定、建立良好机制，改进政府作为、实行配套服务，加强制度保障、确保走向长远。
肖金成
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理事长
户籍城镇化率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即使不解决户籍问题，公共服务也要提供，要让进城农民工与市民享受基本均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市民化这个“化”字实际上包含了很深刻的意义，不一定改变户籍，但城市政府的责任不能推卸，权力可以放弃，但责任必须履行。
王万江
贵州医科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清华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解安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农地股份合作制是我国农地改革中基层自发的探索与创造。在其运行过程中，出现了农民权益受损的问题，应通过完善农地股份合作的法律法规、转变基层政府职能、健全农地股份合作社治理机制、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民维权意识和能力等途径，保障农民权益。
袁刚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制度史、中世纪中国政治史
中华文明是世俗的、以家族为核心的文明，且在历史上形成了强专制权力、弱基础权力的政治局面。这一文明的内生活力，带来了中国数千年的统一与繁荣以及对周边文化的吸引和同化。但此种活力自宋代到顶峰后，到了明清便衰微以致于僵化了。
A·克里科维奇Y·韦伯
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凯南报告的影响。当今，影响美国对俄罗斯政策的因素主要是：国际权力结构、国内政治和意识形态。这些因素决定了美国对俄政策的两个基本方面：遏制但不直接打击。美俄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分歧，无论是近期还是长期，双方都难于达成突破性的和解协议。
张红霞
石家庄学院政法学院
江立华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
新生代农民工由于生存的需要由农村来到城市就业，远离乡村文化场域，脱离农村生活实践，造成这一群体传统性的断裂。城市生活的边缘地位、非正规的就业部门、社会交往的隔离等一系列社会结构的安排使得这一群体的现代性呈碎片化的特征。传统性的断裂与现代性的碎片化将最终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的未来。重塑新生代农民工的现代性既需要增强这一群体的生存资本，又需要在政策上推进这一群体的城市融入和现代性生成。
刘君
不管你承认与否，乡土中国已逐渐成为历史。尽管一些传统文化因素仍将持续存在于当今社会，影响着国人的具体生活，但是在社会制度的建构上，更适合现代社会的法治是无可回避的选择。只有在真正法治的基础上才可能考虑如何进一步吸收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否则就会把重心放偏，以致误入歧途、耽误国家前程。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