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魏晓娜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证据法,著有《刑事正当程序研究》等
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构建有效的审前分流机制，以实现对审判案件总量的控制；进一步分化审判程序，引入协商程序，改进速裁程序，拉开各程序之间的繁简差距，提高程序的针对性；引入“程序激励”机制。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要对该制度对我国刑事诉讼原则、证据法和司法体制可能造成的冲击和风险保持清醒的认识并构建相应的防范措施。
张卓明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人权与法治理论、司法原理
人民不能脱离民主机制而存在。人民意志的实现，有赖于法治保障下的民主机制。首先，要保障人民的言论自由，畅通信息交流和舆论监督的渠道，为选举活动的开展创造条件。其次，尽可能地把选举活动纳入法治轨道，使选举过程制度化、规范化。最后，应加强司法机关的权威和能力，让司法在规范和监督选举活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萧功秦
中国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主要代表学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历史系教授、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研究领域: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史等,著有《儒家文化的困境——近代中国士大夫与西方挑战》等
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既不是经由西方古典奴隶制的路径，也不是简单地经由亚细亚生产方式所指的东方专制主义的路径。中国文明并没有经历奴隶社会阶段，猴山上的强者与弱者之间自然形成的保护与效忠关系，可以解释夏商时代早期国家是如何形成的，西周分封制则是在“猴山庇护制”基础上演变而来，秦汉中央集权则是分封制国家解决战争困境的产物，所有这一切都与奴隶制无关。
陈建伟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育与开放经济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教育经济与管理博士
苏丽锋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育与开放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人口增加并不必然意味着人力资本增加，如何通过扩大教育规模来提高人力资本积累一直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大课题。尽管中国已经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新进入劳动力市场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经超过了13年，但这是在低投入低成本的条件下实现的规模扩张，教育质量一定程度上被忽视。未来人力资本积累政策的重心，应当是以改善教育质量为核心、兼顾扩大规模的政策。
邱均平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信息计量与科学评价、知识管理与竞争情报、网络计量与信息管理、经济信息与企业战略
汤建民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随着近年来国家对新型智库建设的高度重视，全国范围内的智库建设和智库研究发展极为迅速。鉴于在智库实践和智库理论研究方面涌现出来的迫切需求，笔者从期刊论文、博硕士论文、报纸论文、会议论文、学术专著等5种理论研究成果出发，系统地梳理和分析了中国新型智库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和趋势。
史静寰
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学、教育史、国际与比较教育、教师教育等
质量治理是个系统工程，学情调查只是其中的基础性工作之一。质量治理强调：承认和面对多种质量主体和客体的存在，综合考虑影响质量的多种力量与要素，厘清相互关系和作用机制，形成质量标准和评价方式上最起码的共识与共行。在中国社会转型、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全面推进的今天，从质量治理的视角出发，我们才有可能超越具体问题的阻隔，跨越不同学科的分野，形成学术研究、制度建设与实践改进的有机结合和整体推进。
张中原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从人性内在的恶性与善性、共性与个性及非理性与理性之间“二元”矛盾维度出发，透视人性“重心”的“偏移”，这不失为一条理想路径，并为重建教育人性化的平衡系统指出新路径。据此，教育实践应奠基于人性之上，立足人性的非理性发展其理性，根植于人性的共性发展其个性，确立以恶为参照系超拔至善的愿景，以期复归人性内在维度间的张力与平衡。循此路径，教育实践才能圆融人学旨归，实现教育人性化。
刘正良
国家城市品牌提升项目组副组长
常量
国家城市品牌提升项目组副组长
城市品牌是城市生态形象、文化形象、经济形象、政府形象，综合实力的客观展示。它既是城市内部人员对城市的真实感受；城市外部人员对城市的认知印象；又是影响城市发展、竞争力提升和居民幸福指数提高的重要因素；是促进城市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加快发展，科学发展的一大动力。
陈柳钦
中国城市管理研究院院长、研究员,中国城市报社副总编辑
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城市的资源总是十分有限的，每一步规划，没有城市利益相关者的积极参与以及最广泛参与，规划就可能会因为缺乏客观、科学因素而成为“负规划”。因此，城市规划，应该力避一把手拍脑袋就决策的传统模式，尽可能让广大市民参与到城市公共规划中来。
魏民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东亚系列峰会9月6日在老挝万象拉开帷幕，这一系列领导人会议均是地区不同国家围绕与东盟的对话展开的，因而东盟这几天备受外界关注。东盟从自身一体化开始，并在随后几十年的地区形势演化中确立了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但是近年来随着国际形势和地区格局的变化，东盟的“中心地位”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露西•凯拉韦
《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罗伯特•恰尔迪尼著有迄今最畅销的行为心理学著作之一《影响力》(Influence)。他的新作《预说服》(Pre-Suasion)在近期出版，他在书中主张，人们花了太多时间为他们所要传达的信息本身苦恼，却对信息传达之前紧邻着发生的事情不够上心。
武寅
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
学习研究中国国际关系新理念及其实践，不仅能为我们分析解决国际问题提供新的路径，而且对于凝聚共识、提高研究质量和资政水平，把日本研究和中日关系研究不断引向深入，也将起到非常有益的作用。
牛海彬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助理
经济议题是G20的主要议程，也是巴西新政府的关键挑战，特梅尔总统在G20峰会上需要清晰阐释新政府应对巴西经济问题的战略与政策主张。
李春发
天津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张振超
天津理工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目前我国的经济、社会体制都处于转型之中，公共组织在其中起到主导作用，因此构建一个高效、规范运行的公共组织关系着我国社会转型的成败。而控制公共组织运转过程中的机会主义行为是保证其规范运转的关键。因此有必要对公共组织的运作进行行为控制，而委托代理理论能够控制公共组织运作中的行为，并提出具体的控制策略。
王新萍
人民日报社驻外记者
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指出，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平等为基础，更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新现实，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中国倡议适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得到各国专家学者的好评。
詹姆斯·罗宾逊
James A. Robinson,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校聘教授
第一，从理论视角来看，有充分理由相信产业政策可以在促进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第二，显然能找到某些案例，证明产业政策确实发挥了这样的作用。第三，针对所有这些案例，也都能找到其他反例，表明产业政策失败了，甚至阻碍了发展（当然这种反事实论证是很复杂的）。第四，成功案例与失败案例之间的区别在于政策的政治角力上。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