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有效的产业政策究竟长什么样？回答可能见仁见智。我关注的是如下五个方面：顺应市场、不限制竞争、谨慎干预、有退出机制和做事后评估。如果做不到这些，实行产业政策很可能会事倍功半甚至弊大于利。
胡逸山
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兼任高级研究员、马国首相纳吉前政治秘书
扩大来说，东南亚各国之间的友谊，以及与中、美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友谊，只要大家不强求在所有领域里皆异口同声，而是在有共识的范围内加强合作，务实地力求和平，那已是本区域之福祉了。
蒋建忠
南京政治学院讲师
质性分析对于国际关系研究和社会科学各门学科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然而，国内国际关系研究者不重视质性分析，对国际关系研究中质性分析方法的讨论比较冷落。
朱启超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国家安全与军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研究领域:科学技术与国家安全、网络安全战略与政策、军事人才发展战略等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外界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担心、防范、遏制与日俱增。崛起的中国不会谋求以历史上西方列强军事扩张的方式走向世界，但中国也必须加紧打造一支世界一流军队，既要重视硬实力建设，也要重视软实力建设，这样才有能力在与大国的博弈中防止被动掉进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黄朝翰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学术顾问
陈兴利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习近平特别强调中国目前推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1980年代西方的“供给侧经济学”。从他的论述，中国式的“供给侧改革”是揉和了过去西方古典经济学的供应主导思想、凯因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再结合梭罗模型的投入侧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熊彼得的创新驱动效率改良而提出来的经济发展理论。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许多国家的产业政策失败，但是尚未见不用产业政策而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和保持持续发展的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产业政策之所以需要，是因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既要有企业家的个人努力，也需要有政府帮助企业家解决企业家自身所难于克服的外部性和相应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问题。
张维迎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张维迎批评“产业政策从无知走向无耻”。他认为：产业政策仍遗留着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甚至会扼杀企业家精神，滋生寻租土壤。林毅夫则辩护称“经济发展有产业政策才能成功”。他认为，经济发展需要产业政策才能成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为的政府”也必不可缺。这是一个关乎市场和政府的命题，一个值得点赞的争鸣。这一次“争论”，不仅是两位经济学家的观点碰撞，更是对中国未来经济走向的深刻思考。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
政府不仅要处理应对有效需求不足的反周期问题，还需要解决包括在“不完全竞争”假设之下的必须努力提供和优化的政府的政策供给，就是解决不完全竞争中供给优化问题，以及要让政府的政策和市场机制结合好，其中特别需要解决的是政府要发挥应有作用而优化有效制度供给的问题。
马云根
共识网作者
换而言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为可分配的正义与可交换的正义中间找到平衡的支点，这就要改变游戏规则。而改变了游戏规则，通常情况下，意味着至少有一个他者的社会生态会有恶化，其拥有的利益会遭到损害。
秦前红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既往对贿选案教训之检视，总是更加强调政治纪律管控和组织约束，但能否凤凰涅槃，向死而生，而使选举朝着更加直接、公开、竞争的方向发展，以使中国选举制度之安排更加符合选举规律，更加社会大众对选举的民主期待，更加反映中国转型社会时期多元社会主体的民主参与愿望?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现有的大多关于市民化成本的核算均存在严重高估的现象，这不利于政府对市民化政策实施进行科学决策，反而误导地方政府对推进市民化产生较大顾虑。而真实的市民化成本远没有预想的那么高。
聂辉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对于模仿型产业政策，后发国家在追赶过程中仍然需要，但是对于前景不明的探索型产业政策，一定要谨慎使用，应该将产业的选择权交给市场。
袁淑玉
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新疆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中心
康乐
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新疆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中心
目前，我国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城市人口高度密集，社会风险相互交织，使得城市危机四伏，社会治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前所未有，城市公共安全的保障更是任务艰巨，牵一发而动全身。城市治理需要采取针对性措施，通过转变政绩观、加强法治建设、促进信息透明等路径，来全面提升我国城市应急管理的效果，维护社会秩序健康运行。
周健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企业评价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推进水土治理的智能化发展。运用基于信息技术的智能方法解决复杂的水土治理问题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也是解决我国水土治理技术体系不完善的有效途径。其重点在于：拓展信息技术在水土治理的应用领域，在技术研发、综合设计、工程施工、效应评价等各个阶段将先进的信息技术与行业技术相结合，建立基础数据库，并逐渐形成综合性的水土治理智能管理系统。
张晓涛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教授,研究领域: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直接投资、跨国公司战略、宏观经济等,著有《大国粮食问题: 中国粮食政策演变与食品安全监管》等
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都是制造业发展的典型代表。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开始实施“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流”等政策复苏本国经济。与此同时，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国家正在全面部署并推进制造强国战略《中国制造2025》。中美两国同时将目光聚焦在制造业的发展上，无疑证明了制造业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就科技创新体系来说，中美在创新主体、政策运作方式、体系完整程度以及政府目标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就人才培养机制来说，中美在人才来源、人才培养关注点、人才培养方向、教育资源整合力度、战略表述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对于中国而言，政府应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方面，切实落实各项战略规划，从供给侧的角度为未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崛起和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供支持。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在任何历史阶段，经济制度总是在特定的政治制度构架内活动的；在这一构架内，并且正是因为这一构架，经济力量会自动地向前发展。但是超过了某一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就成为困难，并最终为静态的社会政治制度所限制。社会制度的变革不仅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所必须，而且也具有了可能性，因为经济发展会产生出一些强大的社会力量，他们追求社会政治的变革以获取更大的利益。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