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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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丙奇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著有《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等
从长远看，我国基础教育，要全面消除“唯分数论”，扭转“考什么就教什么，教什么就学什么”的应试局面，还需要按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所提到的“考试招生相对分离”深入推进中高考制度改革，落实学校的自主招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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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等
实际上，“民国”或“民国大学”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美好。当一个学术领域转化成公众感兴趣的话题时，必定基于对当下处境的反省与批判。人们之所以热衷于谈论蔡元培等“民国校长”，是用来比照、衬托、反省今天的中国大学。这种论述方式，对当下中国的校长们是不太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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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青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近期“林张之争” （林毅夫和张维迎的争论）成为经济学界的一道风景线。有关产业政策的去留，关键不在于“要”与“不要”，而是在于评估。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项产业政策的评估大致有3个视角，即实证的视角、规范的视角、利益的视角。如果说，一定要回答上述“林张之争”的话，那么，我们的答案就是：绿色发展需要的是产业良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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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理泰
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员,研究领域:台湾问题、朝核问题、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等,著有《中国军事决策机制及台湾冲突》等
在南海，中国在战略上已经取得了胜利。在现阶段，应该巩固阶段性的成果，见好即收，而不应陷入强国联盟对中国军事摊牌的局面。否则，一味追求躁进、膨胀，难免全盘皆输，留待后人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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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向晨
复旦大学核心课程委员会主任、哲学学院院长教授,研究领域:西方哲学史、政治哲学,关注通识教育与大学教育改革
从理想层面来讲，通识教育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先，培养一个健全的人。 第二个层次，通识教育重视跨学科视野以及终身学习能力的培养。 第三个层次，通识教育要培养一个公民在社会上用来表达自我所必备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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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辉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区
发达国家思政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理性的、有道德的公民，在教育上主要采用融入学生生活的思政教育模式，注重实践的思政教育模式以及与宗教教育相结合的思政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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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在我们看来，或许历史也还有另外的可能性，那就是鉴于皇帝制度种种历史不合理性，我们推翻它的目的，应该是为了解决旧体制所无法解决的历史难题，而那种对现实中的旧体制的改造，却连同体制背后的原理也一同否定的激进态度，其后果将势必使得对中国问题的解决，无法保证其始终是在中国规模上的解决，从而带来真正的中国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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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石桃
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欧洲参与式预算兴起的主要目标是缓和社会各阶层的冲突，推动地方政府决策民主化发展，以及充分回应民众的需要，其基本模式包括：法国的民众和市政府共享决策权的商讨模式，德国的行政部门控制下的优化决策模式，西班牙的“联合参与”模式，意大利的调整的阿雷格里模式。欧洲参与式预算四国的总体性考察表明：参与式预算的推进主要受政党、联盟及社会网络自我组织能力、参与式过程中组织“设计”元素、官方实施试验的行政和财政能力四个方面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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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
在讨论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横在中国面前的大坎儿的当下，与其过早议评“中国模式”，不如居安思危、防患未然地强调“攻坚克难”——一句话：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完成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和管理体制“两个转变”大方向上正确的“中国抉择”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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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彪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是一种新型的公共产品供给方式，在这种公共产品供给方式中，需要明确合作项目法律关系构造与信用构造、合作项目风险构造与信用构造等方面的问题，以更好地推广、促进、完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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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清华
中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讲师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途径即为实行宪治。宪治是治国理政的首要方式，是全面有效实施现行宪法的治理过程，是当前政治改革的最大公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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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涛
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教授
贿选在我国的宪政运动史上有着特殊的境遇，自中国制宪之初，就曾演出过贿选的闹剧。新中国的建立，使这一被视为旧的社会制度下催生的毒瘤被基本割除.然而，时过境迁，近几年贿选在我国沉渣泛起并肆意蔓延，这一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深切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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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凡
美国杜克大学Donald and Elizabeth Cooke讲席教授,国务院侨办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科技部重大科学计划专家组成员
国家在新药研发“上游”加大投资令人深受鼓舞，但目前就整体情况看，自主研发新药的形势不容乐观。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的作用和功能远远不能满足和适应当前的国家战略需求。为改变这一状况，建议有关部门参照使用欧美国家施行多年、实践证明有效的“备案”制度，即由申请者对临床实验负主要责任，彻底改变目前新药开发过程中食药监总局审批成为“瓶颈”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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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财新网“人口与经济”专栏作家,研究领域:创新、创业和劳动力市场,著有《中国人太多了吗?》等
黄文政
人口与未来网站联合创始人
当人们忙于争论“产业政策”的利弊时，千万别忘记，最好的产业政策是产人政策。人，才是最终决定生产力的关键所在。而对政府来说，与其忙于投资产业，不如先想想如何投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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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著有《影子里的中国》等
可以假定，在香港和台湾，总会有激进的政治力量出现，总会存在独立的力量。不过，独立的力量是否有效，取决于它们所能动员起来的社会力量。从长远看，这些方法通过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整合，会逐步改变香港和台湾人民的政治认同。这样，在遏止独立力量的同时营造最终的政治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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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典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研究领域: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研究,著有《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等
十八大之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如同中国社会一样，所发生的一个最为重大的变化，就是“西方化”进程渐趋终止，延续了近30年之久的“西方化”发展取向得到坚决扼制。如同人们所观察和感受到的，近若干年，整个中国的精神气候、文化气候、学术气候，的确正在发生深刻变迁，整个中国社会的语境正在被重构，整个中国本身正在朝着更加本土化的方向迅跑。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