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王祎楠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
由于精神病人一般需要日常看护，家庭至少要再减少一位看护精神病人的劳动力。劳动力的减少与沉重的治疗费用分别从两个方向挤压一个原本并不富裕的家庭有限的经济资源，导致家庭能力的弱化，造成大量“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
陈少强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资源环境研究中心主任
姜楠楠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基于我国的现实情况，短期内全面推进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条件尚不成熟。而从财政事权入手，既能利用起财政在其他领域，如预算制度、税收制度、财政法制化改革等方面创造的良好条件，又能从根本上破解改革发展面临的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财政转移支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诸多现实难题，还能为全面推进事权划分改革奠定基础、创造条件。因此中央政府另辟蹊径，选择从财政事权改革入手从而推进“大事权”改革。
龚雪
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项目高级分析员
除了对中国与区域国家关系和其区域战略影响力的负面冲击，南中国海主权纠纷也让中国一些雄心勃勃的区域经济整合计划如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蒙上阴影。这些计划需要许多东南亚国家的参与及合作。
史安妮
乔治城大学外交事务学院亚洲事务研究方向硕士、曾任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韩磊的研究助理
各国都免不了常常面对利益冲突，而国家领导人如何在利益冲突中作出抉择，道出了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中方一味“袒护”朝方目前已远远弊大于利，中方的抉择应该是明朗的了。
陈吉宁
环境保护部部长
实施垂直管理制度改革，是实现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支撑。环保垂直管理制度改革，改体制、调机构、动人员，不只是机构隶属关系的调整，也涉及监测、监察、执法、许可、审批等环境治理基础制度的重构。全面落实垂改要求，将有力推动地方环保管理体制创新、明晰职责、完善制度、配套政策，提高环境管理的整体效能，提升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俞仲文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
现代职教体系不仅包括了职教内部以及普职教育板块之间相互贯通、相互连接的学制上的现代化，更重要的是职业教育核心内容上的现代化：这个核心内容就是按照怎样的标准和怎样的要求来打造一支优秀产业大军。
韩福国
复旦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城市治理比较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组织转型与信息沟通、政党建设、阶层流动,著有《民营经济制度变迁中的工商联:组织的双重代理》等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民主？在当前社会变革的背景下，中国民主建设的宗旨是什么？如何操作化已有的中国各种民主制度？或者说，我们经常在文件中看到的宏大的民主议题，是否有具体的可操作化的程序提供保证？
熊丙奇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著有《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等
从长远看，我国基础教育，要全面消除“唯分数论”，扭转“考什么就教什么，教什么就学什么”的应试局面，还需要按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所提到的“考试招生相对分离”深入推进中高考制度改革，落实学校的自主招生权。
陈平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等
实际上，“民国”或“民国大学”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美好。当一个学术领域转化成公众感兴趣的话题时，必定基于对当下处境的反省与批判。人们之所以热衷于谈论蔡元培等“民国校长”，是用来比照、衬托、反省今天的中国大学。这种论述方式，对当下中国的校长们是不太公平的。
李志青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近期“林张之争” （林毅夫和张维迎的争论）成为经济学界的一道风景线。有关产业政策的去留，关键不在于“要”与“不要”，而是在于评估。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项产业政策的评估大致有3个视角，即实证的视角、规范的视角、利益的视角。如果说，一定要回答上述“林张之争”的话，那么，我们的答案就是：绿色发展需要的是产业良政。
薛理泰
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员,研究领域:台湾问题、朝核问题、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等,著有《中国军事决策机制及台湾冲突》等
在南海，中国在战略上已经取得了胜利。在现阶段，应该巩固阶段性的成果，见好即收，而不应陷入强国联盟对中国军事摊牌的局面。否则，一味追求躁进、膨胀，难免全盘皆输，留待后人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了。
孙向晨
复旦大学核心课程委员会主任、哲学学院院长教授,研究领域:西方哲学史、政治哲学,关注通识教育与大学教育改革
从理想层面来讲，通识教育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先，培养一个健全的人。 第二个层次，通识教育重视跨学科视野以及终身学习能力的培养。 第三个层次，通识教育要培养一个公民在社会上用来表达自我所必备的技能
徐光辉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区
发达国家思政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理性的、有道德的公民，在教育上主要采用融入学生生活的思政教育模式，注重实践的思政教育模式以及与宗教教育相结合的思政教育模式。
张志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在我们看来，或许历史也还有另外的可能性，那就是鉴于皇帝制度种种历史不合理性，我们推翻它的目的，应该是为了解决旧体制所无法解决的历史难题，而那种对现实中的旧体制的改造，却连同体制背后的原理也一同否定的激进态度，其后果将势必使得对中国问题的解决，无法保证其始终是在中国规模上的解决，从而带来真正的中国危机。
董石桃
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欧洲参与式预算兴起的主要目标是缓和社会各阶层的冲突，推动地方政府决策民主化发展，以及充分回应民众的需要，其基本模式包括：法国的民众和市政府共享决策权的商讨模式，德国的行政部门控制下的优化决策模式，西班牙的“联合参与”模式，意大利的调整的阿雷格里模式。欧洲参与式预算四国的总体性考察表明：参与式预算的推进主要受政党、联盟及社会网络自我组织能力、参与式过程中组织“设计”元素、官方实施试验的行政和财政能力四个方面因素的影响。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
在讨论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横在中国面前的大坎儿的当下，与其过早议评“中国模式”，不如居安思危、防患未然地强调“攻坚克难”——一句话：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完成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和管理体制“两个转变”大方向上正确的“中国抉择”上来！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