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王四新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著有《网络空间的表达自由》等
强化网站主体责任，落实网站主体责任，是网站尤其是新闻网站构建良性发展和各业共生共赢之生态提出的前置性要求，是确保网站尤其是新闻网站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广大互联网用户人身和其他权益造成不必要伤害的基本保障。
李江
媒体人
凭借势力把持教育界或学术界的“学阀”，是中国学术体系中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之一，但其危害性却未得到足够重视。中国无论是政府还是高校都应该重视“学阀”现象治理工作。针对“学阀”产生的原因笔者提出三点针对性的建议：由教育部牵头成立全国高校“伦理委员会”；完善高校行政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严格控制本校毕业生留校任教名额和比例，防止学院搞配额制。
郭春丽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未来一个时期，应围绕经济增长动能不足、供需结构错位两大核心问题，以消除制约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新旧动能有效转换、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多重风险有效化解的体制机制障碍为重点，优先选择能从供需两端共同发力、促进供需有效对接的领域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好制度创新在提升有效供给、提振有效需求、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重塑增长动力中的功能，为经济保持中高速、产业迈向中高端注入持久动力。
袁东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研究领域:企业经济、产业经济、体制改革
国有资本应尽快从那些成熟的、产能过剩产业逐步退出，转而投向公共服务领域，投向能引领未来的战略性领域，措施上要借鉴过去的一些经验和教训，明确不同类型的国企及国有资本实现不同的功能。
杨雷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中亚国家在苏联解体后开始谋划建设新的通往世界市场的铁路网络，各国经过各种形式的协商，逐步形成了新跨国铁路的方案。这些项目除了已经建成并运营的第二亚欧大陆桥和中亚—伊朗铁路项目之外，还有“三横”、“两纵”的跨国铁路方案。各国均立足自身的利益支持不同铁路项目，因此，这些项目的协调就涉及相关国家之间的利益问题。
季•博尔达乔夫
《瓦尔代》国际论坛发展与支持基金会欧亚项目主任,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
“赞成”或“反对”虚构的俄中结盟，其依据与理由是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认为结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平衡对双方利益构成威胁的美国霸主。近年来，俄中作了很大努力，以消除那些导致彼此竞争，实际上无关紧要的因素。双方抱团恰好处在两个大国面临严峻的内部转型时期，为此尤其需要得到友好的外部支撑。这让两国领导人坚信，双边关系已经进入了“新型大国关系的阶段”，在中国外交概念术语中就是这样描述的。
马丁•沃尔夫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英国抛弃欧盟成员国资格，选择了很大程度上徒有虚名的自主权。选了，就要承担后果。英国将不得不接受这一残酷现实，尽可能快地奔向未来——无论会遇到什么。
方舒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社会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
社会政策的创新发展是助力城镇化的一大引擎。从浙江临安的经验来看，全域、统合和均等化“三位一体”的视角已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社会政策的最新本土理念，在内涵、项目和机制三个层面的创新也日渐形塑了民生福利城乡统合发展的临安“中国经验”。这一社会政策创新的地方经验本质上具有与理论对话的可能，唯此才能找准其时代走向，即积极社会政策的本土新模式。
阮学勤
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亚洲研究专业硕士,香港中文大学金融MBA
特朗普是政界的门外汉，即便他在政策辩论上落于下风，支持他的选民可能还是会认为，不懂政策的特朗普，才是政坛亟需的新鲜力量。希拉里熟知政策，如果她侃侃而谈，并不太可能赢得加分，但是她出现任何失误都可能造成减分。
陈曙光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湖北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人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
中国道路的成功，不能不说明我们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不能不说明这条道路的内核——文化精神和价值观是正确的，不能不说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管用的，不能不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是对路的。中国道路的成功使我们有资格、有理由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保有信心，并且“理直气壮”。
黄祖辉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研究领域: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产业组织与制度企业管理、土地经济管理
本文回顾与评价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业供给侧结构的三次重大调整与改革，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农业供给不足下的改革；八十年代中期农业供给结构单一下的调整；九十年代中后期农业供给过剩下的农业战略性结构调整。同时，本文阐述了农业供给侧的基本特点，指出我国农业供给侧问题的实质是农业供给侧制度变迁的滞后，并从改革的角度，对当前我国农业供给侧的结构调整与改革，提出了思路和深化改革的重点。
萧功秦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教授,中国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主要代表学者,研究领域: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史等
中国经历的巨大变革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如何看待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形成的政治体制与发展模式？它是从何演变来的？用什么政治学理论来解释这种体制与结构？它的优势与弱势何在？它在未来将面临什么挑战？什么样的新权威主义体制才是具有可持续性并能成功地向新文明推进的良制?本文从新权威主义这一理论角度，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及发展中的相关问题尝试提出一种宏观的解释框架。
姜明安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宪法、国家赔偿法、公务员法、公法导论、软法、信息产业等,著有《行政法学》等
本文研究供给侧改革与信访立法的关系，主要探讨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供给侧改革对信访立法提出了什么样的需求，或者说供给侧改革导致了或将可能导致哪些社会问题需要通过加强信访立法来进行规范，引发了或将可能引发哪些社会关系需要通过加强信访立法来进行调整？其二，信访立法作为对社会的一种制度供给，其本身应该进行怎样的结构性改革，才能适应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需求？
李少丹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讲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
中日双方国力彼消我长之态势业已形成，只要中国在保增长、调结构和进一步深化改革等方面不停步，继续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并通过中美关系来管控中美之间的“竞合”关系，谨慎应对和化解日本风险，中国将能够继续保持当下的国力上升态势。
苏梦夏
Larisa Smirnova
莫斯科大学政治学博士,法国国家行政学院、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双硕士
国际人口迁移已经吸引了空前的公共关注。除了欧洲严峻的难民危机外，“绝望孤狼”恐怖主义现象近期也在许多国家更频繁地出现，袭击者经常是移民。这也许不幸地证明了，移民问题可以造成道德、心理与精神方面的困境。基于我的经验，为了创造一种良性的移民循环，移民政策应该优先考虑渴望并有能力成功融入的自立移民。
王佳
外交学院国际法系讲师、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外交学院分中心研究员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争端解决机制的强制性体现在“强制仲裁”方面，即当争端当事方无法从四种争端解决模式中做出共同选择时，仲裁程序便作为“剩余方法”得到启动。不过，“强制仲裁”并不能够在所有场合中适用，《公约》对它施加了各种条件限制。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国家似乎并不青睐“强制仲裁”，特别是在仲裁庭不顾《公约》的规定大大扩张其管辖权的情况下。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