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张强
华南师范大学地方政府治理与社会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肖珍珍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
谢晓娟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
如何创新农村基层组织，使其在农村社会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是新形势下中国社会治理创新中的重大议题。以时间为纵轴，以土地、赋税和户籍制度为横轴，可以清晰呈现新中国建立以来农村基层组织功能与结构、体制与机制的发展演变。随着农业税取消和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实施，当前农村基层组织运行中出现了新的问题。重构农村基层组织的重点应集中在四个方面：切实理顺乡村关系、加强以自然村为基础的组织网络建设、做大做强集体经济(合作经济)组织、做多做实社会组织。
杨菊华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社会人口学、社会家庭学、社会统计学
扈新强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杜声红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生育虽是个体行为，但生育决策从来都不是女性个体的独立决策，而是家庭成员的联合决策，需要代际之间的共同协商、夫妻之间的平等沟通。更为重要的是，它与宏观因素密切联系在一起。只有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和职业发展过程中的诸多困境得以逐渐消解，只有其工作和家庭达到较好的平衡，“普二新政”才有可能真正落地。
胡思远
国防大学教授
在工业信息领域，信息基础设施现代化的水平，直接关系到信息系统网络化和一体化，直接关系到信息资源实时共享，直接关系到军队精确交战与精确打击能力的提升，直接关系到“军工电子”这一极其重要的军事工业能力，直接关系到军队信息化的顶层设计，它渗透到三军的每一个武器平台。任何国防顶层设计的根本保证，必须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赵秀玲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在中国乡村治理中，信息化建设毕竟是一个新生事物，它虽已取得巨大成就，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今后不断给予解决。与城市相比，乡村基层有很多显在或潜在的因素制约着信息化建设，这是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一是要根据乡村实际进行信息化建设，避免“一刀切”的机械做法。二是要处理好信息化服务与常规式服务的关系。三是要避免信息化带来的干部脱离乡村基层群众的倾向。
李明
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教研部
孟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
2003年“非典”事件后，我国政府全面反思传统的灾害突发事件管理体制弊端，着重从预案、体制、机制和法制入手，建立了“一案三制”应急管理体系。深圳等地后来又结合大部制改革，开始探索改革地方应急管理体制。但如何深化灾害应急管理体制改革，适应灾害突发事件发展变化需求，依然是需要深入探讨的话题。借鉴美国综合灾害应急管理体制演化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应当从以下五方面着手改革。
林瑜胜
山东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社会保障、宗教社会学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治理需要从基层权力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选择、文化转型融合和社会心理塑造等方面精准推进农村社会治理，提升治理成效。
刘建飞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研究领域:国际战略、大国关系、中国外交、美国外交,著有《美国与反共主义——论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外交》等
与权力、财富等利益相比，意识形态、价值观在国家利益中毕竟居相对次要地位，尤其是在面对涉及国家安全这样的重大问题时，意识形态利益往往被牺牲。所以，国际政治中经常上演不同意识形态国家携手合作的剧目，也有很多相同意识形态国家尖锐对抗的大戏。
胡冰川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中国农业的供给侧改革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一个合理的逻辑是，构建公平合理有效的市场经济秩序，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之手在外部性领域的作用，诸如农业基础设施、农村教育、环境、扶贫等。有道是“救急不救贫”，依附在歧视性补贴之上，农业很难进步，农村很难成长，农民很难富裕。
孔洞一
德国魏玛包豪斯大学欧洲城市化研究所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欧洲各国的住房问题日益成为学界研究焦点。欧洲各国的大都市、大城市，乃至以大学和科研等高端产业为主的城市，房价持续升高。而其房价上涨幅度，威胁到中低收入人群基本住房空间的可支付底线。于是，“可负担的住房”成为一个与所有人有关的社会问题。
韩东屏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研究领域:伦理学、价值哲学、文化哲学、制度哲学,著有《市场经济与人生》等
国际学界关于国家竞争差异问题的讨论，分别有竞争决定论、技术决定论、实力决定论、产业决定论、政府决定论、文化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这七种不同的回答。相对而言，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决定论更有道理。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决定论也有不彻底性。这就是它只猜对了答案，却没说好道理。而对这一不彻底性的挽救，经济学层面的解释已经无能为力，只能靠哲学的原理性论述来进行建构。
张维迎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在那个时代，思想市场被消灭了，没有人可以提出不同意见，所以一个错误可以延续多年，最后导致了那样大的不幸。我要说，未来我们中国如果想避免类似的一些灾难，也呼唤着一个思想市场，也就是学术的自由和平等的讨论。
田先红
重庆大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政治社会学、农村社会学和政治传播学,长期关注信访和农村基层治理问题
罗兴佐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领域:信访与社会矛盾、农村基层政治与治理研究
如果说民众抗争能够影响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基础的话，那也主要是因为国家无法兑现给民众的承诺或者满足民众的具体利益诉求，而并非公民意识的滋长给现存政治体制带来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群众”的逻辑也可能会给执政党和国家带来困境：即国家政权的父爱主义特性要求其不断回应人民的需要，而这将导致国家不断自我加压。一旦因为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使得国家在回应民众需要时有心无力，将可能影响执政党和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基础。
龚为纲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张谦
新加坡管理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通过土地流转塑造大规模经营主体，比如家庭农场和农业工商企业，正是一个国家在农业领域重新寻找接应农业政策代理人的过程，在小规模散户与国家交易成本无限大的背景下，家庭农场和工商企业正是顺应了一系列有关农业现代化、粮食安全的政策执行的需求，而顺利地在国家和各级政府的扶持与推动下，成为与国家利益相一致的执行国家农业政策的代理人，这个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式出现的代理人群体的兴起过程，正好就是中国农业资本主义的转型过程。
包毅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亚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是一个国家构建与政治体系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各国不仅要解决权力结构体系的“去苏联化”和本土化问题，还要处理民族国家构建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政权的世俗化等诸多问题。独立与转型20余年来，中亚五国在三权分立原则的基础上构建了符合本国发展状况的权力结构体系和政治系统。但由于多数中亚总统制国家尚未经历正常的政权轮换，其宪政民主体制没有完成制度性巩固。因此，尽管这些国家的总统拥有无人撼动的政治威望，但伴随领导人步入“老人执政”时期，政治权力体系的结构性与制度性矛盾也日渐凸显，并有可能在后“老人执政”时期对政权稳定构成现实威胁。
刘志勤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在人类史上，由中国首次提出了推动世界经济的最全面的，最完整，最综合的中长期发展计划，而且这个计划得到世界最主要经济体的认可与支持。除此以外，这次会议还邀请重要的发展中国家，让这些国家有机会参与世界经济治理的重大决策过程。
驻希腊经商参处
7月15-16日,驻希腊使馆经商处一行赴希腊安德罗斯岛（Andros）考察调研,就该岛与中国开展经贸合作以及与中国城市结交友城进行考察调研。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