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范以锦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
纸媒不能因为平台传播力弱了和碰到经营困境，就弱化自己的内容生产能力和内容传播力。无论从媒体自身的发展，还是从国家舆论安全来考虑，纸媒还得坚守。一味唱衰纸媒不行，但坚守并不是死守，应在坚守中对纸媒进行创新，同时也要在向新媒体转型中找到创新之路。
主讲:王立新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以20世纪美国对华政策为个案的研究》等
整理:李玲飞
盘古智库研究员
张榕
自媒体编辑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发展备受瞩目，中国不断向世界宣告着中国声音、展示着中国力量。而一国的发展也必然会受到国际秩序的影响，中国在这一洪流中迎来了机遇，也不可避免地遭遇挑战。崛起的中国渴望在国际社会中获得更多发言权，尤其是在急需全球治理的今日，中国特别期待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徐清泉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如果说在历史上区域交流困难重重的时代，一个国家要想谋求外向型全面发展，主要是依靠其经济及军事等硬实力“沟通”，来获取并配置市场增量资源要素的话，那么，到了全球化时代，用以配置并获取市场增量资源的主要利器，就逐渐转换成了文化及其软实力，这也使得文化跨界融合发展正式拉开序幕。
Rhea Suh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会长
克里斯蒂娜•菲格雷斯
联合国气候变化事务高级官员
翻译:何黎
巴黎气候变化协议被称赞为人类对抗气候变化20多年来的一个转折点，该协议要求各国制定计划，帮助将全球气温较工业时代以前水平的涨幅控制在“远低于2摄氏度”。奥巴马政府发誓，到2025年时把美国温室气体排放水平降至比2005年的水平低26%至28%。
丁纯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研究领域:欧盟经济和社会、社会保障,著有《世界四类医疗保障制度模式绩效比较》等
面对凡此种种危机与挑战，当今的相当数量的欧洲政治家似乎一定程度上，更囿于本国的民意甚或民粹，秉持“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信条，而缺乏坚定甚或固执的对一体化等信念的坚持、纵横捭阖的谋略和妥协合作的态度显得随波逐流，无所适从。这无疑为极端势力的兴盛以及部分民众更多的认同准备了社会温床。
董春岭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研究领域:美国外交、非传统安全议题
低油价也是一把“双刃剑”：人们在享受这种更廉价能源的同时是否会再次患上“石油瘾”？这也许是隐藏在欧佩克拒绝冻产、放任低油价行为背后的另一重深意……
董成雄
华侨大学
黄日涵
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研究领域:网络政治、中美关系、国家安全、海外利益等,著有《信息安全》等
目前，全球互联网发展依然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国际规则不健全、管理秩序不合理等问题，现有网络空间治理模式主要还是代表西方大国的思想，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和需求相差太多。这些问题使得当前国际社会在网络空间治理上存在大量的问题和挑战。解决这些困境，需要加入中国智慧。
郝鲁怡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领域:国际移民法、妇女人权保护、外交保护理论研究、反歧视法,著有《欧盟妇女劳动权利保护的法律制度研究》等
在全球化背景下，个人跨国迁移活动日益复杂，“局部冲突、对人权的侵犯、缺乏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劣势以及贫富的巨大差距等因素，迫使许多国家的人口向其他国家的边界迁移和穿越”。移民与难民问题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挑战，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中国也应当密切关注欧盟移民和难民事态的演变发展及其影响。
秦小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公民监督权的宪法规范含义不甚清晰，以宪法规范及体系化逻辑为依归的规范建构亟需展开。在“人民主权——人大——国家机构——公民”的宪法逻辑下，公民在特定条件下可汇聚为“公众”，从而将针对国家机构违法失职行为的监督与公众监督对接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启动具有权威资源的人大监督，促成“公民”向“人民”的适度回归。
郭炜煜
华北电力大学高教所副研究员
樊良树
华北电力大学政教部副教授
当“污名”被放大，民众在极短时间形成跨越阶层差异的维权群体，引发群体对立。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污名”和由“污名”引发的环境维权群体事件仍将存在。如何“正名”，需要多管齐下，综合施策。
姜明安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宪法、国家赔偿法、公务员法、公法导论、软法、信息产业等,著有《行政法学》等
城管执法者们为了维护城市秩序，履行政府交付他们的职责，完成领导布置给他们的执法任务，对不服从管理、抵制、抗拒执法者则往往强行执法，甚至暴力执法、野蛮执法，从而导致“城管执法悲剧”多年来接连不断地在全国各地上演，严重影响了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影响了人民政府的形象和法治政府建设目标的实现。
李箴
中央党校教务部教务处处长
利用互联网进行网络协商是协商民主的实现途径之一。网络协商民主实践的三大途径：构建协商主体的“广泛”培养机制；构建协商渠道的“多层”整合机制；构建协商过程的“制度化”执行机制。
刘启川
东南大学法学院讲师,研究领域:宪法学、行政法学
当下我国交通警察权能事项过于庞杂，严重影响甚至侵蚀其他行政权能，不利于法治政府建设，因而，应对交通警察权能格局予以法治化改革。以交通警察权蕴含的价值与功能预设系统指导其权能改革是较为科学的路径。
人民论坛理论研究中心
大连打造“网格+网络”的综治信息化平台，一方面创新了社会治理，走向智慧化、立体化、平台化、服务化；另一方面，“提质”“增效”公共服务，提升了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简化了办事程序手续，节省了办事时间成本，增强了服务效能。
毛寿龙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教授
用市场的逻辑和方法来界定城市的拥堵，来判断这个城市的活力，判断其发展空间有多大，这是很重要的。在城市里，能动的东西，包括资本，包括人，都要让其动起来，而不要从行政上给予其身份的限制，不让其流动。不动的是房地产，所以城市的治理要以房地产为基础，让公共服务对资本和劳动力，而不仅仅是对身份和人才开放，而与房地产形成一个受益和付费的关系。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研究领域: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等,著有《未竟的变革》等
在很大程度上说，整个近现代教育制度的确立实际上源自一种新的思想，也就是教育哲学。相比较而言，中国目前所处的困境也是一种思想的结果。这就意味着，要改变教育体制，首先就要改变教育哲学。如果不能改变这种教育哲学，那么任何有意义的体制变革都将是不可能的。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