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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徐贲

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兼职教授

公民“知情不及格”的弊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批判性思维的教育来纠正。它要提升的不仅是思维的能力,而且同时也是公共道德的品质:讲理、谦逊、宽容、谨言慎行。这更应该成为“知情公民”的教育要求。在这个教育过程中,每个公民都有可能变得更智慧,学会克服自大、偏见、自我封闭和情绪冲动,从而变得理智、公正、开放、富有同情心、善于从别人的角度来易位思考。

任剑涛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研究领域:政治哲学、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以及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著有《从自在到自觉——中国国民性研究》等

访谈员:张弘

凤凰网主笔

官官矛盾是官民矛盾的根源。因为官民矛盾不是地方民众跟中央官员的矛盾,而是地方民众跟地方官员的矛盾。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就是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要能有一个讨价还价的空间。具体权力的划分只要双方统一,哪怕地方政府权力很小,但他认为他有实际的权力,这个官官矛盾也就解决了。

任剑涛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研究领域:政治哲学、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以及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著有《从自在到自觉——中国国民性研究》等

访谈员:张弘

凤凰网主笔

在中国这种单一制国家,政府的层级越往上,大家对它的要求和期待也就越高,甚至产生一种道德虚幻的自我安慰。但是越到基层,大家的要求越具体,基层政府因权力和资源的匮乏而无法成事,民众会骂得狗血淋头,基层政府就被污名化。这样的污名化,导致低层权力承担道德罪过和实际罪过,高层权力享受虚幻的道德满足感,权力之间产生了事实上的分裂。

张长令

清华大学汽车安全与节能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

为提高新能源汽车产品竞争力、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快速发展,我国亟需按照产业发展规律,借鉴德国的有益经验,对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政策进行调整和完善。本文认为,我国国家层面的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政策调整应瞄准三个方向,即技术水平保障与提升、产品竞争力提升、以及市场激励导向。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调研组

如何在广大农村社会发挥协商民主的优势,让群众能够充分参与到村庄管理和决策中来,做到“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一直是困扰基层政府的难题。基于此,广东省蕉岭县建立协商议事会,设组织、定人员、建机制、梳流程,实现“协商机制下乡进村入户”。协商议事会成立以来,不仅整合了村庄的资源,为村庄发展提速助力,而且促进村级决策民主化,提高了决策和执行的效率,为基层协商民主发展开辟了新路。

M·维尔达诺夫

俄罗斯军事科学院教授

A·库兹涅佐夫

俄国国防军少校

文章分析了美国核武库现状、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发展方向,重点介绍了美国为保持战略进攻力量的战备状态和发展战略进攻力量而采取的措施、实施的计划及拨款情况。

江时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刘衡 叶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丁纯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郑春荣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

近来“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一词经常出现在国内和欧洲的媒体中,颇为引人注目。众所周知,中欧经贸关系快速发展,成为实实在在的“双赢”。但欧盟在是否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个问题上却犹豫再三。

邢成举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讲师,研究领域:农村发展与乡村治理研究

从调整国家与农民关系以及巩固农村基层政权的角度讲,国家权力对村庄权力的干预要透视农民上访行动的本质,如此才能实现国家与农民的良性互动,实现乡村的有效治理和农村健康稳定的发展。若是让派性政治力量借助国家权力不断重构村庄权力与利益格局,上访行动就会陷入恶性循环。当上访者持续地从上访中获得正面激励后,新的上访会继续上演,最终导致村庄治理的衰落和村庄权力的弥散。

朱夕子

中国纺织报记者

由《中国纺织报》社、中国纺织服装创新研究院主办,北京中纺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中国纺织服装企业赴孟加拉国商务投资考察活动,于近日如期完成调研工作。考察团一行拜访了孟加拉国总理办公室经济区审批局、孟加拉国出口加工区管理局,以及中国驻孟加拉国商务代表处等机构,详细了解了孟加拉国的投资环境、投资政策等,为行业读者带来一手权威资讯。

吉迪恩•拉赫曼

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对欧盟领导人来说,更好的做法是承认英国关于欧盟的一些抱怨是相当普遍地存在的。他们不应不惜一切代价地保护当前的结构,而是应设计一个新的、或许能够让所有人满意的双层联盟。

斯蒂芬·吉尔

加拿大约克大学政治学系杰出教授

近三十年来世界经历了一场显著且真实的全球权力重构。训诫式新自由主义试图以一系列制度化的手段,阻碍世界政治经济中的民主治理。作为新自由主义治理的关键表现形式之一,新宪政主义在避免民主力量控制或监督经济政策制定的同时,赋予资本以决定性权力。然而,目前的全球危机包含着旧的政治体系结构的又一次僵局和对新方向的又一次探索。世界的未来受困于由一系列相互交织和影响的危机所构成的多样性之中,其中每一场危机都为不同的政治力量提供了既包含危险又孕育机遇的历史契机。

李万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作为人类社会演化出的专司凝聚智慧、创生思想的组织机构,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智库正积极拥抱“技术奇点”的来临。人类的思想智慧,也借助媒体化、极客化和智能化的智库,迈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

李爽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社会企业与传统公益组织的最本质区别是“创新性”更强,寻求用商业模式规模化解决社会问题,传统慈善方式则主要是捐赠和布施,不强调“造血功能”;而社会企业与传统商业企业的本质区别在于,后者追求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社会企业不追求基业长青,只为解决社会问题而存在,商业经营只是实现公益目标的手段。

王志明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领域:清代政治制度史,著有《雍正朝官僚制度研究》等

雍正朝反腐和整饬措施方面注重对各层官僚人事更换,切断关系链,同时注重审计,严格执法。雍正反腐和整饬使各项改革有了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障,其反腐和改革效果显著,但也强化了专制、人治的政治倾向,是乾隆朝以后的中国缺乏创新动力的重要因素。

吴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

随着人们生态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生态建设人人有责的理念已经在全社会形成共识。然而,由于实践中存在法律制度滞后、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信息不对称、各主体利益诉求不同等多种因素,生态多元共治往往失效。新形势下,探索多元协同的生态治理模式既是形势所迫,也是大势所趋。

杨怡爽

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领域:南亚经济和政治问题

这一系列乱象无不反映了当今印度多元统一社会所面临的双重冲击:受到民粹主义包装的、以“印度教特性”为旗号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对世俗主义原则的挑战;种姓社群政治下的社会碎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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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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