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郭书婷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2015级世界民族与民族问题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东南亚的历史和文化等
在前现代社会中，“非国家行为体”的关系互动存在多种模式，如：冲突、竞争、合作、依存等，通过此项研究，可以为现代社会中“非国家行为体”关系的互动提供一些有益的经验和启示，比如，现代社会的“非国家行为体”在互动中应该力所能及地管控分歧，努力寻求共同利益以促成合作，尽量避免冲突，从而为现代社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王玉柱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长期以来，蒙古国充分意识到基础设施薄弱给本国经济带来的挑战，为此出台一系列政策规划，但由于资金和技术缺乏，相关规划一直未能得到有效推进。随着中蒙两国领导人达成“一带一路”倡议与“草原之路”对接的战略共识，中蒙两国将在具体产业领域开展务实和深度合作。
宋海洋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博士
进入21世纪特别是莫迪政府执政以来，随着世界经济、政治重心的东移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印度采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多种手段积极介入南海争端，加大对南海问题的影响力度。印度南海介入政策背后有深刻的动因，包括实现印度的大国抱负，推行“东进”战略，平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配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等。
周佳苗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
美国历史上不乏身有疾病但又极有作为的总统，如罗斯福和里根早已跻身美国最伟大总统之列。如果希拉里除了正常的老人病外没有其他的重大疾病，那么晕倒事件只会成为选举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难以被长久炒作。
那传林
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教授
第七届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于2016年9月18日如期举行，这意味着2011年12月当选的第六届国家杜马工作期满。俄罗斯国家杜马有450名议员，这一精英汇集的重要群体有着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尽管他们的权力相对较“弱”，但杜马选举仍被西方国家看成“监督”俄民主制度的重要窗口，甚至在与俄关系冷淡时把那些强硬维护俄国家利益的杜马议员当成“出气筒”。
彭喜保
山西大同大学政法学院
公众参与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它既是实现公民权利的途径，也是限制公共权力的手段。我国公民参与行政的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并形成一定的制度框架来保障公民参与行政的权利，但在目前的实践中依然面临诸多困境，需要探索新的实现路径。
肖璐
铜仁学院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社会公益组织发展步入了快速发展期，但是曝光于各媒体的一系列丑闻事件，却使公益组织发展陷入困境，不利于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应从软法视角明确社会公益组织发展方向，建立相关的制度，推动社会公益组织健康发展，提高我国公益事业发展水平。
王野林
西安市行政学院副教授
现代科技正以一种不可阻挡的加速度展现着其自我发展的内在逻辑，并正在重塑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它以直接的控制力、渗透力表明，科技正是现代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直接动因。
庄菁雄
上海交通大学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企业的多元化发展日益普遍。但是，企业的多元化发展极易给企业的整体经营带来风险，必须对企业多元化发展中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分析，并及时提出风险应对措施，调动起企业内在的发展潜力。
张强
华南师范大学地方政府治理与社会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肖珍珍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
谢晓娟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
如何创新农村基层组织，使其在农村社会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是新形势下中国社会治理创新中的重大议题。以时间为纵轴，以土地、赋税和户籍制度为横轴，可以清晰呈现新中国建立以来农村基层组织功能与结构、体制与机制的发展演变。随着农业税取消和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实施，当前农村基层组织运行中出现了新的问题。重构农村基层组织的重点应集中在四个方面：切实理顺乡村关系、加强以自然村为基础的组织网络建设、做大做强集体经济(合作经济)组织、做多做实社会组织。
杨菊华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社会人口学、社会家庭学、社会统计学
扈新强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杜声红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生育虽是个体行为，但生育决策从来都不是女性个体的独立决策，而是家庭成员的联合决策，需要代际之间的共同协商、夫妻之间的平等沟通。更为重要的是，它与宏观因素密切联系在一起。只有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和职业发展过程中的诸多困境得以逐渐消解，只有其工作和家庭达到较好的平衡，“普二新政”才有可能真正落地。
胡思远
国防大学教授
在工业信息领域，信息基础设施现代化的水平，直接关系到信息系统网络化和一体化，直接关系到信息资源实时共享，直接关系到军队精确交战与精确打击能力的提升，直接关系到“军工电子”这一极其重要的军事工业能力，直接关系到军队信息化的顶层设计，它渗透到三军的每一个武器平台。任何国防顶层设计的根本保证，必须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赵秀玲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在中国乡村治理中，信息化建设毕竟是一个新生事物，它虽已取得巨大成就，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今后不断给予解决。与城市相比，乡村基层有很多显在或潜在的因素制约着信息化建设，这是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一是要根据乡村实际进行信息化建设，避免“一刀切”的机械做法。二是要处理好信息化服务与常规式服务的关系。三是要避免信息化带来的干部脱离乡村基层群众的倾向。
李明
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教研部
孟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
2003年“非典”事件后，我国政府全面反思传统的灾害突发事件管理体制弊端，着重从预案、体制、机制和法制入手，建立了“一案三制”应急管理体系。深圳等地后来又结合大部制改革，开始探索改革地方应急管理体制。但如何深化灾害应急管理体制改革，适应灾害突发事件发展变化需求，依然是需要深入探讨的话题。借鉴美国综合灾害应急管理体制演化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应当从以下五方面着手改革。
林瑜胜
山东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社会保障、宗教社会学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治理需要从基层权力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选择、文化转型融合和社会心理塑造等方面精准推进农村社会治理，提升治理成效。
刘建飞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研究领域:国际战略、大国关系、中国外交、美国外交,著有《美国与反共主义——论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外交》等
与权力、财富等利益相比，意识形态、价值观在国家利益中毕竟居相对次要地位，尤其是在面对涉及国家安全这样的重大问题时，意识形态利益往往被牺牲。所以，国际政治中经常上演不同意识形态国家携手合作的剧目，也有很多相同意识形态国家尖锐对抗的大戏。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