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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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舒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社会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
社会政策的创新发展是助力城镇化的一大引擎。从浙江临安的经验来看，全域、统合和均等化“三位一体”的视角已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社会政策的最新本土理念，在内涵、项目和机制三个层面的创新也日渐形塑了民生福利城乡统合发展的临安“中国经验”。这一社会政策创新的地方经验本质上具有与理论对话的可能，唯此才能找准其时代走向，即积极社会政策的本土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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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学勤
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亚洲研究专业硕士,香港中文大学金融MBA
特朗普是政界的门外汉，即便他在政策辩论上落于下风，支持他的选民可能还是会认为，不懂政策的特朗普，才是政坛亟需的新鲜力量。希拉里熟知政策，如果她侃侃而谈，并不太可能赢得加分，但是她出现任何失误都可能造成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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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曙光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湖北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人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
中国道路的成功，不能不说明我们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不能不说明这条道路的内核——文化精神和价值观是正确的，不能不说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管用的，不能不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是对路的。中国道路的成功使我们有资格、有理由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保有信心，并且“理直气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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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祖辉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研究领域: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产业组织与制度企业管理、土地经济管理
本文回顾与评价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业供给侧结构的三次重大调整与改革，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农业供给不足下的改革；八十年代中期农业供给结构单一下的调整；九十年代中后期农业供给过剩下的农业战略性结构调整。同时，本文阐述了农业供给侧的基本特点，指出我国农业供给侧问题的实质是农业供给侧制度变迁的滞后，并从改革的角度，对当前我国农业供给侧的结构调整与改革，提出了思路和深化改革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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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教授,中国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主要代表学者,研究领域: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史等
中国经历的巨大变革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如何看待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形成的政治体制与发展模式？它是从何演变来的？用什么政治学理论来解释这种体制与结构？它的优势与弱势何在？它在未来将面临什么挑战？什么样的新权威主义体制才是具有可持续性并能成功地向新文明推进的良制?本文从新权威主义这一理论角度，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及发展中的相关问题尝试提出一种宏观的解释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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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明安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宪法、国家赔偿法、公务员法、公法导论、软法、信息产业等,著有《行政法学》等
本文研究供给侧改革与信访立法的关系，主要探讨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供给侧改革对信访立法提出了什么样的需求，或者说供给侧改革导致了或将可能导致哪些社会问题需要通过加强信访立法来进行规范，引发了或将可能引发哪些社会关系需要通过加强信访立法来进行调整？其二，信访立法作为对社会的一种制度供给，其本身应该进行怎样的结构性改革，才能适应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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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丹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讲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
中日双方国力彼消我长之态势业已形成，只要中国在保增长、调结构和进一步深化改革等方面不停步，继续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并通过中美关系来管控中美之间的“竞合”关系，谨慎应对和化解日本风险，中国将能够继续保持当下的国力上升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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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梦夏
Larisa Smirnova
莫斯科大学政治学博士,法国国家行政学院、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双硕士
国际人口迁移已经吸引了空前的公共关注。除了欧洲严峻的难民危机外，“绝望孤狼”恐怖主义现象近期也在许多国家更频繁地出现，袭击者经常是移民。这也许不幸地证明了，移民问题可以造成道德、心理与精神方面的困境。基于我的经验，为了创造一种良性的移民循环，移民政策应该优先考虑渴望并有能力成功融入的自立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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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佳
外交学院国际法系讲师、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外交学院分中心研究员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争端解决机制的强制性体现在“强制仲裁”方面，即当争端当事方无法从四种争端解决模式中做出共同选择时，仲裁程序便作为“剩余方法”得到启动。不过，“强制仲裁”并不能够在所有场合中适用，《公约》对它施加了各种条件限制。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国家似乎并不青睐“强制仲裁”，特别是在仲裁庭不顾《公约》的规定大大扩张其管辖权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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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旸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讲师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我国的重要发展战略，其意义可被理解为综合性海权利益的保障。“海权”应被视为拓展海上商贸、获得外国市场特权而造就国家富裕和强盛的合力。对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理解不应局限于经济外交战略，海上通道安全、海上安全危机管控及与沿岸国家的海上合作等亦应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关键性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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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巍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研究领域:美国外交及中美关系
“特朗普现象”的正面意义也值得被严肃地看待:“特朗普现象”至少是一次美国资本主义制度面临问题的自我暴露；也是美国社会继2008年之后试图实现制度变革的再次尝试。这种内部问题的及时暴露与自我革新的动力，恰恰是维持美国长期竞争力的根本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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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著有《影子里的中国》等
近年来，经济上的合作并未消除亚洲国家对中国的种种疑虑。中国同一些国家的关系并未发展到了制度化的程度，特别是在有关战争与和平的领域。冷战的结束表明中国面临一个极好的机会来调整和东亚国家的关系。战略调整是否成功取决于多种因素。随着国力的增长，中国必须调整自己在国际政治特别是亚洲政治中的角色，否则既对自己不利，也对其他国家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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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盛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国际关系理论史、国际伦理、中国外交战略、朝核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研究,著有《理解中国外交(1949-2009
民族复兴进程中的国家身份探求》等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不喜欢美国已经众所周知，近来他的疏美言行似乎在进一步加码。这种言行让菲律宾的亲美派和美国十分担心，但毫无疑问它最符合菲律宾的利益。独立的外交政策意味着菲律宾拥有更加独立的地位，首要考虑菲律宾而不是美国的利益，同时在中美间保持更加平衡的立场而不是无条件依附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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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景石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领域:比较制度分析、现代日本经济、日本近代经济史
如果只是盯住钓鱼岛等容易直接政治化的问题，中日关系乃至东北亚便会陷入无解死局。这不仅会拖累中国跨越帕米尔高原向西开放的步伐，而且会影响中国在东北亚乃至亚洲的领导力的形成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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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平学
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研究领域:法理学、行政法学、政治学、法经济学等,著有《宪政的经济分析》等
人民代表是代表机关的主体，代表的产生是人大制度的逻辑起点，因而代表的选举产生机制构成人大制度的前提和基础，完善人大制度首先应当关注代表选举产生机制的完善。我国人大代表的选举产生机制存在着若干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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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维翊
北京市天铎律师事务所律师
辽宁省的省级权力机关—— 辽宁省12届人大及其常委会，自523名省人大代表资格终止之日和38名省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相应终止之日起，已不复存在。为应对新中国宪政史上，省级权力机关从未出现过的这种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才创制性地决定成立辽宁省12届人大7次会议筹备组，以代行不复存在的辽宁省人大常委会的部分职权，从而解决了这一宪政问题。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