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杜旸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讲师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我国的重要发展战略，其意义可被理解为综合性海权利益的保障。“海权”应被视为拓展海上商贸、获得外国市场特权而造就国家富裕和强盛的合力。对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理解不应局限于经济外交战略，海上通道安全、海上安全危机管控及与沿岸国家的海上合作等亦应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关键性议程。
达巍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研究领域:美国外交及中美关系
“特朗普现象”的正面意义也值得被严肃地看待:“特朗普现象”至少是一次美国资本主义制度面临问题的自我暴露；也是美国社会继2008年之后试图实现制度变革的再次尝试。这种内部问题的及时暴露与自我革新的动力，恰恰是维持美国长期竞争力的根本驱动力。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著有《影子里的中国》等
近年来，经济上的合作并未消除亚洲国家对中国的种种疑虑。中国同一些国家的关系并未发展到了制度化的程度，特别是在有关战争与和平的领域。冷战的结束表明中国面临一个极好的机会来调整和东亚国家的关系。战略调整是否成功取决于多种因素。随着国力的增长，中国必须调整自己在国际政治特别是亚洲政治中的角色，否则既对自己不利，也对其他国家不利。
李开盛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国际关系理论史、国际伦理、中国外交战略、朝核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研究,著有《理解中国外交(1949-2009
民族复兴进程中的国家身份探求》等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不喜欢美国已经众所周知，近来他的疏美言行似乎在进一步加码。这种言行让菲律宾的亲美派和美国十分担心，但毫无疑问它最符合菲律宾的利益。独立的外交政策意味着菲律宾拥有更加独立的地位，首要考虑菲律宾而不是美国的利益，同时在中美间保持更加平衡的立场而不是无条件依附于美国。
莽景石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领域:比较制度分析、现代日本经济、日本近代经济史
如果只是盯住钓鱼岛等容易直接政治化的问题，中日关系乃至东北亚便会陷入无解死局。这不仅会拖累中国跨越帕米尔高原向西开放的步伐，而且会影响中国在东北亚乃至亚洲的领导力的形成和增长。
邹平学
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研究领域:法理学、行政法学、政治学、法经济学等,著有《宪政的经济分析》等
人民代表是代表机关的主体，代表的产生是人大制度的逻辑起点，因而代表的选举产生机制构成人大制度的前提和基础，完善人大制度首先应当关注代表选举产生机制的完善。我国人大代表的选举产生机制存在着若干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缺陷。
胡维翊
北京市天铎律师事务所律师
辽宁省的省级权力机关—— 辽宁省12届人大及其常委会，自523名省人大代表资格终止之日和38名省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相应终止之日起，已不复存在。为应对新中国宪政史上，省级权力机关从未出现过的这种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才创制性地决定成立辽宁省12届人大7次会议筹备组，以代行不复存在的辽宁省人大常委会的部分职权，从而解决了这一宪政问题。
王小梅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秘书长、《中国高教研究》 主编
对大学“同质化”的扬弃与超越：以特色求发展。如果说“同质化”解决了大学的基本生存问题，完成了办好一所大学的“规定动作”，那么，在此基础上因地、因校、因需而采取的“自选动作”就是准确定位、培育特色，实现多样化、特色化发展，这是大学对于“同质化”的扬弃与超越，也是大学走上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王小凡
国务院侨办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科技部重大科学计划专家组成员、美国杜克大学医学中心终身讲席教授
为解决目前生产国产新药的“瓶颈”问题，我建议深化改革、全面加强食药监总局的实际功能。国家近年通过科技部、卫计委以重大新药创新专项等方式对基础生物与临床医学领域投入了大量资金。其中一个主要的目标是扭转目前我国在主要疾病治疗上严重依赖进口药物的现状，逐步发展建立中国自己的民族医药工业，生产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药。
胡春春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
中国和德国都是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获益者，中国和德国的经济表现也都相当依赖对外贸易和对外出口，中德两国维护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就是维护自己的利益，中国和德国都因为出口导向型经济、高额的外贸盈余而在国家层面上饱受攻击。相近的理念，相近的经验，再加上相近的境遇，将继续让中国与德国相互接近。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著有《影子里的中国》等
朝鲜半岛属于中国的“后院”，如果连半岛的事情都解决不了，如何扮演大国角色？朝鲜半岛核不扩散这个考试通不过，中国很难崛起成为大国，很难被视为是大国。
刘义强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中国基层政治和农村发展国际比较研究
胡军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农村社会管理与农村发展国际比较研究
治理是一种要素的集聚，更是一种要素的联结。在封闭的状态下，农村社会形成有效治理的关键在于稳定性联结形态的建构；而在开放条件下，由于消解性力量往往大于联结建构的力量，农村社会难以形成一种稳定的联结形态，也难以保证治理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因此，未来农村的社区治理，关键不在于建构某种单一的联结形态，而在于建构一种复线的弹性联结，这是一种多层次、多样化的联结形态，对于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周秋光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著名社会史、慈善史研究专家,著有《中国慈善事业简史》
中华慈善自古及今经历了两次发展转型：第一次发生在近代清朝光绪年间,以江南义赈为背景,标志是慈善的民间性；第二次发生在当代，以汶川地震为背景,标志是“全民慈善”的出现。第二次转型是对政府和慈善组织的考验。民办官助是中国慈善发展的合理定位。慈善组织机构的发展运营，应当走民营化(非政府化)、法制化、系统化、专业化和普及化之路。
唐钧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研究方向:社会救助制度、中国社会保障体系,著有《中国社会福利》《中国城市居民贫困线研究》等
在社会领域中做政策抉择时，是否可以用更具有可操作性的“经济理性”和“人文关怀”来取代“效率”和“平等”，以衡量和调整社会政策的效率和效果。本文从“效率和经济理性”，“平等与人文关怀”，“经济理性与人文关怀”和“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四个视角入手，对上述议题进行了讨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有关经济理性与人文关怀的分析框架。
陆汉文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导师,中部地区减贫与发展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乡村组织与减贫、社会企业、中国农村减贫政策,著有《现代性与生活世界的变迁》等
彭堂超
中国扶贫基金会项目助理
“文化集体主义”概念可用于解读中国农村减贫经验的内在结构、逻辑关系以及“中国经验”的意义。宏观经济增长、有组织扶贫开发和贫困人口内生动力是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大规模减贫的具体原因。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大局观念”是实现宏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保障,“权威型人格”奠定了有组织扶贫开发的组织与社会文化基础,深厚的“家族传承意识”形成了贫困人口内生发展的动力源泉。“大局观念”、“权威型人格”、“家族传承意识”均孕育生长于“文化集体主义”传统之中,具有特殊历史属性。
李永萍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小农用工体系嵌入村庄熟人社会，以熟人社会的平衡机制和信任机制作为运行逻辑，呈现出道义经济色彩。但是，小农用工体系同时嵌入市场化的产业发展结构，农民的理性经济目标也构成小农用工体系的运行动力。通过充分动员道义经济，小农用工体系为农民提供了低成本、高稳定的劳力配置方式，降低了农业生产的成本与风险，促进了熟人社会秩序的再生产。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